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高崗結婚，毛澤東是媒人。

結婚后，我和高崗一起到基層做調查研究。高崗是陜甘寧邊區黨委書記、西北局書記。因國民黨對陜甘寧邊區實行經濟封鎖，一時間大家的生活十分困難。

在邊區政府召開緊急會議期間，有—天打雷，延川縣代理縣長李彩云在會堂里被雷劈至死。

有個老農就說，怎么沒把老毛劈死？話一傳開，延安公安處把這個老農抓了起來，說他是反革命，要槍斃他。高崗得知后說，不能殺，我來問問是什么原因。

陜甘寧邊區原有150萬人口，中央紅軍來了后，加上各地干部、青年齊聚延安，最多時增加了12萬張吃飯的嘴。邊區農民的救國公糧任務逐年增長，到1942年，陜北農民已經身負20萬擔公糧的重任。

邊區本就地瘠民貧，老百姓種的糧食自己都不夠吃，自然會抱怨征糧任務太重，一時便說出氣話。高崗把情況向毛澤東做了匯報，說農民不是反對你，確實是負擔太重了。

高崗向毛澤東提出，是不是把救國公糧從20萬擔減到16萬擔，4萬擔缺口可以通過搞大生產，號召軍、民、黨政干部開荒種地，自力更生，這樣可以緩解陜北農民的負擔。

毛澤東接受了這個建議，那位老農也獲得了自由。高崗回來后，立即制訂生產計劃，帶頭上山開荒，延安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

高崗和妻子李力群

高崗除了給農民減負，還制止了“搶救運動”。

1942年，由中央部署、康生領導的“搶救運動”，把一萬多人打成特務、奸細。當時延安機關和學校“全線突擊”日夜搶救，一時“特務”如麻，人人自危，有人被逼瘋，有人被整得自殺。

這時，西北局機關一個公務員被打成日本特務，準備執行槍斃。高崗知道了，就去找毛澤東。他說，我不相信一個農村放羊娃出身的人也是日本特務，像這樣“搶救”的話，誰都有可能是日本特務、國民黨特務，就再沒人把心思放在工作和生產上了。

這時，毛澤東也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立即對康生說：停止“搶救”，不準再斗。毛澤東在黨校鞠躬檢討，“搶救運動”才算慢慢平息。

1945年，毛澤東與蔣介石在重慶談判破裂后，改變了戰略方針。中央在沈陽成立了東北局，書記是彭真。

毛澤東從重慶回到延安后，找高崗和張聞天去談話。毛澤東說：“老高，你是否可以暫時離開西北，去東北創建根據地？在陜北，你與劉志丹、謝子長對創建根據地是有經驗的，東北的環境比西北更艱苦，日本人在那里統治多年，土匪遍地都是，氣候寒冷。你年輕，身體好，到那里也是對你的考驗。在西北，我毛澤東及黨中央的安全問題你放心，這里還有賀龍、林伯渠、徐向前。你與張聞天一起去，你倆一個是建立根據地的專家，一個是黨內的理論家，到東北后，前方有林彪、羅榮桓，后方有你們倆，我就放心了。”

高崗從楊家嶺回來后，連夜召開西北局委員緊急會議，并調習仲勛來西北局機關主持日常工作。高崗和張聞天乘飛機去東北，但我們這些家屬是走陸路去的。幾經輾轉，我帶著孩子到了哈爾濱南崗的馬家溝高崗住處，卻沒見到高崗。

到了半夜高崗才回來，我都快認不出他了。他戴著皮帽，穿著羊皮大氅，腳上綁著烏拉草，一身雪花，胡子拉碴，簡直就跟東北胡子（土匪）差不多。

高崗衣服未脫就去抱孩子，嚇得兩個孩子哭著直往我懷里躲。我說：“你也洗洗臉再看孩子，他們都不認得你這個爸爸了。”

在陜北，我曾跟在高崗身邊，親眼看著他怎么聯絡群眾，怎樣做宣傳工作。到了東北，他也是這樣，和農民交朋友，講解黨的政策。

他們在東北僅用了兩年多時間就消滅了土匪8萬多人，農民分到土地，戶均一頭耕畜，一下子使東北人民心向共產黨，我軍兵力猛地增到23萬人，比初進東北時增加了一倍多。

1946年東北局改組，彭真被調回中央，林彪任東北局書記，高崗任副書記。林彪在前方打仗，葉群和女兒留在家。有時葉群去前方看丈夫，就把女兒交給我帶著。

林彪主政東北局后，非常信任高崗。第一副書記羅榮桓因病去蘇聯治療，林彪在前方打仗，后方的工作都交給高崗負責。他們合作得非常愉快，林彪常在一些將領面前講：“沒有高崗的配合，我打不了勝仗。”

1948年，我與東北局一同到了沈陽。

東北解放后，林彪率領第四野戰軍進關打仗，高崗接任東北局書記、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及東北人民政府主席。

1949年10月，高崗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那一年他44歲。高崗雖任國家副主席，但仍兼東北局黨政軍一把手。3年時間，東北的制造業增長6倍。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彭德懷臨危受命，出任志愿軍司令員。高崗被任命主管志愿軍后勤工作。彭德懷到了沈陽，跟高崗開玩笑說：向你這個地方首長報到。

在朝鮮戰爭中犧牲的志愿軍戰士都是就地掩埋，受傷的戰士則從戰場上抬下來送到鴨綠江邊，讓后方接收。我當時抽空去做一些救助傷員的工作，由于受傷的戰士太多，后方根本接不過來，有許多戰士就這么靜靜地躺在江邊，因得不到及時救治而閉上了雙眼。

當時我們住的沈陽三經路二號曾是杜聿明的家，金日成、彭德懷常到我們家開會。高崗在沈陽單獨給彭德懷準備了一套房子，但他在我們家開會開到深夜，往沙發上一躺就睡了。

彭德懷生活簡單，炒個辣椒就能吃飯。但他脾氣不好，在我們家，彭德懷是用無線電聯系前方的，我常能聽見他大聲罵人：“他媽的！他媽的！你怎么搞的？給我滾下去！”

我問秘書：“彭老總罵誰呢？”秘書搖搖手說：“我們誰也不敢問。”

1951年，抗美援朝戰局初定，彭德懷回國述職時路過我們家，我們留他吃飯。飯桌上，彭德懷說：“高麻子，我真正認識了你的聰明能干，干起事來不僅果斷，也有戰爭經驗。”

彭德懷回到沈陽時在干部群眾面前一再講：“抗美援朝勝利，功勞有高崗的一半，洪學智的一半。”

到了北京，彭德懷也這么講，尤其是在軍委會上講，還推薦高崗任總參謀長。這在后來都成了彭德懷、高崗“陰謀反黨”的“罪證”。

抗美援朝結束后，我隨高崗一起到了北京。在周恩來的安排下，我們一家搬到了東交民巷8號，原法國駐華使館的院子。

1953年，周恩來見高崗太忙，家里沒有人照應，就叫我不要工作了，把家里的事管一下。高崗每天早晨和晚上都會接到周恩來的電話，有時周總理還親自來與高崗研究工作。

1954年，毛主席去杭州，布置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主持召開四中全會，要求在會議上各自作自我批評。

但在四中全會上，高崗的自我檢查沒通過，說高崗有一個陰謀反黨的司令部，同時宣布高崗的政治生涯走到了盡頭，這時他到北京才14個月。

2月15日，高崗參加座談會。座談會結束后，他回到家中不吃飯，不睡覺，只抽煙，一直趴在桌子上寫。

2月17日，備感冤屈的高崗申訴無門，他給周恩來留下一封托孤信后欲開槍自殺，被身邊人及時阻攔。

中央立即成立“高崗管教組”，徹底限制了他的自由。高崗幾次對我說，像這樣活著不如死了算了，但就是放心不下我和幾個孩子。

7月下旬，中央辦公廳有位領導找我去中南海談話，那時我正懷孕五六個月。

到了中南海，那位領導對我說：“去醫院做個手術，小孩就不要了。高崗就要搬走，你不能再跟他了。你要出去工作，要為自己前途著想。”

與這位領導人的一席談話使我的心情愈加沉重。當晚，高崗知道了內情，露出了絕望的神情。

他流著淚對我說：“我是冤枉的。我對不起你，你很年輕就和我結婚生了幾個孩子……不要把孩子打掉，不要離開我。將來生活困難時，將孩子送到延安，讓我妹妹撫養。”

8月17日早上，我發現高崗情況有些不對，怎么推他也推不醒。我馬上叫小女兒去喊秘書，并立即給北京醫院打電話，醫生遲遲沒來，也沒人把高崗往醫院送，就這樣一直耗著。

我眼睜睜看著高崗的呼嚕聲由重變輕，再到無聲無息，直至死亡。這一年，高崗49歲，我34歲，小兒子還在腹中。

高崗去世7個月后，他和饒漱石被定為“陰謀分裂黨和國家最高權力”及“反黨聯盟”，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樁“反黨集團”案件。

高崗去世第二天，我和孩子就從東交民巷8號搬出來，幾乎兩手空空地搬到新街口一處舊四合院。

生下小兒子后，我將四個大一點的孩子送到住宿學校，帶著小兒子一起在家。沒有暖氣，夜里孩子凍得渾身發抖，直往我懷里鉆。

搬到新家后，有一天，忽然有位解放軍來看我，問我和孩子怎么樣，生活上有什么困難。我問他是誰，他不說，只說有一個老頭子與你在沈陽一起吃過飯，還住過你們家，是他讓我來問的。

我問是不是彭老總，那人直擺手，示意說你知道就行了。彭老總在那種時候還能想著我們一家，至今我都忘不了。

1962年春，一天上午，單位人事司突然通知我，讓我立刻回家，說有人找。當時我很驚訝，隨即又很害怕，不知道又出了什么事，會不會又被關起來。

當我走到家門口時，看見一輛紅旗轎車停在那里，從車上下來—個人是葉群。見到葉群，我又驚又喜，我說你怎么知道我住這兒？

她說從軍隊打聽到的。她說：101（林彪在東北打仗時的代號）從杭州回來，叫我接你和幾個孩子到毛家灣去，他想看看你和孩子們。

遇到有人關心，我心頭一熱。到了毛家灣林彪的住處，林彪正坐在客廳沙發上等著我們。林彪讓女兒帶我的兩個孩子去電影室看電影，客廳里就剩下林彪、葉群和我三個人。

林彪問我：老高是怎么死的？

我說：吃了過多安眠藥。

林彪又問：安眠藥是誰給高崗的？

我說：是秘書每天發給高崗的。不給高崗安眠藥，他睡不了。

林彪接著說：在東北，沒有老高在后方打土匪、搞土改、動員群眾支持前線，我打不了勝仗，部隊不可能由幾十萬人增加到一百多萬人。

林彪問我生活情況，問家里吃飯是否困難，他叫葉群給我帶些大米、食油。

1959年，彭德懷受到批判，我被隔離了4個月，要我揭發彭德懷與高崗是如何一起進行反黨活動的。1962年下半年，習仲勛、賈拓夫被隔離審查，我又被軟禁3個月，讓我交代高崗與習仲勛的關系。

1971年“批林批孔”期間，又讓我揭發和交代高崗與林彪的關系。我不明白為什么黨內一有領導人受批判，就要聯系上高崗就要我交代問題？

高崗去世后葬在北京萬安公墓，當時周恩來說可以立個碑，寫上“高崗之墓”，最后雖立了塊碑，卻沒刻字。

“文革”中，連這塊“無字碑”也被人砸成兩截，直到2006年經組織批準，孩子們才給父親重新立了塊新碑，刻上高崗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