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外交部官宣印度外長蘇杰生將于15日訪華并出席上合組織外長會。

要知道，這是印度外長5年來首次訪華，更是自2020年加勒萬河谷沖突后兩國最高級別外交互動。

但更令人玩味的是，就在一個月前，蘇杰生還在印度國內大放厥詞稱“中國是對手”，如今卻突然“變臉”尋求合作，7月15日的天津峰會或將成為中印關系破局關鍵。

蘇杰生“破冰之旅”

6月22日，印度外交部長蘇杰生在一場公開演講中再次發表了對中國的強硬言論，稱中國是印度的“主要對手”。

還指出，在當前的國際格局中，中國的崛起及其在經濟、軍事和外交領域的擴張，已經成為印度國家安全帶來了壓力。

中印邊境問題一直都是扎在中印中間的一根刺，也是兩國關系破裂的首要原因。

2020年6月的加勒萬河谷沖突，讓中印關系跌至冰點，雙方在西段邊境陳兵數十萬，貿易額一度下滑15%，直航中斷，中國APP被禁，甚至連印度香客赴藏朝圣都成了奢望。

但在2024年10月，兩國領導人在喀山會晤，達成“發展優先”的共識，隨后恢復邊界問題特別代表會晤、副外長級對話等機制。

這一次蘇杰生訪華，將先赴北京與王毅會談，再赴天津參會，這種“會前單獨會晤”的安排，在外交慣例中極為罕見，足見中方對修復關系的重視。

印度此刻急于對華示好，實則被多重危機倒逼，首先是稀土困局，作為全球第四大汽車生產國，印度90%的永磁體依賴中國供應。

而中方自實施稀土出口管制后，已導致其汽車生產線面臨8月停工風險，其次是美國關稅大棒，特朗普政府威脅對金磚國家加征10%關稅，印度若不配合“去美元化”，將損失超200億美元出口額。

更棘手的是印巴沖突，5月雙方在克什米爾交火，巴基斯坦使用的中國制無人機和導彈讓印度吃盡苦頭，而中國在巴控區的基礎設施投資更讓新德里如芒在背。

印度此次訪華肩負特殊使命，平息中方對其“上合攪局者”的不滿，今年6月青島上合防長會上，印度防長辛格以“未譴責克什米爾恐襲”為由拒簽聯合聲明，導致會議無果而終。

辛格竟當著巴基斯坦防長的面炫耀“辛杜爾行動”的軍事勝利，這種公然挑釁讓中方顏面盡失，蘇杰生此行必須解釋，為何印度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中積極反華，卻在上合、金磚中屢屢拆臺？

天津峰會三大核心議題

印度此次訪華的頭等大事，是懇請中方放寬稀土出口限制，但中方已明確表態：出口管制政策不會取消，但可能為印度開辟“綠色通道”，例如簡化審批流程、優先供應特定企業。

這種“原則不變、操作靈活”的策略，既維護了戰略利益，又給印度留足面子。不過中方也有籌碼要求印度解除對中國APP的禁令、恢復直航，并放寬中資在基建領域的限制。

歐盟此前也因稀土問題與中方談判，最終獲得類似待遇，印度能否復制這一模式，將取決于蘇杰生的談判智慧。

在巴西金磚峰會上，印度總理莫迪罕見簽署聯合聲明，譴責美國關稅破壞貿易規則，之所以態度轉變如此之大，也彰顯了印度對美談判破裂的無奈之舉。

美國拒絕在農業和乳制品關稅上讓步，逼得新德里不得不尋求中國支持，蘇杰生此行可能提出建立“中印關稅同盟”，在WTO框架內聯合反制美國。

但這一設想面臨兩大障礙，一是印度對華貿易逆差高達600億美元，中方擔心其借機轉移產業；二是印度在“四方安全對話”中的親美立場，讓合作基礎脆弱。

三是盡管中印已在加勒萬河谷等地脫離接觸，但西段邊境仍有3.5萬平方公里爭議區。

蘇杰生訪華期間，雙方可能就“共同開發”達成初步共識，例如在班公湖地區建立生態保護區，以非傳統安全合作對沖軍事對峙。

王毅外長計劃在蘇杰生訪華后回訪印度，與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討論邊境問題，這似乎是尋求“一攬子解決方案”的信號。

不過，印度在邊境地區加速修建的公路和機場，以及其表現仍讓中方保持警惕。

印度的戰略搖擺

印度在上合的雙重標準已引發公憤，今年5月伊以沖突爆發后，上合發表聲明譴責以色列侵略，印度卻在24小時內“劃清界限”，聲稱“未參與討論”。

這種行徑讓伊朗、巴基斯坦等成員國強烈不滿，甚至有聲音呼吁修改上合章程，對頻繁破壞團結的成員實施懲罰。

蘇杰生此次必須給出解釋：為何印度在“四方安全對話”中積極配合美國圍堵中國，卻在上合享受成員國紅利？

在金磚框架內，印度同樣表現出矛盾姿態，其否認退出金磚，但對“去美元化”倡議態度消極，甚至私下向美國承諾“不挑戰美元地位”。

印度若支持金磚國家貨幣結算，將面臨10%關稅，而其對美出口額高達800億美元。但印度的妥協已引發南非、巴西等國不滿，金磚內部裂痕加深。

蘇杰生訪華的另一重使命，是為莫迪出席8月上合峰會鋪路，中方邀請莫迪參加9月3日的抗日戰爭勝利閱兵式若成行，將是印度總理首次出席中國閱兵，釋放重大善意。

但莫迪面臨兩難，若接受邀請，可能激怒國內鷹派；若拒絕，則錯失改善中印關系的良機，這也體現出中方對稀土問題的處理堪稱典范，既保持戰略威懾，又留有余地。

通過“綠色通道”機制，中方既能鞏固對印度產業鏈的控制力，又能換取市場準入。這種“胡蘿卜加大棒”策略，比單純制裁更具可持續性。

針對印度的攪局行為，中方正推動上合改革，例如建立“協商一致”原則的例外條款，允許在特定議題上“多數決”，以防止個別國家綁架議程。

中方加速與俄羅斯、伊朗等國的雙邊合作，降低對印度的依賴，在邊境問題上，中方提出的“共同安全”理念，為邊境問題提供新解。

例如在爭議區開展生態保護、災害救援等合作，以非傳統安全議題對沖軍事對峙。這種“發展優先”的策略，既符合雙方利益，又為最終解決方案創造條件。

7月15日天津之約，注定將成為中印關系的關鍵轉折點，印度能否放下“有聲有色大國”的身段，以實際行動換取中方信任？這都要看印度表現了。

文/編輯：來塊兒月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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