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港珠澳大橋通車典禮上，一位白發老人悄然站在橋頭，眼神沉穩，神情肅穆。

他并未站在紅毯中央、也沒有參與剪彩儀式，卻被不少橋梁工程師、地方官員和老記者一眼認出，他是胡應湘，一位默默為這座橋籌謀了三十五年的香港實業家，也是這項世紀工程最早的提出者與推動者之一。

而幾乎在同一時間，財經頻道悄然播出另一則消息：李嘉誠旗下港口集團的集裝箱吞吐量出現罕見下跌，單月跌幅達18%。

胡應湘的故事，從香港街頭的一輛輛出租車說起，他的父親是最早進入香港運輸行業的商人之一，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胡家掌控著香港約一半的出租車牌照，是名副其實的“交通王國”。

但與常人想象不同，胡應湘并未走上守業之路，青年時期的他，帶著畫板遠赴美國求學，主修建筑工程，他的決定一度讓家人不解，但回港后，他僅用三年時間就在香港樓市闖出名號，公司順利上市，而當時的李嘉誠還在銀行門口尋找貸款。

真正改變他人生軌跡的，是一次內地考察，1979年，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百廢待興，他隨香港工商團訪問廣州，那里賓館不足、接待力緊張，外貿人員為爭一張床位擠在招待所，讓這位受過西方工程訓練的實業家深感震動。

于是他回港后第一時間組織資金，與李兆基、鄭裕彤等人集資，在廣州建起內地第一家五星級酒店——中國大酒店。簽約那年，他堅持寫入協議：項目盈利后，產權交給國家，1988年酒店盈利，他沒有片刻猶豫地履約兌現，這在以精明著稱的香港商界幾乎是“異類行為”。

八十年代末，內地基礎設施建設極為薄弱，從廣州前往深圳，需要搖晃大半天，坑洼的道路讓人難以想象這是即將成為“中國經濟特區”的通道，胡應湘心里明白，如果沒有一條真正意義上的高速公路，珠三角的發展就始終只能停留在藍圖上。

于是，他把高速公路的構想帶到廣東省政府的會議桌上。當時不少官員笑他，“我們這沒那么多車，修高速干嘛？”

在缺乏融資、技術、政策配套的情況下，他選擇自掏腰包啟動廣深珠高速項目，并不斷向內地推介高速公路理念。1997年，公路正式通車，他親自站在收費站記錄首小時車流——超過兩百輛貨車通過，所以他明白了，這座通道不只是連接城市，更是一次對未來發展路徑的下注。

更具風險的是他后續的虎門大橋項目，1994年，一場臺風導致渡口翻船，數輛卡車被吹入江中，第二天，他搭最早一班飛機到廣州，向省政府拍板提議：建橋！

這是當時全國最大跨度的公路橋梁項目，需要巨額投資，為了融資，他抵押了香港房產，甚至借了高利貸，累計投入逾三十億元。2005年，虎門大橋回本，他沒有延續收費期，而是當場指示拆除收費站：“路修好了，就是給人走的。”

1983年，胡應湘首次提出建設“伶仃洋大橋”，也就是后來的港珠澳大橋，在那次會議上，他的話還沒講完，李嘉誠的副手霍建寧當場拍桌子反對，因為彼時香港與珠海的海運業務幾乎被李家壟斷，建橋無疑是對其直接沖擊。

胡應湘沒有退讓，他花數月跑遍伶仃洋，手繪圖紙、積累風速、水深、地質數據，用厚厚一摞材料說服了香港、澳門和內地的工程機構——大橋可行，而且必要。

資金成了最大障礙，但他選擇繞開李嘉誠，轉而尋找“李氏對手”——何鴻燊、李兆基。這兩位商人聞聽能打破李家壟斷，毫不猶豫投入資金，大橋終于在2009年動工，胡應湘親自在橋頭工地埋下紀念石碑，題字：“功在當代”。

當大橋最終在2018年通車，工程師匯報：“能抗十六級臺風。”他只是輕輕地摸了摸那塊石碑，說：“這才是能傳下去的東西。”

三十多年來，胡應湘累計向內地投資逾五百億元，項目涉及電廠、口岸、高速路和橋梁，幾乎每一個項目，他都只求“回本后歸國”，其余利潤不問，而他的老對手李嘉誠則在同一時期選擇了另一條路徑。

過去十年間，李嘉誠集團不斷出售港資資產，尤其是基礎設施項目，根據統計，已出售給外國資本的港口多達四十余個，其中包括廣東重要的珠海高欄港，有分析指出，這些港口每年可創造數十億利潤，足以再建三座虎門大橋。

這一對比引發公眾熱議，支持李嘉誠的人認為商人逐利本無可厚非，而胡應湘的“理想主義”被視為不合時宜，但在大橋通車之日，橋頭車流滾滾，不少香港市民從高樓俯視伶仃洋，也不免在心中多了一分敬意。

有人問胡應湘，這么多年圖的是什么，他沒有正面回答，只是指著遠處大橋：“你看那橋，晚上亮燈的時候，像不像一串珍珠？”

那一串珍珠，是他三十五年親手串起的。

相比之下，如今香港商界的新一代似乎更偏好投資房地產、科技初創或金融產品，以“回報周期短、估值高”為主的創業邏輯，與胡應湘的“基礎建設派”漸行漸遠。

但胡應湘并不悲觀，他曾多次在公開演講中呼吁：“做企業不是只為利潤，也要為社會留下可以使用、可以依靠的東西。”

不過胡應湘也不是沒有爭議，1996年，他向美國母校捐贈一億元，被港媒批評“崇洋媚外”，但他拿出那份陳舊的錄取通知書回應：“是那所學校教我怎么計算橋梁承重的。不然虎門大橋的鋼筋要多浪費三成。”

這是一個工程師的回答，也是他一生信念的最好詮釋。

在中國快速發展的幾十年里，像胡應湘這樣不以盈利為唯一目標、仍愿意投入“慢工程”的商人越來越少，他的理念可能不再被所有人理解，但他的橋、他的公路、他的堅持，已實實在在改變了無數人每日出行的路線，也默默影響著一個區域的發展結構。

有人說胡應湘“傻”，也有人叫他“老胡”，在珠三角很多地方，他的名字不常出現在報紙，卻印在橋梁橋墩的紀念牌上、出現在工人飯堂的紀實照片中。

那些橋還在，燈還亮，車還跑。而誰在鋪路、誰在拆橋，大家心里都有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