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語文課本里那個驚心動魄的“司馬光砸缸”故事,幾乎刻進了每個中國人的童年記憶,庭院嬉戲、同伴落水、眾童驚散,唯七歲的司馬光冷靜持石,一擊破甕,水流人活。
情節干凈利落,只為突顯主人公的非凡膽識與智慧。
可當你合上課本,是否也曾好奇:那個被救的孩子究竟是誰?老師沒說,史書不提,仿佛他只是司馬光高光時刻的一個模糊背景板。
這個“背景板”不但有名有姓,后來還活出了自己的人生。地方史料與上官家族譜揭開謎底:當年跌落水甕險些喪命的孩子,名叫上官尚光。
“尚光”并非原名,他本名上官尚,為銘記司馬光的救命大恩,特意在名字中加入“光”字,改稱上官尚光,并叮囑子孫永世不忘。
得救后的上官尚光并未湮沒無聞。他博覽群書,科舉入仕,雖官場之路不順,僅做到地方小官,卻始終不忘恩情。
離開官場后,他移居光山城西龍堤南坡,做了一件影響深遠的事:在坡上修建了一座“感恩亭”,將司馬光砸甕救人的故事刻碑銘記,供往來行人傳頌。
上官家族更鄭重其事地將此事寫入族譜,世代傳承這段善緣,教育后人知恩圖報。
到底是缸還是甕?
“司馬光砸缸”幾乎成了固定搭配,但歷史的真實觸感往往藏在被忽略的細節里。
翻檢《宋史·司馬光傳》,原文赫然寫著:“群兒戲于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光持石擊甕破之。”關鍵在此,司馬光砸的并非“缸”,而是“甕”。
這并非咬文嚼字。
器物學家馬未都曾提出一個顛覆常識的質疑:北宋的陶瓷技術,根本燒不出能淹死小孩的大缸!缸體敞口、斜壁、深腹,燒造時應力外擴,大型缸極易變形開裂。這類大缸實為明清時期工藝成熟的產物。
反觀甕,其形制為收口、鼓腹、小底,應力向內收縮,更易燒造且堅固。戰國已有大型陶甕,宋時技術更為普遍。
從實用角度看,甕多用于儲水、釀酒、腌菜,口小利于密封;而缸多用于盛放糧食或作裝飾,口大便于取物。
一個孩子爬上甕口玩耍跌落,完全符合甕口窄小易失足的情境。
那“砸缸”之說何來?誤傳始于《宋史》成書三百年后的元明之際。此時缸已常見,“甕”字漸顯生僻。說書人、戲劇家為求通俗順口,將“砸甕”自然替換成“砸缸”,朗朗上口,流傳更廣。
一個因時代變遷產生的器物名稱轉換,竟讓“司馬光砸缸”以訛傳訛,沿用至今,成為集體記憶里一個美麗的錯誤。
一個故事的變形記
司馬光救友的故事,在北宋當代已非秘聞。
《宋史》記載此事后,特意提到“其后京、洛間畫以為圖”。可見北宋的汴京、洛陽街頭,司馬光砸甕的圖畫已被當作兒童德育教材廣泛傳播,成為最早的“公益廣告”。
上官尚光建亭刻碑之舉,更在地方上強化了故事的教化功能。
故事能流傳千年并入選課本,核心在于其無可替代的教育張力。當孩童落水命懸一線,眾童“皆棄去”的慌亂無助,與司馬光“持石擊甕”的果決形成戲劇性反差。短短二十余字,一個臨危不懼、善用智慧的形象躍然紙上。
現代語文教材選用此篇,正是要引導學生在危急時刻學會冷靜判斷、突破常規思維,不是“讓人離開水”,而是“讓水離開人”。
這種逆向思維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正是教育者希望植入孩子心中的“人格基因”。
然而在傳播鏈條中,故事也被賦予道德之外的復雜色彩。
有觀點認為,司馬光之父司馬池時任光山縣令,屬地方名流。
故事流傳之初,或帶有塑造“神童”形象、提升家族聲望的考量。而成年后的上官尚光在官場郁郁不得志,他高調報恩、建亭揚名,亦被解讀為借助司馬光(后官至宰相)的顯赫身份,為自身尋求政治資本與聲望庇護。
歷史人物的AB面
“砸甕神童”的光環太過耀眼,常使人忽略司馬光更為波瀾壯闊的成年軌跡。
他二十歲高中進士,歷仕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宰相(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
他一生最耀眼的成就,是窮盡十九年心血主持編纂的史學巨著《資治通鑒》。
這部上起戰國、下終五代的編年體通史,書名由宋神宗欽定,意為“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
司馬光為編纂此書,“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其嚴謹刻苦,堪為后世典范。
然而在政治舞臺上,司馬光的面孔卻充滿爭議。
他是王安石變法最堅定的反對者,堅信“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治國如同修房子,小修小補即可,不到徹底崩塌無需推倒重建)。
為抗議新法,他遠離朝堂十五年,退居洛陽專心著史。
哲宗即位后,他被太后召回拜相,立即全面廢除新法,史稱“元祐更化”。
更引發后世詬病的是,他為換取與西夏和平,力主割讓安疆、葭蘆、浮圖、米脂四寨,認為此策可使西夏“世世臣服”。然西夏得地后侵擾依舊,司馬光的外交策略被現實擊得粉碎。
七歲砸甕救友的機智與晚年政治抉擇的保守剛愎,構成司馬光一體的兩面。
那個在庭院中果斷砸破水甕的孩子,在帝國風雨飄搖時選擇砸碎的,卻是更為復雜的改革圖景與邊疆屏障。
歷史的評價從來不是非黑即白,英雄與頑固,有時僅取決于觀察的視角與時代的濾鏡。
當歷史照進現實
“司馬光砸缸”的故事并未塵封于古籍。
某小學語文課堂上,教師嘗試鏈接現代情境:“村長趕來阻止:‘缸砸不得!這是咱地區的利稅大戶,雖然是假酒……孩子死了不要緊,酒才是最重要的!’”這一改編瞬間將古代道德故事拋入生命權與經濟效益、地方保護的現實沖突漩渦。
孩子們被迫思考:若你是司馬光,救友還是保“缸”?有評論痛心疾首:過早將社會陰暗面植入童真世界,無異于剝奪孩子“純真”的權利。
純真如白紙,終將隨歲月氧化泛黃,但教育者是否有權加速它的變色?當課堂為追求“深度”引入成人規則,我們是否正以“重要”之名的剪刀,修剪著童年自由生長的枝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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