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Fanny Howe

譯者：Issac

校對：易二三

來源：Criterion

（2021年1月26日）

拉莉薩·舍皮琴科于1938年出生于烏克蘭東部。她的母親是一名老師；她的父親離家，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她的母親獨自撫養她和她的兩個兄弟姐妹，拉莉薩一從學校畢業，就前往莫斯科學習電影制作了。她那時十六歲，很清楚自己未來要從事什么。

拉莉薩·舍皮琴科

她進入了莫斯科電影學院（VGIK），當時安德烈·塔可夫斯基還在那里學習。第二次世界大戰永遠銘刻在蘇聯兒童的腦海中，他們目睹了這場戰爭的暴行，或者在戰爭的影響下生活。

1953年約瑟夫·斯大林死后，文化開始解凍，他們開始能夠在電影和文學中表達他們所看到的，并以這種超越政治和心理學的方式對其進行分析。

在電影學院，舍皮琴科找到了她的導師亞歷山大·杜甫仁科，一個早期蘇聯電影界的重要人物。戰后在歐洲各地拍攝的現實主義電影，讓人們得以窺見一段女性擁有或期待更多的時代。我們還在攪拌面糊，抖動掃把，把床單翻過來。（最后一代目睹這一切的孩子幾乎要消失了。）但是舍皮琴科注定要經歷更多。

《上升》片場

從她的第一部長片，也是其畢業作品《熾熱》（1963）開始，她就獲得了認可和獎項。之后，她又拍了三部長片——《翱翔的女飛行員》（1966）、《你和我》（1971）和《上升》（1977）——此外還拍了兩部學生短片、一部選集電影的片段和一部電視電影。

她最偉大的作品都有一種驚人的親近感：《翱翔的女飛行員》講述的是一個前戰斗機飛行員的故事，她曾經在空中欣喜若狂，現在卻因為回到了普通的地面上當了一名學校校長而變得呆滯；《上升》是一個戰時的寓言故事，其嚴酷的冬天景色讓人物的苦難得到了可怕的解脫。在這兩部作品中，雪和云的白色凸顯了人物的困境。

《上升》還因其基督教象征意義而特別令人難忘。在斯大林關閉了基督教教堂后，烏克蘭的宗教活動大體上源自于東正教教堂。在許多蘇聯戰后作品的背景中，基督教的遺跡依然存在，模糊而破碎。你甚至可以在八十年代最世俗的電影人的作品中看到這一點；舍皮琴科在后來的生活中發現了一種傾向于神秘主義的靈性，她并不認為自己關注的是宗教。

高大、黝黑、美麗的舍皮琴科嫁給了偉大的導演依萊姆·克里莫夫（他的《自己去看》如同《上升》一樣，躋身于偉大的戰爭電影之列），并生下了兒子安東。她不斷地受到疾病和意外事故的干擾——她在發熱期間患了肝炎，有時病得厲害，她不得不在擔架上執導電影；在拍攝《未知時代的開端》（1967）時，她摔倒了，脊椎嚴重受傷——但她毫不猶豫地和演員、工作人員一起挑戰極限。她在極冷的天氣里拍攝了最后一部電影。舍皮琴科對死亡有一種持續的恐懼，這使她既迷信又愛幻想。她在41歲時死于一場車禍。

《上升》的故事改編自1970年瓦斯里·貝科夫的中篇小說《索特尼科夫》。這是一個簡單而永恒的故事：兩個蘇聯游擊隊戰士脫離了自己的部隊；他們迷路了，受到風雪的沖擊。

影片開場是一片空曠的白色田野，慢慢地展開成一群士兵，他們站了起來，隨身攜帶著他們的物品。

不久之后，故事的利害關系就確立了：槍響如鐘。人們摔倒、奔跑；一個人轉身回擊，擊中了一個人，其余的人則爬向小山和樹林。在這次撤退后，瑞巴克（弗拉基米爾·戈斯丘辛 飾）和索特尼科夫（鮑里斯·普洛特尼科夫 飾）離開隊伍去尋找補給和食物。

兩個人中較強壯的瑞巴克識路，較孱弱的索特尼科夫則跟著他。他們去到一間房屋，瑞巴克滿懷深情地回憶起曾經在這個屋里和他共度一夜的那個女人。現在房屋成了灰燼、廢墟，瓦礫中的床破爛不堪。瑞巴克是一個溫柔的人，他喜歡把生活看成是他能控制的東西。索特尼科夫害怕這個世界。他們一起用手捧著干覆盆子吃。

他們穿過越來越深的積雪，朝其他的房子走去。有一次，他們遇到了一個賣給納粹的老人——索特尼科夫在那之后被槍傷了腿。過了一會兒，他們破門而入，發現三個饑餓的孩子正等著媽媽回家。 媽媽 回來了。 她態度粗暴，充滿敵意，但當兩個游擊隊戰士聽到德國人喊叫著，帶著槍來的時候，她讓他們 躲在她的閣樓里。 納粹分子野蠻地占領了這所房子，迅速而肆無忌憚，母親被拖離她的孩子，和兩個士兵一起被扔到雪橇上，然后被帶到德國人占領的軍營。 孩子們的哭聲漸漸消失在遠處。

在他們的最后一站，索特尼科夫和瑞巴克被帶到一個與德國人勾結的當地軍官面前，這個軍官臉上掛著虐待狂式的下流微笑。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拒絕合作的索特尼科夫身上。相反，瑞巴克為了自保什么話都會說。對方用手術工具來對付索特尼科夫，這個熟悉的酷刑場景讓人想起每一個受害者的死亡，他們已經超越了歷史的模式，成為犧牲品。

在《上升》中，我看到了舍皮琴科對邪惡之源的不懈探索，以及尚未泯滅的非凡的現實的微光。我想象著她站在巨大的電影制作設備旁，在身體和面部以及周圍的環境中尋找意義——一種面對人類所有復雜性的動力。

瑞巴克試圖讓他的同伴活下去時表現出的善意被他自殺未遂后的憤怒和心碎所抵消；他漸漸變得像英格瑪·伯格曼鏡頭中的一個可愛但愚蠢得可悲的男人。在《上升》中，舍皮琴科從驚訝的角度觀察，鏡頭是她的工具，它在問：發生了什么？她用它來揭示戰爭時期常見的道德混亂的痛苦。

最終，索特尼科夫和瑞巴克被拖到一個黑暗的地下室，然后被留在了那里。另外三名囚犯——先前的老人和母親，以及一個年輕的猶太女孩——也跟隨其后，在這個黑洞里，這五個人都獲得了驚人的熟悉的特征，因為他們讓我們想起了我們之前見過的照片。

我想起了倫勃朗的那些黑暗的《圣經》里的人物，他們模糊的面容，還有解放那天集中營里的寂靜——他們的臉上蒙著陰影，眼睛里充滿了苦澀的希望。舍皮琴科觀察并拍攝她的角色，尤其是他們的臉，作為宗教繪畫、圖標、奇跡故事和詩歌傳統的復制品。

從索特尼科夫中槍，到被折磨后關進地窖的那一刻起，他就因為失血過多而變得虛弱。但在他的臉上，有幾處開始顯示出他在世俗和神圣的意識之間搖擺：一個是他用一根棍子打落樹枝上的冰，另一個是他的臉從雪地上仰望天空。

在這兩種情況下，畫面都在問：人值得被拯救嗎？為了什么？索特尼科夫的臉是一個落在雪地里的肉圈，只剩嘴唇、眼睛、嘴巴，就像一個從天空扔下來的外星人——一個胚胎，無限地粘在時間上。他的表情表明他已看到了來世。索特尼科夫對當局試圖打破他意志的反抗，逐漸被視為一種犧牲行為。（在挑選索特尼科夫的演員時，舍皮琴科特別想找一個像基督的演員。）

《上升》的故事發生在白俄羅斯，納粹大屠殺的發生地。當時人們為了生存而通敵是很普遍的，納粹對農民和猶太人的屠殺也很頻繁。在舍皮琴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這個世界就發生了這種事。她的電影在生存和另一個終極問題之間轉換：為什么要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里？

《上升》不僅拍攝了各種各樣的積雪，也涉及各種各樣的宗教體驗。雪弄瞎了你的眼睛，鉆進了你的靴子，凍住了你的手腳，凍壞了你的嘴唇，讓你遲緩下來。在影片中，這里沒有筆直的道路，部分原因是雪幾乎抹去了所有道路或停車的痕跡。動作發生的地點要么已經被燒為平地，要么即將被燒為平地。

有一種綜合癥叫做「視雪綜合癥」，患者的視野中到處都是白點，就像我們在模擬屏幕上看到的「雪」一樣。視雪，你所能看到的，基督的臉就像樹的形狀一樣容易找到——這是鏡頭快速一掃之后的圖像，變成我們在繪畫和電影中看到過的凹陷的臉。

以類似的方式，觀眾在《上升》中令人生畏的雪景中尋找生命和意義的跡象。在整部電影中，有垂死的基督，蒼白的殉道者，純粹虛無主義的痕跡。沒有什么能拯救或啟發這兩個士兵。他們的面孔和行為是歷史上有過的面孔和發生過的行為的縮影。

《上升》片場

上世紀九十年代，當我第一次在倫敦看這部電影時，我仍然對俄羅斯和蘇聯的許多文化著迷：它的詩歌、小說、社會改革、作曲家以及對永恒真理的不懈追求。我沉思著位于世界之巔的地理位置的怪異，它包含了好幾個時區和如此多的民族歷史。

我不知道為什么，但這種激情在我如此年輕的時候就襲來了，于是我在大學里主修歐洲歷史，專注于研究俄國革命。這可能是因為我父親在1943年參軍，離開了兩年半。他回來后更喜歡他遇到的蘇聯人而不是英國人。

盡管舍皮琴科經常生病，但在《上升》片場最寒冷的日子里，她都在場。在寒冷的環境中拍攝非常辛苦，但她的演員和工作人員一直陪伴著她，試圖解釋在她生命的頭幾年里席卷世界的暴行。舍皮琴科說：「全球災難的印象在我童年的腦海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有人說上帝死于拿破侖戰爭的耶拿；有人說弗里德里希·尼采完成了最后一擊；有人說上帝死在奧斯威辛。有時，我們在石頭或玻璃上看到的是氫彈的影像，或是凝固汽油彈的煙霧，直面這一切實在是太痛苦了。

故事發生在一個墮落的世界里，在那里，這些征兆是不可避免的，但這部電影最吸引我的是基督不屈的存在。它不會消失，在畫面的邊緣有一種神圣精神的感覺，盡管圍繞著的是荒涼的風景、折磨和無信仰。在一部電影中，孩子的微笑是我們唯一能看到的快樂。

耶穌并沒有在升天節期間死去，在我看來，升天節是對來自地面的自由的慶祝：耶穌在盤旋，甚至在地下檢查死者，在他驚人地盤旋在他的朋友之上，然后消失在宇宙中。《上升》中的光和雪與《翱翔的女飛行員》中的光和云相同。它們表明意識在全空間的延續。人類的思想和大氣只知道一件事。上升。

但在地面上的掙扎是《上升》中最難以忘懷的部分。陽光把它的鉑金般的光芒灑在地板和家具上，灑在桌子旁那個穿著西裝的可怕的惡魔身上，他在整理折磨人的工具，那些閃閃發亮的工具被世界各地的醫生所使用。

囚犯的理想主義與挑釁只會讓審訊者笑一笑。當囚犯問他戰前是什么樣子的時候，那人說：「就像你一樣，」囚犯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