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24日，我黨同志顧順章不幸被抓。隨后，他就背叛了革命，供出武漢的地下黨機關。

這段時間，黨內簡直一片黑暗。就在一個月后，聯絡點內就闖進來了一個女乞丐，誰知道，李克農聽說這件事以后竟然失聲痛哭。

這個女乞丐是誰，她又和李克農有什么關系呢？其實，來者不是旁人，正是李克農的妻子趙瑛！

1917年，18歲的李克農穿著新布鞋站在蕪湖趙家照相館的門口。此時的他緊張得手心里都是汗，因為照相館里面的，就是他未來的新娘趙瑛。趙瑛是蕪湖女子師范里的好學生，據說鋼筆字寫得比有些教書先生都要好，還會用洋布做新式旗袍，怎么看都是個很優秀的女子。

見他這樣，趙父拍了拍李克農的背安慰他：“放心吧，我家瑛子不是嬌小姐。”然后，他頓了頓又說：“她跟你同過四年小學，早說你文章寫得好。”

新婚那天，掀開蓋頭以后，李克農看到的不是紅著臉蛋低頭的新娘，而是眉眼彎彎笑著的趙瑛。她說：“我爹給的陪嫁里，有兩箱書，你要是看得上，就搬去學校吧。”那時候李克農就在蕪湖中學教國文，上課的時候總是偷偷講一些《新青年》里的文章。

趙瑛也愛聽他講課，聽著聽著，她就把自己的梳妝盒改成了“文件箱”。白天里面裝胭脂水粉，晚上就塞滿油印的傳單。有回學生們在她家開會，她端著油燈在院門口坐了半宿，聽見狗叫就咳嗽3聲當暗號。

1925年春天，李克農跟幾個朋友湊錢辦民生中學，但是他們湊的錢還是不夠。看著丈夫憂愁的樣子，趙瑛從床底下拖出個木箱子，嘩啦一聲掀開：“這里頭是我媽給的金鐲子、銀鎖，拿去當掉。”李克農瞅著那些亮晶晶的物件，有些猶豫了，“這都是你的念想……”

“念想能當飯吃？”趙瑛拿起個銀鐲子往桌上一磕，聲音擲地有聲，“學校辦起來，讓孩子們都有書讀，才是正經事。”

轉年李克農入了黨，成了蕪湖地下黨的骨干。有回他在屋里開秘密會議，趙瑛抱著剛滿周歲的兒子在門外納鞋底。忽然聽見巷口傳來皮鞋聲，她趕緊把針扎在鞋底上，抱著孩子往巷尾走。

看見巡邏的憲兵就故意搭話：“官爺，見著我家當家的沒？他去打酒還沒回呢……”硬是用短短幾句話把人引開了。

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消息傳到蕪湖。半夜，李克農撞開了家門，臉色鐵青：“同志們被圍在浴溪口了，敵人說明天一早動手。”

看著窗外的瓢潑大雨，趙瑛顧不得自己已經4個月的大肚子，抓起油紙傘就往外沖。見她這樣，李克農一把拉住她，“你干啥去？”“我去報信！”趙瑛甩開他的手，“從江邊走水路快，我認識撐船的張大爺。”

后來，還真讓她比敵人早到了半個鐘頭。李克農后來也總說，那天要是沒有趙瑛，裕溪口的同志們一個都活不了。

1929年冬天，李克農收到一封密信，讓他去上海“找份差事”。原來錢壯飛已經打進國民黨無線電管理局，成了局長徐恩曾的秘書，黨組織要他也混進去，跟胡底組成“鐵三角”。前往上海之前，李克農卻犯了難：“我一個單身漢，徐恩曾那老狐貍肯定起疑。”

一聽他這話，趙瑛立即開始收拾包袱，“我跟你去，孩子也帶著，就當隨軍家屬。”在上海的日子里，她從來不問丈夫做什么，只是默默將家里的一切都打點好，配合李克農的工作。

按理說，兩人一直這樣下去，怎么都是對恩愛的革命夫妻啊。怎么會忽然又淪為狼狽的“女乞丐”呢？

1931年4月25日，李克農剛把一份情報交給交通員，就見錢壯飛的女婿劉杞夫滿頭大汗跑進來：“顧順章叛變了！武漢發了六封急電，說他知道所有聯絡點！”李克農腦子“嗡”的一聲。顧順章是中央特科的二把手，上海的地下黨家底，他可是知道得比誰都清楚。

“快，找陳賡！”李克農抓起帽子就往外跑，跑到門口又回頭，“你去我家，讓趙瑛帶著孩子趕緊走，往租界跑！”那天的上海簡直就像跟翻了天。李克農繞了好幾條街，才摸到江蘇省委的備用聯絡點，找到陳賡。

兩人踩著露水找到周總理的時候，天邊已經泛白。“馬上轉移！”周總理的聲音壓得極低，“所有文件燒掉，住址全換，跟顧順章認識的人，一律撤離！”

忙到第二天中午，李克農才來得及喘口氣。他想起趙瑛，心揪成一團，交通員回來報告，家里沒人，門是鎖著的。“會不會……”有人沒敢說下去。最終，他還是咬著牙搖搖頭：“先管同志們。”

可他往聯絡點跑的時候，腳底下像灌了鉛。路過自家那條巷口，他看見幾個穿黑制服的特務守在門口，心里更是一沉。一個賣菜的大媽跟人閑聊的話也轉進了他的耳朵，“聽說這家男的是共產黨，女的帶著孩子跑了，兵爺們翻了一上午，啥也沒找著。”

李克農沒敢多停，低著頭往前走，走到街角，眼淚突然就掉了下來。

一個月后，宮喬巖在聯絡站遇到了一個牽著孩子的女人，對方蓬頭垢面的，張嘴卻喊的是“同志”，正是不見蹤跡的趙瑛。認出人以后，宮喬巖就趕緊把他們往里面迎。3天后，江西蘇區的一間土坯房里，李克農正趴在桌上譯電文。周總理掀簾進來，把一張紙條往他面前一放：“上海來的，看看吧。”

紙條上就七個字：“趙瑛母子平安。”

李克農捏著那張薄薄的紙，手指抖得厲害。上面的字他認得，可看了好幾遍才看懂。“平安…都平安……”他嘴里念叨著，突然就蹲在地上，捂著臉哭了。戰士們都看呆了，這個教他們“遇事要沉住氣”的李科長，這個在敵人堆里眼皮都不眨的硬漢子，怎么說哭就哭了？

周總理拍了拍他的背，沒說話。他知道，李克農不是哭自己，是哭那個帶著孩子在上海街頭流浪了一個月的女人，哭那個把嫁妝當軍費、把生死拋腦后的妻子。

1937年冬天，趙瑛帶著孩子輾轉到了延安。在窯洞里見到李克農時，他穿著灰布軍裝，頭發白了不少。“我以為……”趙瑛剛開口，眼淚就下來了。“我知道。”李克農握住她的手，她的手上全是裂口，“以后再也不分開了。”

在延安的日子，趙瑛當小學老師，教孩子們認字。李克農依舊忙得腳不沾地，可每天早上都會繞到學校門口，看她帶著孩子們早讀。有回他得了塊臘肉，舍不得吃，用紙包著往學校跑，結果路上被小戰士們撞見，大家就笑著喊：“李科長給嫂子送好吃的嘍！”

1949年進了北京，李克農成了外交部副部長，家里卻還是跟普通人家沒啥兩樣。趙瑛的衣服總是打著補丁，孩子們穿的鞋，也都是她夜里在燈下納的。

有回警衛員看見她在縫襪子，忍不住說：“嫂子，給您買新的吧。”“新的能穿，舊的補補也能穿。”趙瑛笑著說，“他在前線打仗那會兒，我連補丁都沒得補呢。”

1961年1月，趙瑛被查出癌癥，住進了協和醫院。李克農每天處理完工作就往醫院跑，給她讀報紙，講過去的事，但她最終還是沒能堅持下去。

妻子離開以后，李克農家里的陳設還是一切照舊，就像她沒有離開的時候那樣。次年2月，李克農也永遠地合上了雙眼。

這對革命眷侶，最終在共同經歷了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之后，終于再次相伴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