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兩國博弈至今，走向撲朔迷離、眾說紛紜。如果說，外交是內政的延續，那么戰爭就是博弈的最后手段。

中美作為世界上兩個大國，且都擁有核武器，兩國會否因為局部地區博弈對抗壓力無法釋放，而走向戰爭呢？

筆者認為，中美兩國未來大概率不會爆發直接軍事沖突。這個推斷，其背后有兩方面的考慮。

一方面，從二戰后政治經濟史和國際格局變化實踐中，我們可以看出，大國對抗很難最終演變成你死我活的軍事斗爭，當然，這里說的是傳統意義上的熱戰。

即便美蘇兩國幾乎全面脫鉤，且各自帶領的軍事集團尖銳對抗，最終依然沒有走向熱戰。

另一方面，中美爆發軍事沖突背后，需要具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作為基礎支撐。

如今，無論是貿易戰、金融戰、科技戰，還是美國到中國家門口搞各種軍事挑釁活動，甚至頻繁打臺灣牌的背后，美國都并不是想要單純地同中國開戰，其一系列行動的最終目的，是要將中國“從賽道中排擠出去”。

然而，事實是美國的各類辦法對中國并不起作用，因為就目前而言，世界仍離不開“中國制造”，且中國制造業在未來數十年內暫時是無可替代的。

因此，在這個過程中，雙方大概率不會爆發全面戰爭，即便是在極端情況下，美國也最多會通過代理人的方式間接參與局部戰爭，而不會親自下場。

然而，盡管如此，中國也不可以掉以輕心，軍事對抗往往是擺在桌面上的，而其他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對抗，隱蔽性、殺傷性更強。

因此，中國應當一邊看清美國的意圖和實力，另一邊保持快速發展，提升自身國力，這樣我們才會有更多的手段來應對美國主動發起的各種挑戰。

對于美國的優勢，著名的政治家約瑟夫·奈曾經公開表示，美國有3個優勢是中國一時半會學不來的，只要美國搞好自己的事，就不懼中國的“挑戰”。

這三點就是：

第一，美國擁有地緣政治優勢：美國東西緊鄰大洋，南北則是聽話的墨西哥和加拿大，沒有大國、強國的威脅，更沒有復雜的地緣政治環境；

第二，美國具有高科技優勢，可以通過這一優勢聚攏人才、資金，掌握世界經濟命脈，控制國際金融走向；

第三，美國具有“完善而先進”的民主體系，美國的民主“優于”中國。

從上面的三點表述來看，筆者認為美國十分可悲，走到如今的地步，居然還沒有認清現實，固執地認為自己的做法是完全正確的。

美國現在確實對中國具有一定的優勢，但不是約瑟夫·奈說的這三個方面。

首先，美國在地緣政治方面所具有的天然條件能夠構成對中國的優勢嗎？很顯然，并不能，或者至少我們認為不能。

因為中國長期處于較為復雜的周邊環境中，所以中國需要不斷處理問題、優化與周邊國家的關系。但也正是如此，我們才能不斷激勵自己，逼迫自己進步，這就是“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道理。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我們發現，凡是西方封鎖我們的科技、產品等，我們都會很快取得突破，這正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的真實體現。

因此，復雜的地緣政治對于中國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我們并不認為美國在這方面對中國形成了優勢。

其次，約瑟夫·奈所說的中國在高科技方面落后于美國，美國形成了一定的優勢，這一點也不是絕對的。

其一，任何技術優勢都是可以通過時間來彌補的，這種優勢不會永遠存在；

其二，中國已經在多個領域迎頭趕上了，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專利申請數量上、從世界500強企業名單中找尋答案；

其三，美國所謂的高科技，想要創造價值，必須要進行商業化，必須落地成為產品，而很可惜，目前以及未來的美國都難以擁有這個能力。

因為，美國已經全面去產業化多年了，即便現在想要反悔，憑借各種糟糕的制度、破舊的基礎設施、高昂的人力資源成本等劣勢，也是無力回天的。

而如果技術不能轉化為商品，就不能創造價值，進一步講，也就不能讓自己回籠，這就相當于“慢性自殺”。

最后，約瑟夫·奈說美國的民主優于中國，筆者不知道是誰給了他這樣的勇氣，說出這樣的話。

西方國家雖然歷史不長，但所有的西方發達國家基本上都是依靠戰爭誕生出來的。這些戰爭中，不僅有正義的戰爭，也有非正義的。

國家建立之后，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這一制度本身的特性就是逐利性，這種嗜血的特性怎么能夠創造出一個完全平等的社會呢？

所以說，約瑟夫·奈的理論是站不住腳的。

當然，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美國對中國確實有一定的優勢，而真正的優勢主要是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美國的盟友體系和海外軍事基地。

前者為美國提供了緩沖帶，或者說是美國的替罪羔羊，后者則為美國提供了全球快速部署、到達的能力基礎。

前者的存在是因為二戰后美國主導建立了國際秩序，用美元、美軍裹挾著政治、經濟誘騙換來的；

后者，則是得益于二戰時，美國以英國交出所有的海外軍事基地換取美國的援助的“小人政策”。

這兩點，對于中國日益增長的海外利益有著一定的威脅。

另一方面，則是美元的特殊地位。布雷頓賦予了美元進駐國際金融舞臺核心的機會，而石油美元則穩定了這一地位，美國可以通過控制美元，進而監控、制裁、威懾別國。

在可預見的未來，人民幣并不具備將美元徹底踢出國際金融體系核心地位的能力。因此，美國會長期利用這一在貨幣、財政政策之外的靈活工具，來給中國找麻煩。

不過，對此，中國也不必擔心，因為在我們手上握有三張“A”，只要能夠打好這三張牌，中國就可以減緩，甚至抵消美國的各種遏制措施，并保持中高水平的持續增長能力。

這三張A便是：農業農村、制造業，以及社會主義制度。

第一，農業農村改革與城鎮化要相互協調。中央高度重視農業、農村、農民這個“三農”工作，已經連續多年在新年一號文件中有所體現。

之所以重視“三農”問題，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農村、農業、農民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壓艙石。農業是中國的傳統產業，中國擁有龐大的農業人口，一旦未來遭遇經濟問題，無論是產能問題、通脹問題，還是就業問題，這一產業將繼續發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改革開放至今，已經經歷了40余年歷程，中國政府為了振興鄉村經濟，在鄉村基礎設施、農業農村政策等方面投入了巨大的資金和精力。

別看中國工業化進程已經能夠產出大量的生產總值，其實，農業農村的潛力還沒有被開發出來。

我們下一步要大力推進鄉村振興戰略，推動綠水青山工程，這些都將為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特別是在疫情背景下的產業振興，提供強大的動力和無限的空間。

因此，中國要始終注意協調處理農業農村與城鎮化進程，“三農”興，則中國興，這種戰略韌性和戰略爆發能力，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都無法比擬的，這是中國行穩致遠的關鍵法寶，也是巨額的戰略資源。

第二，制造業、工業化能力要與市場相結合。中國的制造業建立在完善的工業體系基礎之上。

同時，中國還擁有世界上最廣闊、韌性最強、消費動力最為強勁的市場。如果中國能夠進一步將兩者相結合，將會有效鞏固和發展國內循環體系，并且將會進一步吸引國際資本。

未來，中國要堅持走國際化、全球化道路，就要與世界各國深度合作，堅決抵制美國的逆全球化戰略，走出一條合作共贏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之路。

同時，在此基礎上，要將過剩的產能和資金，引導入新基建領域，這樣一來，既能夠保證國內經濟發展基本盤運行良好，又能夠促進中國工業革命和技術革命進程，制造與市場、資金與技術相結合，將是中國未來抵御美國貨幣戰爭的有效手段和資本。

第三，充分、靈活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于集中力量辦大事。中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因此各種矛盾很多，陷阱一個接著一個。

因此，我們要利用有限資源，辦更多的事。有了社會主義制度作為保障，靈活運用各種政策和制度，充分發揮民主集中制優勢，并強化戰略組織、協調能力，將會讓中國事半功倍，少走彎路。

在中美博弈的過程中，我們不僅要用好上述三張“A”，而且還要尤其注意以下幾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處理得當，將會讓中國如虎添翼，如果處理不當，很有可能會延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

其一，協調好改革、發展、穩定的三角關系。穩定是前提、發展是目的、改革是動力，這是不變的真理。

中國各民族很多、人口組成結構復雜，周邊地緣政治環境復雜，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又對我們虎視眈眈，因此，我們必須要快速強大自己。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注意保持穩定的重要性。改革步伐可以邁得大一點，但是方式方法要謹慎。

現在中國普遍采取的試點+推廣的方式，就非常好，可以讓我們及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然后再全面推廣。這種小步快跑的方式，助力中國穩步發展。

其二，堅持在符合國情的情況下，制定各項政策。歷史昭示未來，從蘇聯的例子中，我們可以汲取關鍵性經驗，無論我們制定何種政策，都必須要充分做好調研工作，并且要符合中國國情。

只有這樣，才不會再走蘇聯的老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一定要注意不要被美國帶跑節奏，例如：美國現在不斷打“臺灣牌”，就是希望挑動兩岸敏感神經，讓中國把全部精力、資源都放在這個上面，從而延緩中國發展速度。

美國在南海搞所謂的“自由航行”等行動上，都屬于擾亂中國視線的舉動，為此，中國要保持高度的戰略定力和清醒的頭腦才行。

其三，學會用西方看得懂的方式進行必要的反擊。有些問題，我們可以放在中美關系大局中低調處理，有些問題，則不能。

凡是涉及到中國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的問題，中國都要給予美國堅決、徹底的反擊。這種反擊一定要讓美國人看得懂，美國用軍事手段挑釁中國，中國就要展示肌肉，進行反擊，有的時候，中國必須要以戰止戰。

總之，中美爆發直接戰爭的可能性不大，我們要站在混合戰爭的更高維度去考慮中美關系和博弈的未來走向。

在中美博弈這盤大牌局中，中國要知己知彼，在認清美國優勢、劣勢的同時，牢牢掌握好自己手中的三張“A”，只有這樣，中國才能有效捍衛自己的國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