加沙地帶硝煙未散、伊朗核設施廢墟尚有余溫，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于2025年7月7日在白宮藍廳的私人晚宴上，向美國總統特朗普遞交一封提名其角逐諾貝爾和平獎的信函。

（此刻，相信加沙那些在以色列的炮火中失去生命的冤魂，會發出憤怒的吼聲。）

這場景，充滿戲劇性，也將當代國際政治中最荒誕的一面呈現在世界面前——以轟炸締造"和平"的戰爭策劃者，竟被披上"和平締造者"的圣袍。

在推薦信中，內塔尼亞胡盛贊特朗普"在一個又一個國家締造和平"，提名理由包括推動《亞伯拉罕協議》、斡旋伊朗停火以及空襲摧毀伊朗核設施等"和平貢獻"。

然而，當兩位領導人舉杯慶祝"和平成就"時，加沙地帶已有超過5.7萬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軍轟炸中喪生，伊朗核設施上空仍飄蕩著放射性塵埃。

這種將慘絕人寰現場直接轉化為頒獎舞臺的政治操作，不僅暴露美以政客對生命的極端冷漠，更標志著強權政治對"和平"概念的徹底篡改與褻瀆。

內塔尼亞胡提名特朗普的核心依據，是其在任期間推動的《亞伯拉罕協議》以及近期對伊朗的軍事行動。

2020年9月簽署的《亞伯拉罕協議》確實促成以色列與阿聯酋、巴林等阿拉伯國家的關系正常化，這一外交突破曾多次使特朗普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

該協議刻意繞開巴勒斯坦問題，將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權益作為交易籌碼，以犧牲一個被占領民族的基本權利為代價，換取以色列與海灣國家的關系正常化，這種"和平"不過是"阿拉伯專制政權與以色列占領者之間的權貴聯盟"，與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事業毫無關聯。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提名信中列舉的另一個重要"功績"——斡旋伊朗停火與空襲核設施，本質上就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戰爭行為。

2025年6月22日凌晨，特朗普未經國會授權，下令6架B-2隱形轟炸機對伊朗福爾多、納坦茲和伊斯法罕三處核設施發動襲擊，投下專為摧毀地下設施設計的GBU-57"地堡克星"鉆地彈。

這場被國際社會普遍譴責為違反《聯合國憲章》的侵略行動，不僅導致伊朗核問題急劇升級，更直接引爆持續12天的以伊戰爭。

頗具戲劇性的是，就在空襲前幾天，巴基斯坦政府剛提名特朗普角逐諾貝爾和平獎，表彰其在印巴沖突中的"調停貢獻"；空襲后，巴國內輿論嘩然，宗教大黨伊斯蘭教士聯合會甚至提交決議要求撤回提名。

從"和平使者"到"戰爭狂人"的角色轉換，在數日內完成，充分暴露特朗普外交的實質——武力威懾下的強權政治，根本與和平理念背道而馳。

當內塔尼亞胡在白宮藍廳將提名信莊重遞交給特朗普時，以色列對加沙地帶的軍事行動已持續21個月，造成至少5.7萬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這場始于2023年10月7日的沖突，已將加沙地帶變為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監獄與集體墳場。

就在內塔尼亞胡啟程前往華盛頓前夕，以軍剛完成對加沙中部努賽賴特難民營的轟炸，有照片顯示，被炸后的難民營只剩下一片廢墟。

更令人不安的是，特朗普政府在這場人道災難中扮演的角色。

白宮新聞秘書卡羅琳·萊維特聲稱"總統目前在中東的首要任務是結束加沙戰爭"，但事實上，美國從未停止對以色列的軍事援助。

特朗普在晚宴前甚至公開表示："永遠不會離開以色列，以色列的防御仍然非常重要"。

這種口頭呼吁和平與實際支持戰爭的矛盾，充分說明美以關系的本質，所謂"調停者"實為共謀者。

中東媒體評論稱："以5.7萬巴勒斯坦人尸骨為背景板，給戰爭策劃者戴上和平桂冠，這種操作暴露出對生命的極致冷血！"

值得注意的是，加沙戰爭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特朗普中東政策的必然結果。

2024年初，隨著拜登與內塔尼亞胡關系惡化，美以就迎來所謂"攤牌時刻"。

特朗普再次上任后，他迅速放棄前任的有限批評立場，全面擁抱內塔尼亞胡的軍事戰略。

2025年4月，特朗普突然宣布美國將重啟與伊朗的核談判，一度讓以色列的軍事計劃陷入停頓；但兩個月后，他卻親自下令空襲伊朗核設施，與以色列完成"戰略同步"。

這種反復無常背后的邏輯并不違和，將中東作為展示強權的舞臺，將和平作為軍事威懾的裝飾品。

內塔尼亞胡對特朗普的提名，表面上是對"和平貢獻"的表彰，實則是一場精明的政治交易。

通過這出"諾貝爾秀"，內塔尼亞胡既回報特朗普在伊朗行動上的支持，又為后者2026年大選提供"外交成就"的宣傳素材；而特朗普則借此向國內展示其"強勢外交"的有效性，鞏固保守派選民基礎。

在這里，和平獎已異化為政治利益的兌換券，與諾貝爾遺囑中"促進民族和睦，增進國際友誼"的初衷相去甚遠。

然而，這種工具化操作并非首次。

2025年6月，巴基斯坦政府也曾提名特朗普，表彰其調停印巴沖突的"貢獻"；而特朗普則投桃報李，在伊斯蘭堡最關心的阿富汗問題和克什米爾問題上展現靈活姿態。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巴基斯坦陸軍總司令阿西姆·穆尼爾元帥訪問白宮時，直接呼吁提名特朗普獲獎，而特朗普則"意外"地在穆尼爾訪問期間宣布向巴出售F-16戰機升級包。

按照創始人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的遺囑，和平獎應授予"為促進民族團結友好、取消或裁減軍備以及為和平會議的組織和宣傳盡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貢獻的人"。

事實上，強權政治的現實使得委員會屢屢陷入"政治正確"的泥潭。

2019年授予埃塞俄比亞總理阿比·艾哈邁德，2020年授予世界糧食計劃署，都被批評為回避重大地緣政治矛盾的綏靖之舉。

如今面對沾滿鮮血的提名，諾貝爾委員會的選擇將成為檢驗其道德勇氣的試金石——是屈服于強權的"現實政治"，還是堅守和平主義的初心？

內塔尼亞胡與特朗普的這出雙簧戲，最深刻的危害在于對"和平"概念的徹底篡改。

傳統意義上的和平，沒有戰爭的消極與正義得以伸張——已被替換為"強權主導下的服從狀態"。

在這種新邏輯下，轟炸伊朗核設施可以被稱為"預防性和平行動"，持續封鎖加沙被美化為"維持穩定的必要措施"，而將巴勒斯坦人驅逐出家園則被包裝為"沖突解決方案"。

語言在這里成為暴力的幫兇，"和平"淪為掩蓋壓迫的遮羞布。

這種語義顛覆有著深厚的理論淵源，統治階級不僅依靠暴力維持權力，更通過塑造社會共識使壓迫關系顯得自然合法，特朗普與內塔尼亞胡的操作正是這一理論的完美例證。

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如果抵抗占領，就是"恐怖分子"；而以色列的集體懲罰則成為"自衛權"的正當行使。

在這種扭曲的話語體系中，諾貝爾和平獎有淪為"強權認證章"的危險。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國際社會對這種篡改的默許，阿拉伯國家在《亞伯拉罕協議》后的沉默，歐洲對加沙人道危機的回避，乃至聯合國對伊朗空襲的軟弱回應等。

當內塔尼亞胡公然將特朗普包裝為和平天使時，國際社會的反應不是憤怒的譴責，而是謹慎的觀望與算計。

這種集體道德麻痹，比任何單方面的暴行都更令人憂心。

面對這場政治荒誕劇，我們有必要回到最基本的問題：什么是真正的和平？

挪威諾貝爾研究所長蓋爾·倫德斯塔德曾指出，和平獎應該表彰"使世界變得更安全、更美好的努力"。

以此為鏡，特朗普的中東政策正好相反——撕毀伊核協議升級地區緊張，空襲伊朗引發戰爭風險，無條件支持以色列的占領政策。

將和平獎授予這樣的記錄，無異于承認屠殺可以獲獎，侵略能夠載入史冊。

1973年，美國務卿基辛格與越南領導人黎德壽因結束越戰獲得和平獎，而戰爭實際上又持續兩年；

1994年，以色列總理拉賓、外長佩雷斯與巴解組織主席阿拉法特因奧斯陸協議獲獎，而巴勒斯坦問題至今未解。

這些先例表明，過早獎勵未實現的和平，反而可能固化不公正的現狀。

如今，特朗普的提名走得更遠——不是獎勵未實現的和平，而是直接將戰爭重新定義為和平。

（圖片來源于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