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許多人堅信伊朗是最擅長運用“代理人戰爭”策略的國家之一。

從黎巴嫩真主黨到也門胡塞武裝，再到伊拉克和敘利亞的什葉派民兵網絡，德黑蘭通過低成本、高回報的方式成功投射了地區影響力。

然而，到了現在，這一戰略似乎正在遭遇結構性失靈：經濟瀕臨崩潰、國內政局動蕩、地區盟友紛紛受挫，伊朗精心編織的“代理網”開始出現裂縫。

伊朗究竟為何走到今天這一步？

精心編織的聯盟

在過去幾十年間，伊朗在中東地區悄然織出了一張錯綜復雜的“抵抗軸心”網絡，這是一種既非傳統軍事同盟、也非單純代理關系的特殊結構。

這個體系的核心邏輯，是用盡可能小的代價，在盡可能多的方向上牽制伊朗的對手——尤其是以色列、美國及其地區盟友。

這個陣營的核心成員，包括黎巴嫩真主黨、伊拉克什葉派武裝、也門胡塞武裝，以及巴勒斯坦的哈馬斯和伊斯蘭圣戰組織。

其中多數是什葉派背景或與伊朗在意識形態上高度一致的非國家武裝力量，它們遍布伊朗周邊各戰略要地，從地中海東岸延伸到紅海、阿拉伯半島乃至波斯灣，被外界統稱為“什葉派之弧”或“抵抗軸心”。

從伊朗的角度來看，這一結構不僅是外交和軍事上的“防線”，更是一種深嵌意識形態的安全緩沖帶。

1979年伊斯蘭革命后，伊朗確立了反美、反以、反霸權的國家路線，而什葉派內部長期以來強調犧牲精神、信仰純粹與對壓迫者的反抗，也成為支撐這一路線的思想基石。

以黎巴嫩真主黨為例，這一組織自上世紀80年代在伊朗革命衛隊支持下崛起，不僅發展成為當地最有戰斗力的武裝力量之一，還多次在與以色列的對抗中表現出超越國家軍隊的戰斗效率；

而在伊拉克、敘利亞與也門，伊朗也通過軍事援助、宗教聯結、情報共享等方式扶持當地什葉派武裝，建立了錯綜復雜的合作與影響關系。

不同于傳統同盟條約那樣一紙成文、權責明確的制度結構，伊朗所構建的“抵抗軸心”更像是一種高度靈活的網絡型關系。

比如在胡塞武裝問題上，學界普遍認為兩者不是簡單的“主—從”代理關系，而是建立在共同反美反沙特的意識形態和戰略利益基礎上的“準聯盟”關系。

胡塞武裝雖然獲得伊朗的情報和技術支持，但在許多行動上也展現出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和獨立立場。

這種“既不完全受控，又在關鍵時刻能協同”的特質，是“抵抗軸心”能長期維系的重要原因。

當然，這一戰略在實踐中也曾帶來顯著收益。

首先，它有效將對抗以色列與美軍的壓力外包給外圍戰場，使伊朗在本土保持相對穩定。

而且，這些代理或盟友在巴以沖突、敘利亞戰爭等多起事件中充當先鋒角色，為伊朗贏得了大量“抵抗霸權”的政治資本和地區聲望。

此外，從地緣格局上看，“抵抗軸心”在某種程度上還幫助伊朗打破了遜尼派國家的合圍，擴大了什葉派的地理空間。

通過對敘利亞和伊拉克什葉派勢力的支持，伊朗成功打造了一條“陸上通道”，從本國本土直抵黎巴嫩地中海沿岸，為其戰略縱深和物資運輸提供了現實支撐。

然而，伴隨國際局勢劇變、經濟壓力積聚、盟友關系松動，這一聯盟也逐漸暴露出裂痕。

走向衰敗的聯盟

最為不可忽視的，是“抵抗軸心”結構性聯絡通道的斷裂。

在2024年末，敘利亞局勢驟變，阿薩德政權垮臺，反對派“沙姆解放組織”上臺，徹底切斷了伊朗從本土向黎巴嫩真主黨輸送人力與物資的陸上通道。

這一變化就像壓垮“抵抗軸心”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

敘利亞過去不僅是什葉派聯盟的橋梁，更是伊朗戰略通道中不可替代的“中轉站”。

失去這一地緣支點，等于讓伊朗在整個地中海方向的存在能力大幅削弱。

而對真主黨而言，這意味著必須在沒有伊朗直接庇護的情況下面對以色列的軍事壓力。

其次，成員之間的戰略分裂正在加劇。

在2023年之后爆發的新一輪巴以沖突中，雖然胡塞武裝、哈馬斯、真主黨等組織在輿論上保持“反以”立場，但實際行動上卻表現出顯著的各自為政趨勢。

胡塞武裝將在紅海的行動重點放在西方商船上，更關注自身與沙特、阿聯酋之間的博弈，而非與以色列正面對抗。

哈馬斯在與以色列的軍事博弈中付出慘烈代價，卻并未真正得到“軸心”內部成員的實質支援。

多方證據顯示，伊朗對這些行動的掌控力正在下降，“抵抗軸心”已由“以德黑蘭為核心的指揮體系”逐漸轉向“分散化、自主化的松散網絡”。

造成這一失控的另一個核心原因，是伊朗自身資源的枯竭。

長期受國際制裁與內政困境拖累，伊朗經濟已難以支撐“全球革命輸出”式的外交野心。

貨幣貶值、通貨膨脹與社會抗議此起彼伏，導致國內政策逐漸轉向“保生存而非擴張”。

2023年以來，德黑蘭對外援助規模明顯縮減，一些什葉派武裝也開始轉而尋求自身財政路徑或地區資金支持，這無疑削弱了伊朗作為“資金源”的凝聚力。

同時，“軸心”網絡中的部分成員也在重新審視與伊朗的關系。

這種“去伊朗中心化”的趨勢，讓伊朗過去通過代理人投射戰略影響的機制正在變得“失效”，甚至反過來變成一種負擔——

當這些武裝團體的行為無法被德黑蘭預測與控制時，它們可能引發新的地區沖突，反而將伊朗拖入更危險的外交陷阱。

這一切變化對伊朗而言，既是地緣戰略的重大挫敗，也是國家認知的一次結構性打擊。

幾十年來，伊朗一直試圖用“軸心結構”構建一種既非西式聯盟、又非傳統國家集團的中東新秩序，試圖通過宗教認同、武裝協作與共同敵人來建立影響力。

然而實踐證明，這種建構方式一旦缺乏穩定資源支撐與持續協調機制，就會演化為一套風險高企的“松散聯動體”。

而一旦地理通道斷裂、資金鏈中斷、成員分化、國際環境驟變，這套機制就可能迅速“反噬母體”，令其陷入更加孤立與動蕩。

戰略反噬的代價

“抵抗軸心”既然失控，也必然會從伊朗地緣戰略中的最大資產，逐漸演變為一種結構性負擔。

最直接的沖擊是國家安全外延的收縮。

長期以來，伊朗依靠“軸心體系”將沖突前沿前推至地中海沿岸和紅海門戶，通過支持黎巴嫩真主黨、哈馬斯、胡塞武裝等，形成多層次的“非對稱威懾體系”，意在打破美以在中東的圍堵態勢。

但隨著敘利亞“通道”的斷裂、胡塞武裝戰略自主性增強、哈馬斯陷入困境，“抵抗軸心”在縱深打擊上的協同效能急劇下降。

伊朗不再擁有一套可以遠程操控的地緣“保險機制”，其本土暴露風險大幅上升。

正如有學者指出，伊朗“靠代理人打不對稱戰爭”的模式，在軍事層面已經開始遭遇戰術瓶頸與戰略反彈。

其次，伊朗在這一過程中承受了巨大的財政壓力，甚至引發了政治與社會層面的反彈。

在經濟長期受制裁、油氣收入銳減的背景下，持續向多個“軸心”成員提供軍事援助與財政輸血，成為壓垮伊朗本就緊張財政體系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德黑蘭難以公開承認具體支出，另一方面，國內對外援政策的不滿卻日益上升。

通脹高企、民眾失業、貨幣崩盤、退休金拖欠等問題頻頻引發抗議，許多伊朗年輕人開始質疑國家是否應繼續為境外武裝買單。

更棘手的是，“軸心聯盟”的瓦解還削弱了伊朗的地區影響力，動搖了其“區域主導者”的形象。

曾幾何時，伊朗借助真主黨在黎巴嫩抗擊以色列的戰績、哈馬斯在加沙的抵抗姿態、胡塞武裝對沙特的襲擾行動，成功塑造了一個“伊斯蘭抗美先鋒”的身份。

這一認同使其在阿拉伯世界中贏得一定民間共鳴。

但隨著這些組織行動能力下降、戰略目標趨于本地化，伊朗的輻射力正在被削弱。

伊朗逐漸失去在阿拉伯世界“宗教領導者”與“戰略庇護者”的雙重地位。

最后，在伊朗國內，政治分歧因“軸心危機”而進一步加劇。

以革命衛隊為代表的保守派仍堅持通過代理人維系地區存在，并認為“暫時困難不應動搖抵抗戰略”；

而改革派和技術官僚群體則認為軸心模式已經成為國家發展的阻力，應當轉向務實外交、聚焦經濟建設。

這種分歧反映在政策層面，就是對外援決策的頻繁搖擺，對外交姿態的反復試探，也讓外界越來越難以判斷伊朗的真實戰略意圖。

這種“戰略失準”本身，也是一種軟性消耗，削弱了國家戰略規劃的連貫性與可信度。

所以說，“抵抗軸心”的衰敗并不是一場簡單的地緣失敗，而是一連串戰略反噬的開始。

這場從外向擴張轉向內向緊縮的劇變，不僅考驗著伊朗的資源極限，也重塑著其國家戰略思維模式。

過去伊朗通過軸心體系“以弱制強、以外博內”，如今卻可能面臨“外網崩潰、內政受擠”的雙重夾擊。

在下一階段，伊朗必須重新回答一個根本問題：在資源有限、格局變化、聯盟松動的現實之下，它究竟是繼續堅守這場代理人戰爭，還是轉身尋找新的出路？

某種程度上，伊朗已開始調整：減少直接軍事卷入，更多強調外交調停與地區對話，與沙特和解即是一例。

但“軸心”是否徹底終結，并非完全由德黑蘭決定——只要地區亂局持續、外部敵意存在、內部強硬力量尚存，這一結構就不會完全消失。

未來的伊朗，如何在安全焦慮、經濟約束與外交期待之間尋求新的平衡，將決定它還能走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