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56年7月12日，時任高教部部長楊秀峰批注：“總理指示：同意搬，必須留一個機電底子，以為南洋公學之續。”

這一指示，為交通大學（以下簡稱交大，后分為上海交通大學和西安交通大學）主體搬遷至西安提供了明確的方向和依據，保障了西遷工作的順利進行。

同年8月，交大師生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從上海遷至西安，書寫了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

2020年4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西安交大考察時指出，“西遷精神”的核心是愛國主義，精髓是聽黨指揮跟黨走，與黨和國家、與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具有深刻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在西安交大西遷博物館里，一張粉紅色的乘車證靜靜陳列，證上印著“向科學進軍，建設大西北”的豪邁宣言，搭配高樓、書本、疾馳列車等圖案，承載著時代的熱血與理想。

1956年8月10日，上海徐家匯車站。數千名交大的教職工、家屬和學生，帶著行李，冒著酷暑，手持這張粉色的乘車證，揮別上海，登上了開往西安的專列。

1956年交大師生西遷時所使用的乘車證

來源 | 上海交通大學檔案文博管理中心

搬遷號令從北京發出

1955年4月初的一個晚上，時任交通大學校長、黨委書記彭康接到了一通來自北京的特殊電話。這次北京來電中所談的內容，也直接影響了彭康校長以及大多數交大師生此后的人生走向。

1953年，我國開始實施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5年初，黨中央、國務院從國內外形勢和新中國高等教育、工業建設布局等方面考慮，作出了交通大學遷往西安的決定。

1955年3月30日，高等教育部呈報國務院并報總理的《關于沿海城市高等學校1955年基本建設任務處理方案的報告》明確提出：“將交通大學機械、電機等專業遷至西北設交通大學分校（具體地點和陜西省委商定）。準備在兩三年內全部遷出。”4月初，高教部將這一精神，以電話的形式通知彭康。7月21日，高教部正式發文通知交通大學內遷西安的決定。

學校立即啟動準備工作，1955年4月上旬，彭康在校黨委會議和校務委員會會議上進行了首次傳達，并部署相關工作。5月上旬，彭康和朱物華、程孝剛、周志宏、鐘兆琳、朱麟五等老教授一同在西安勘察、選定新校址。新校址位于西安和平門外東南近郊的皇甫莊，占地84公頃，與唐代興慶宮和龍池遺址僅一路之隔。5月26日，彭康向全校同學公布了西遷的決定。10月26日，西安新校址破土動工。

磅礴交響至今繞梁

在全校師生的共同努力下，1956年暑期，交大成功完成了第一批搬遷工作。

首批交大遷校教職員工踏上西遷旅途，圖為

當時在上海徐家匯火車站歡送的情景

來源 | 西安交通大學檔案館

西遷時，交大扎根滬上已有60個春秋。離開繁華的上海灘，一路向西，這期間，在物質上和心理上要經歷多大程度的落差，也許只有親歷者才能知道。但是只要黨和國家一聲令下，交大人義無反顧地成為了黃土地的高教與科創的拓荒者。

“我們這個多科性工業大學如何發揮作用，都要更有利于社會主義建設”，遷校時已步入天命之年的交大校長彭康心系國家發展，他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踐行了他的莊嚴承諾：“要在西北扎下根來，愿盡畢生之力辦好西安交通大學。”

在彭康的號召下，17位交大黨委委員中的16位遷到西安，西遷的教授、副教授、講師和助教占到交大教師總數的70%以上。當年，交大校園里流傳著幾句感人至深的話：“黨的決定就是我們的行動”“黨叫我們去哪里，我們就背起行囊去哪里”“哪里有事業，哪里有愛，哪里就是家”……交大西遷的順利進行，源自師生胸中澎湃的愛國情懷和聽黨話、跟黨走的堅定決心。

中國電機事業的拓荒者和奠基人鐘兆琳教授，西遷時已57歲，而且身患多種慢性病，妻子也臥病在床。當時，周恩來總理提出“鐘先生以留在上海為好”，但鐘兆琳安頓好夫人后，毅然決然只身一人投入到首批西遷隊伍之中，在一片空地上建起電機實驗室。他擲地有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支援西北每個教師都有責任。”

西遷初期，鐘兆琳先生（左三）指導青年教師

來源 | 西安交通大學檔案館

西遷時最年輕的教授陳學俊，是中國鍋爐專業、熱能工程學科的創始人，他和夫人帶著4個孩子，注銷上海戶口，將位于繁華地段的房產交公，一走就是一輩子。

我國熱力工程學界的先驅、遷校帶頭人之一的陳大燮教授說：“遷校西安是政府的決定、祖國的號召，對國家工業建設是有很重大意義的，因此，我們要堅決響應這一號召。”他同樣捐掉了在上海的房產，偕夫人一起，首批赴西安參加建校工作。

1956年9月10日，交大在西安人民大廈禮堂舉行了開學典禮。學校沒有因為遷校而晚開一天學、遲開一門課、少做一個實驗。

家國情懷鑄就歷史豐碑

1956年前后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特別是黨中央“十大關系”中統籌兼顧“內地與沿海”建設發展之意見的提出，交通大學該如何統籌兼顧上海和支援西北發展之間形成了一些爭論，校內外對于是否繼續遷校也有了幾種意見。

黨中央、國務院都非常關心交大的西遷，周恩來總理對此更是傾注了很多心血，他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后，1957年6月4日在國務院召開專題會議，強調解決遷校問題必須堅持“一切有利于社會主義建設”“支援西北的方針不變”“交大的問題交給交大師生自己決定”等原則，并提出多個解決方案，供師生深入討論。

總理講話精神傳達到學校后，全校師生在黨組織的領導下，廣泛討論，深入研究，統一思想，決定從國家大局出發，于7月形成“交通大學分設西安、上海兩地，兩部分為一個學校，一個系統，統一領導”的遷校新方案，并正式呈報高教部。9月5日，周恩來親筆致函高教部部長楊秀峰，通知國務院批準交大分設兩地的新方案。9月12日，國務院正式批準交通大學遷校及上海、西安有關學校的調整方案。

交大分設兩地新方案確定后，基建、搬遷、招生等工作繼續緊張有序地展開。至1957年底，交大西安部分設有9個系23個專業，教職工總數2400余人，在校學生6881人。交大的主要力量遷到了西安，實現了周恩來總理希望的“盡最大的可能支援西北建設”的上策。

1959年，交大70%以上的教師隊伍、80%以上的學生和73.9%的圖書資料以及25個實驗室成功遷至西安。同年7月31日，經國務院批準：交通大學上海部分、西安部分分別獨立為“上海交通大學”和“西安交通大學”兩所學校。至此，交大西遷這一國家戰略任務圓滿完成。從此，一南一北，兩地兩校，協同為中華民族的復興與富強持續不斷地輸送人才。

1959年拍攝的西遷后的交通大學校園一景

來源 | 西安交通大學檔案館

電燈不明、馬路不平、電話不靈……上世紀50年代，西遷的交大人歷盡艱辛磨礪、嚴峻考驗，但他們卻以此為榮，用人生最寶貴的青春年華無私地報效祖國人民，以崇高理想和滿腔熱血鑄就了“西遷精神”。

今天，位于西安交通大學校園內的西遷廣場，常有師生在此駐足凝望。一幅幅浮雕上，西遷歷程仿佛就在昨天。夜幕降臨，“西行之履”雕塑上的腳印漸次點亮，如西行足跡一步一步向前，提醒廣大師生，“西遷精神”要代代傳承。

審核專家：

西安交通大學校史與大學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館員 楊瀾濤

參考文獻：

[1]交通大學內遷西安史實[M].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1995.4.

[2]交通大學西遷：使命、抉擇與挑戰[M].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2015.

[3]交通大學西遷回憶錄[M].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2001.4.

[4]三個世紀的跨越——從南洋公學到上海交通大學[M].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6.

[5]上海和西安為何各有一所交通大學？那還要從60多年前的“西遷”說起…….[OL].檔案春秋,2020-04-23.

中國科學家博物館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