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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傷滯留甘南,成董振堂的收容隊隊長,兩遭匪劫靠國軍終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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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王佩章,1911年出生在四川廣漢新白鄉(xiāng)繆家河壩水沱的一個世代農民家中。兄妹七人,我排行第三。1933年我正在成都兵工廠當工人,因為在工廠和工人們傳唱《東北救亡曲》遭到警察局抓捕,于是就請假回了廣漢老家,經連山鄉(xiāng)一位朋友宣傳,決定去川北當紅軍,我經南充步行到達南江縣一個鎮(zhèn)子上,加入了紅四方面軍二十五師七十五團警通大隊,成為了一名紅軍戰(zhàn)士,開啟了我的革命生涯。

臘子口被巨石砸中重傷

1936年8月,已是紅五軍某部警通大隊二中隊副隊長的我隨部隊第三次北上過草地,七天的草地行軍,我們部隊從黃勝關出發(fā)時的118人,到班佑后僅剩92人,總共犧牲了20多人。

在哈達鋪休息了三天,補充了一些干糧,部隊朝岷縣方向進發(fā)了。臘子口是甘南較大的一座山的門戶,也是我軍必經之地。過去這里從來沒有什么駐軍,去年中央紅軍經過這里后,國軍駐天水的魯大昌奉命派部隊把守這個通往草地的關口。



軍閥魯大昌

出發(fā)前我們沒有聽說山口有什么軍隊那天中午休息后進山時,走到山口,抬頭一看,山高溝深,兩山夾一溝,站在溝底看不見天,隊長走前邊,我走后邊。峽谷要走很長一段時間才能過得去,路很窄,隊形拉得更長了,隊伍正走著,前面?zhèn)鱽砜诹?“山上有敵人打槍,后邊的跟上。”

我督促大家緊跟前進。話音未落,一塊巨石從天而降,還未來得及躲避,我就被砸在路下三四米處的一個石坎上,當時什么也不知道了,蘇醒過來時,才發(fā)現自己和死人躺在一堆,摸一下全身是血,試了幾下,爬不起來,已經不能動了。



忽然聽見路上有人走動,便用力呼叫:“救人!”下來一看,正好是團里的張參謀。他使勁地攙扶我,身子也起不來。他說:“你的腿有問題,等我去叫人來。”停了一陣,教導員帶人把我抬到軍直急救所,全醫(yī)生給我包扎過后,打了針,王維主任前來看了后,即叫擔架送我到鎖龍鎮(zhèn)總醫(yī)院。

鎖龍鎮(zhèn)是岷縣北面一個較大的鎮(zhèn)子,醫(yī)院住在一個大寺廟里,傷員很多,我的腿在醫(yī)院已做了治理,那里比川西北的條件好,吃的糧食多,也吃得飽,對傷病員恢復健康好多了。

因傷致殘被醫(yī)院強制留在甘南

9 月底的一天,院長給傷病員講:“大軍已經過去,不少傷病員也已歸隊,上級命令我院去趕部隊,確實走不動的,就留此休養(yǎng)一段時間,恢復了健康再歸隊。經醫(yī)生檢查,有30多個同志只有留下,我們已和老鄉(xiāng)說好,留下的同志每人給四只羊、兩人給一頭牛,作為今后的生活來源。每人另給三塊銀元、一塊鴉片煙作自用,各人保管。”

當即點了留下同志的名,其中也有我的名字。當日午后,醫(yī)院通知留下的同志帶背包到院部集合,管理員給大家發(fā)了錢物,并把我們帶到村邊,老鄉(xiāng)趕著牛車在那里等候,教導員把留下的同志分別交給了老鄉(xiāng),同時按人頭分點了牛羊。



民國岷縣縣城

我們便上車隨老鄉(xiāng)走了。約趕了十多里路,到了一個村邊,趕車的人說已經到了。一下車就有老鄉(xiāng)來接人,他們都很熱情,攙扶傷員,肩扛背包,并按早已分好的人數,各自領著走了。

我和另外四個同志分在一家,房主給我們安排了一間大房,里面有大炕。五人住下后,心里都不踏實,當天晚飯后,我們湊在一塊議論,大家七說八說,都認為這里比鎮(zhèn)上還困難,漢、回、民雜居,語言復雜,話都聽不懂。醫(yī)院領導不是說過大部隊已經過去,我們留在這里誰管呢?反正不能在此等死,不如回去找部隊,意見一下就統(tǒng)一了。

稀里糊涂被任命為紅軍收容隊隊長

當晚我們徹夜難眠,好容易熬到次日黎明,天還不太亮,大家即收拾行李,互相攙扶著返回了鎖龍鎮(zhèn)。哪知醫(yī)院早已于頭天晚上就出發(fā)往北走了。

我們幾個人像沒有娘的孩子,坐在路口等候。路上不時過來三五成群的落伍人員,我們便向他們打聽后面還有無人來,那些人說:“還有,董振堂軍長還在后邊。”

我們一直等到上午10點過,董軍長帶了一隊人馬過來了。我們向軍長報了留下的情況,一致要求隨部隊走。



董振堂將軍

軍長一看,我們跟部隊走也有困難,便叫一位科長給了匹馬,并說:

“你們還離不了拐子(即拐杖),只能跟著后邊走,把路上掉隊人員盡量收上,從草地走出來不容易呀!帶出去一個,就是一顆革命的種子。”

他們沒給留路線圖,我當時只想跟著紅軍走過的腳印走就對了,就這樣我又自然成了一個收容隊長。大家都帶有干糧,照著前面的腳印走,累了坐下休息一會,天黑進村找地方住下,連續(xù)走了兩天,一下就成了 200 多人的大隊伍。

連遭兩次劫匪收容隊失散

一天上午,我們收容隊才走了十來里路,到了岷縣、武山交界的一個山梁子時,只見迎面來了兩個老鄉(xiāng),他們走得慌張,問他去武山的路怎么走,他都不說話,僅用手指了一下就走了。我覺得情況不妙,可能有啥問題。

果不然,一過山梁,即沖出一伙土匪,有的拿槍,有的拿刀,有的拿棍棒,匪徒對我們的傷病員亂砍亂殺,橫沖直闖。其中,兩個賊眉賊眼的人,不由分說,亂打一通,打得我趴在地上。

他們鬧了一陣子就走了。飼養(yǎng)員扶我起來一看,我們的人死的活的都有,東倒西歪,喊聲叫聲不停。我看這次遇難,已經收拾不了場面,便與飼養(yǎng)員招呼能走的同志快走。



又走了兩天的路,那天午后,我們正走著,路邊又遇上十來個士匪,把我們打在路邊,東西搶光,衣服脫走,身上只留件破汗衫、破褲衩和皮卡克,其他什么也沒啦,牲口和人都不見了。

真是“屋漏又遭連夜雨,船破又遇頂頭風"。我頓時覺得周身疼痛難忍,躺了一陣。先摸了一下自己的腿,還抬得起來,沒有被折斷,藏在繃帶里的錢還在。心想,幸好總醫(yī)院把腿給接好了,土匪連拖帶打,傷痕未裂,我的拐子還在,便架著拐子又獨自朝北走了。



當時我的腿疼得站立不住,走不遠就得坐下,歇息,走了約有十來里,天快黑了,走到一個村邊,路旁有座小廟,實在走不動了,艱難地爬進廟內,躺在那里,真說不清是怎么回事。醒來時夜里是一片黑乎乎的,連身子也翻不動,傷腿疼得揪心,肚子餓得心慌,全身冷得直抖,好似已經成了一個沒有斷氣的死人了。

與好心人得救乞討度日

天亮后,聽到廟外的路上有人走,我勉強爬出門檻,看見路邊麥茬地有個中年婦女抱麥稈,就用力喊了一聲:“大嫂,給點麥稈。”

她看了一眼,給我抱了一抱丟進廟里。我又說:“喉嚨干得冒煙,給點水吧!”她沒吱聲,便去隔壁端來一碗水給我喝。過了一會兒,她又端來一碗面條對我說:“隨便吃點吧!”

到天黑時,進來一個50多歲的老人,一見面就問:“傷重嗎?”

我不敢說是紅軍便說說:“是士匪打的,東西搶光了,我是四川成都府人,回不去。”

他把我扶到他家,換了一身舊衣服,安排了住的地方,又煮面條給我吃,便休息了。住了三四天,聽說要清鄉(xiāng),我不想連累兩位老人,便架起拐子出了村。



經過無數磨難,我到了畢口鎮(zhèn)。但到此時此地,我的錢早已用光了,沒有錢用,只有去討飯吃。我在村邊的一個破密洞住下,白天去要飯,天黑回窯里歇息。那地方的人很和善,要就給你,有時一天要的饅頭可吃兩三天。

當地主食是小麥,秋季是雜糧和土豆。也常聽說“清鄉(xiāng)”,其實沒人管,兩天趕一次場,你去要,錢、物、吃的東西都要得上;當地賣木炭的多,要也給你,要來還可賣。我什么都要。天氣冷了,用要來的錢添置了一些穿的。不趕場就去村外撿柴,晚上燒點火。

經過幾個月的休息,我的腿小坡、小坎都能走了,身子也比以前好多了,要飯也習慣了,不像開始時總難開口。在那里不趕場,便去周圍的村討要。確實發(fā)現落伍失散在當地的紅軍戰(zhàn)士不少。就近的也打堆,可少有聚集,都怕出事。

轉眼到了1937年4月,不太冷了,一天突然想起部隊離開蘇區(qū)時,通南巴還設有留守處,如果找到留守處,不就回家了嗎!于是我打聽了路線,開始邊走邊乞討,向四川走去。

被國民黨抓丁來到山西

我架著拐子邊走邊問,先后途經禮縣、西和、成縣到略陽。到此一問,說是離四川的廣元不遠了。我一路主要靠討吃,有時也買點饅頭、鍋盔、大餅;天氣不冷了,有方便地方就住宿一夜,有時也住店。走到廣元,已經是1937年7月了。

剛到廣元城邊,路口有個國軍站崗,他攔住我盤問、不讓走。這樣我又當上了國軍。他們是孫震部隊,在廣元修飛機場,任務較重,每班按十人計算,每天十方泥巴背著走,每人要背一立方。連、排長手拿鞭子當監(jiān)工,走慢的要挨打,我開始也挨了些打,后來將傷痕給他們看了對我才好些,一干三個多月。



國民黨將軍孫震

10月的一天,營長集合我們講話:“修飛機場的任務完成了,上級命令我們北上去打日本,是蔣委員長統(tǒng)帥,國共合作,過去是打共產黨,現在要合作抗日,共軍的總司令是朱德,共軍編成了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第八路軍,已經在華北打日本了。”

我當晚睡在床上想,不管他改編成什么軍,只要是朱總,他就是紅軍。

后來我問連長,八路軍在什么地方?連長說不知道,還說:“當兵的打聽那些有什么用,叫到哪就到哪。”又說:“上邊還講了,施工中受了傷的,走不動的都留在這里,打仗這玩意兒架著拐子是不行的。



這一下又麻煩了,要想法子跟部隊走,到北方定能找到紅軍,我就主動把連里幾支抓子勾有毛病的槍修理了一下,連長問我怎么還會修槍?我說:

“泥巴挖完了,要打仗了,這些槍有毛病怎么行。我原是成都兵工廠的人,抓去當兵,負傷后就不要我了,我討口回家,又被你們留下了。”

連長把我的情況匯報給營部,營長叫把各連有毛病的槍都收來交給我修,我一下成了修械所工人,也再沒有人說我腿拐不能上戰(zhàn)場的話,終于實現了我北上找紅軍的愿望。

終于找到八路軍來到延安

沒過幾天,我所在的國軍隊伍從廣元出發(fā),到陜西寶雞坐火車到山西洪洞縣。一下火車就聽老鄉(xiāng)說這是中央軍不是八路軍。住下后的第二天,我又問老鄉(xiāng)這里是否有“八路”?從而得知西邊村就住有“八路”

當時聽說隊伍要休息兩天,我便請假去買點要用的東西。到了不遠的村子,即看見穿灰服裝,掛有十八集團軍臂章的八路軍,遇上一個干部模樣的人,我就問:“同志,你是哪個單位?”

他說:“我姓王,叫王振邦,你問哪個?”我說:“我是原四方面軍五軍的,臘子口負傷,掉隊后被國軍收容,我打聽無線電二臺的同志。”



王振邦:南京軍區(qū)裝甲兵司令員、180師參謀長

王說:“你天黑來這里,我等你,送你去二臺。”天黑前我將要帶的日用品裝在挎包里,天黑下來就出去,到約定地點,王已在那里等候,我們到了二臺,一見面熟人就多了。

他又送我到萬安鎮(zhèn)司令部的住處,一個參謀詢問過后,便把我交給了管理員。他們問我的腿怎么樣?我說:“背了幾個月泥巴,右腿短左腿約四厘米。”

管理員說:“你就去輜重隊搞押運吧。”

這一下我可高興了,總算回到紅軍的老家了。

1937年11月的一天,管理員叫我和熊光貴、朱原榮去談話,他對我們說:“部隊有任務要轉移,組織決定你們三個有殘疾的同志到延安去,到那里后,再給你們安排適當工作。”



他還把要走的路線和經過的具體地方、沿途注意事項,都作了詳細交待,并發(fā)了路費,開了路條他還一再囑咐我們:

“這里去延安的路較遠,還要過黃河,會有許多困難的。你們要團結互助,一定要堅持走在一路,共同安全到達。”

我們當即表示:

“聽從組織安排,再困難也比不上過草地、翻雪山的困難大。就是爬,我們也要爬到延安去。"

第二天,我們三人便扛著自己的行裝出發(fā)了,一連走了七天,架著拐子,歷經艱辛,三個殘疾紅軍終于平安地到達了當時的黨中央所在地延安。

接著,他倆分到榮校,我一個人分到總后勤部當收發(fā)員,當時的后勤部長是邱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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