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的一天清晨，我到了南方就靠你們了。”毛遠耀在北平香山外對身邊戰友輕聲囑咐。那年，他三十四歲，剛剛被任命為衡陽市委書記，離別前夜，堂叔毛澤東特意叮囑他：“基層復雜，別操之過急，多聽群眾的。”這一段對話，如今回想仍有余溫。

要弄清這位毛家“百歲壽星”的傳奇經歷，還得把時間撥回1925年。那年夏天，毛澤東攜楊開慧回韶山宣傳農民運動。十三歲的毛遠耀被拉去做后勤，第一次聽到“工農武裝割據”五個字時，他暗下決心，“總有一天我要跟著堂叔干革命。”次年，他便戴上了自制的紅布袖章，成為村里最年輕的共青團員。那時的他大概想不到，自己會成長為記錄堂叔語錄的那支筆。

1929年秋，天津小樓里燈火昏暗。毛澤民遞來一封密信，字跡端正卻急切：黨內需要文化青年，你來不來？不到一周，毛遠耀就登船北上。這份干脆讓毛澤民直夸“是個痛快人”。在天津印刷所，他學會了把《反帝宣傳提綱》縮版、覆膜，再偷偷塞進肥皂盒里外運。入黨申請書上的介紹人一欄，他鄭重寫下“毛澤東”三字——這是毛氏家族內部少見的“伯侄黨引”。

上海灘的地下斗爭更像一部諜戰小說。1931年春，虹口警笛聲此起彼伏，他躲在法租界閣樓里排字。為了躲追捕，他甚至把《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化整為零塞進鞋底。若非多年后自述，外界幾乎不知道那雙舊皮鞋救過不少秘密文件。

1937年冬，延安窯洞里爐火正旺。闊別多年的侄與叔再度相逢。毛澤東拍拍他的肩膀，“去抗大進修，打仗也得動腦。”一年后，毛遠耀戴著臂章從抗大三期畢業，隨即成為毛主席三名秘書之一，主要負責記錄講話、整理文電。有意思的是，他字寫得極慢，卻極端工整，故而常被同事揶揄“慢工出細活”。不少經典語錄，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都是經他復核后收入檔案的。

抗戰勝利后，東北局急需文書骨干，他只身赴沈陽。冬夜零下二十度，屋里只有一盞馬燈，他仍堅持把每份譯電抄兩份——“備份”一詞便這樣成了他早年的口頭禪。1949年南下，他趕到衡陽時戰火未熄，土匪、特務、瘟疫交織。三年里，他既掃蕩頑匪，又組織修復衡陽破敗的鐵路橋，還引進湘潭機織布技術。當地老人回憶：“那位毛書記常背一把圖紙袋，逢人就問‘有什么困難’。”

1954年調京，很多人以為他會一直留在中南海，可他卻主動請纓去高校。測繪是冷門，他卻說“搞建設離不開尺子和經緯儀”。1957年，他成為新組建的武漢測繪學院黨委第一書記。老師短缺，他就從留蘇學生名單里逐個做工作；儀器匱乏，他干脆把外貿退役的軍用經緯儀搶來拆解教學。有人笑他“門外漢”，他回敬一句：“三角函數全國都一樣，外行也能練成行家里手。”十年內，學院培養測繪人才三千余人，其中不少后來參與“兩彈一星”工程。

1988年離休后，他獲批副部級醫療與政治待遇，食宿由湖北省委老干局統籌。待遇不算奢華，卻保障了基本用車、每年兩次體檢以及專門的閱報室。后人追問細節，他只搖頭：“政策是組織給的，不是我向上伸手要的。”身邊人說他最大的享受，是清晨六點在校園操場慢跑一圈，然后在宿舍陽臺上讀報剪報。

長相神似毛澤東，是他繞不開的“標簽”。多年里，常有外地游客找他合影，他總笑著配合，卻先聲明一句：“我是遠耀，不是主席。”偶爾也有人冒昧要求他寫字，他便揮筆寫“實事求是”“為人民服務”八個大字，既不逾矩，也不失分寸。

2013年7月盛夏，他在武漢協和醫院平靜辭世，享年一百零一歲。彌留時，只留下簡單吩咐：“別給我修高碑，要把積蓄捐回韶山辦學。”家屬清點，賬戶僅有三十六萬元，全部劃撥韶山中心校。那天晚上，有老教授感嘆：“遠耀走得干脆，像往常批文件一樣。”

毛遠耀的一生，忠于理想，低調做事，直到最后仍牽掛教育。題目中“晚年享什么待遇？”這個疑問，看似關注物質答案，卻更見精神坐標。副部級的補貼終歸有限，而他真正倚靠的是那句耳熟能詳的囑托——“要懂得深入群眾”。當年衡陽橋頭的風聲獵獵，武漢校園晨霧中的腳步聲，早已把答案寫在了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