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黨史縱覽，作者：崔光燁。文章版權歸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lián)系刪除

崔庸健(1900-1976),曾任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共和國副主席，他是卓越的軍事家、政治家、革命家，也是杰出的國際主義戰(zhàn)士。作為中共早期黨員，他不僅參加了著名的廣州起義，而且在黑龍江省三江地區(qū)進行建黨、土地革命活動，領導抗日武裝斗爭長達18年之久，為中朝兩國人民的抗日武裝斗爭和解放事業(yè)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崔庸健將軍

參加反日運動 投身中國革命

崔庸健，原名崔石泉，1900年6月21日誕生在朝鮮平安北道龍川郡。祖國淪為殖民地、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無情壓迫的現(xiàn)實激起了他的愛國熱情。1919年，還在中學讀書的崔庸健，因向同學宣傳反日獨立思想，而被日本警憲逮捕入獄。1922年9月，崔庸健出獄后，同20多名患難戰(zhàn)友一起從宣川乘船，奔赴中國上海去尋求民族解放的道路。

崔庸健一到上海就進入了南華學校學習，很快接受了馬列主義思想，逐步懂得了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驅除日寇，只有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人民武裝才能實現(xiàn)。為了學到軍事本領，他又趕到云南陸軍講武堂學習軍事技術。

1924年，崔庸健畢業(yè)后，來到大革命的中心廣州，進入黃埔軍校，先后擔任了黃埔軍校軍事教官、第五期第六區(qū)隊長等職，期間與周恩來等相識并共事。1926年，崔庸健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年，他參加了北伐戰(zhàn)爭，1927年12月廣州起義時，他擔任黃埔軍校特務營第二連連長，率領部隊攻打沙河，與敵激戰(zhàn)10多個小時。廣州起義失敗后，崔庸健率殘部撤退到花縣，參加了保衛(wèi)海陸豐的戰(zhàn)斗。

為了躲避蔣介石的白色恐怖，1928年初，崔庸健受黨組織的派遣，沖破層層障礙和封鎖，經上海來到東北，在松花江和烏蘇里江沿岸組建黨組織，繼續(xù)進行革命活動。

　領導土地革命 培養(yǎng)抗聯(lián)將領

在東北，崔庸健與中共滿洲省委北滿特委接上關系，黨組織派他到通河縣西北河朝鮮族農民中進行革命活動。1928年初，他組織金東源（崔水平）、李中健、林鳳善等黨員，創(chuàng)建了通河縣第一個黨支部，并帶領黨支部大力開展農民運動，建立了松花江同盟、婦女會、兒童團、農民同盟等群眾革命團體，他還選拔一批青年骨干，進行了軍事訓練。為把農民運動引向深入，他親自組織和領導了清算“三益堂”（由日本特務、朝鮮族中的賣國敗類和反動軍閥三股合資組建）的通河暴動。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通河暴動最終失敗了，崔庸健等3名黨代表在群眾的掩護下潛離了通河縣。

作為三江地區(qū)的第一位中共黨員，崔庸健化名金治剛，于1928年春來到黑龍江省湯原縣梧洞河福興朝鮮族屯秘密開展農民運動，繼續(xù)播撒革命火種。他組織鄉(xiāng)親們集資，辦起了三江地區(qū)第一所朝鮮族學校--松東模范學校，首開了三江地區(qū)朝鮮民族教育的先河。同時，這所學校也是教育和發(fā)動群眾的農民運動講習所，白天給學生上課，晚上則辦起農民夜校。他從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朝鮮和中國的罪行，講到列寧領導的蘇維埃和十月革命，揭露了資本家和地主剝削工人、農民的秘密，介紹了北伐戰(zhàn)爭中蔣介石叛變革命的情況和自己參加廣州起義的經過，特別重點介紹了中國正在興起的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運動。鄉(xiāng)親們頭一次系統(tǒng)地聽到這些革命道理，思想政治覺悟空前提高，群情振奮，紛紛要求建立自己的革命組織。于是，農民協(xié)會、婦女協(xié)會、反日青年會、反帝大同盟、兒童團等革命群眾團體紛紛成立，當?shù)氐倪M步青年及農民紛紛走上革命道路。

崔庸健在全東北最早創(chuàng)建了農村基層黨組織。1928年10月，他秘密發(fā)展裴治云、崔圭福、金成剛入黨。第二年春，又陸續(xù)發(fā)展金正國、馬德山、徐光海、張星德等入黨。隨著黨員人數(shù)的增多，三江地區(qū)的第一個黨支部在福興屯成立，下設河東、河西兩個黨小組。隨后，在蘿北縣的鴨蛋河，富錦縣的安邦河，湯原縣的梧桐河、太平川、七馬架、格節(jié)河，通河的西北河及鶴崗等地陸續(xù)組建了黨支部和黨小組。

1929年春，中共湯原縣委在湯原縣鶴立鎮(zhèn)附近的北7號屯正式成立。縣委書記為李春滿，委員裴治云、崔圭福、金成剛等，秘書金正國。這不僅是三江地區(qū)成立的第一個中共縣委，而且也是整個東北地區(qū)創(chuàng)建最早的中共縣委之一。九一八事變后，湯原縣委改組擴大為湯原中心縣委。

1929年秋，崔庸健還組織福興屯農民舉行了第一次震撼三江的農民暴動和示威游行，并取得重大勝利。這次農民暴動的勝利產生了巨大影響，極大地鼓舞和推動了三江地區(qū)的農民運動。

1930年11月，崔庸健通過舉辦三期軍政干部培訓班，精心培養(yǎng)了大批黨的干部和抗日將領，受訓的高年級學生和青壯年達140多人。這些學員被派往蘿北、鶴崗、富錦、集賢、樺川、湯原、依蘭、勃利、通河等三江各地，發(fā)展黨團員，建立“反日同盟”，到處點燃革命烽火，從而使湯原中心縣委所屬的基層黨組織迅猛發(fā)展到南至通河縣、北至富錦縣的方圓150公里的廣闊地帶。

創(chuàng)建抗聯(lián)第七軍 擊斃日軍少將

在以湯原中心縣委為中心的佳木斯周邊地區(qū)的革命烈火熊熊燃燒的同時，從1929年末開始，崔庸健與黃繼興（黃哲云）等黨員一起又來到中國最東北角的寶清、虎林、饒河、撫遠一帶繼續(xù)開展革命活動。他與黃繼興、崔一山、徐鳳山（李陽春）等中共黨員，在饒河三義屯辦起小學，以教書為掩護，傳播革命思想，發(fā)展黨員。1930年3月，經中共滿洲省委批準正式成立了中共饒河縣委，崔一山任書記。1931年3月，根據(jù)滿洲省委批示又將饒河縣委擴大為中共饒河中心縣委，所屬黨員數(shù)量發(fā)展到120多人，下設饒河區(qū)委、撫遠區(qū)委、寶清特支、虎林特支。

1932年7月，根據(jù)饒河中心縣委的決定，崔庸健在寶清縣小城子辦起了軍政訓練班，培訓抗日人才。緊張的軍訓和反日教育剛剛進行了兩個多月，日軍的第十師團六十三聯(lián)隊就侵入到寶清一帶，訓練班的一名學員被捕叛變，供出了軍訓所的地點。崔庸健得到消息，立即解散了訓練班，只帶領5名學員來到了饒河。隨后根據(jù)饒河中心縣委決定，用僅有的一只手槍，成立了由金文享、金東天、崔龍錫、許成在、樸英根等6人組成的特務隊，開展武裝斗爭，崔庸健親任隊長。

由這6人組成的特務隊，后來發(fā)展成為威震敵膽的抗聯(lián)第七軍。

1933年4月21日，在大葉子溝，已經發(fā)展到40多人40多條槍的特務隊正式改編為饒河農工義勇軍，隊長崔庸健、政治部主任金文享。同年6月，崔庸健又在饒河三義屯舉辦了軍政訓練班，70多名學員經過兩個月的受訓后全都參加了游擊隊。

游擊隊成立后，服裝、糧食等物資的補給困難也隨之而來。崔庸健派李學福到虎林獨木河救國軍部隊進行協(xié)商，將游擊隊編入該部第一旅特務營，由金文亨任營長，崔庸健任政治部主任。1934年1月28日，救國軍攻打虎林縣城時，特務營作為先頭部隊參加了戰(zhàn)斗，擊斃日軍官兵20多人，繳獲4挺重機槍及許多武器。

1934年2月3日，特務營在大代河召開黨支部會議，決定取消特務營番號，重新編為饒河民眾反日游擊隊，由崔庸健任隊長，樸振宇任政治指導員。游擊隊下設兩個中隊和一個手槍隊。第一中隊長崔石峰，第二中隊長許資善，手槍隊長金東天。會議確定游擊隊的主要任務是發(fā)動群眾，擴大隊伍，打擊漢奸走狗，建立根據(jù)地。此后，饒河反日游擊隊開始嶄露頭角，成為烏蘇里江沿岸各縣抗日的核心力量。

游擊隊重返饒河之時，正值日偽軍對吉東地區(qū)進行“第二次討伐”，聲稱要在3個月內消滅饒河游擊隊和其他抗日武裝。1934年2月25日，200多名日偽軍進犯暴馬頂子附近的十八墑地。崔庸健帶領50名隊員，充分利用地勢險要的優(yōu)勢，打了一個漂亮的伏擊戰(zhàn)。經過近5個小時激戰(zhàn)，不僅擊退了敵人，而且斃傷30多名日偽軍，我方無任何損傷。接著，游擊隊又于4月攻打了大葉子溝民團防所，不久又突然襲擊了當?shù)貎蓚€罪大惡極的土匪頭子，并將其處決。這一系列的勝利，使游擊隊在當?shù)厝罕娭械耐笤觯瑥亩舱痉€(wěn)了腳跟。6月和7月，崔庸健親率50多名隊員在暴馬頂子和大別拉坑分別襲擊了破壞抗日、擾害百姓的范福堂和李喜山兩支投靠日偽的自衛(wèi)團隊，繳獲許多槍支和馬匹等軍需品。

自此，以暴馬頂子為中心，包括十八墑地、大葉子溝等方圓25公里的抗日游擊根據(jù)地初步形成。游擊隊也發(fā)展到90多人，附近村屯也普遍建立了農委會、反日會、農民自衛(wèi)隊等群眾組織。

從1934年11月起，日偽軍對根據(jù)地進行了長達一個半月的“討伐”和“圍剿”，但均被英勇善戰(zhàn)的游擊隊粉碎。不甘心失敗的敵人于1935年1月15日，從佳木斯調來800多名日偽軍騎兵和步兵瘋狂圍攻暴馬頂子根據(jù)地。此時，游擊隊總共才250人。為確保以少勝多，狠狠打擊敵人，崔庸健把部隊集中埋伏在地勢險峻，積雪深厚，離敵后方遠，步、騎兵均無法行動的大旺砬子，然后派出戰(zhàn)斗小組引誘敵人。1月29日，敵人果然上了當，向大旺砬子追來。當敵人進入伏擊圈之后，游擊隊發(fā)起全線攻擊，經過一天艱苦作戰(zhàn)，打死打傷100多，敵軍潰逃中凍死凍傷的也很多。這一戰(zhàn)，游擊隊死傷僅6人，創(chuàng)建了以少勝多的典型戰(zhàn)例。

日偽軍潰退后，奪取暴馬頂子之心不死，仍派60名偽軍駐防該地，并加緊修筑堡壘。崔庸健讓李學福帶80名隊員，于2月10日進行夜襲。經過3個小時的肉搏戰(zhàn)，打死偽連長以下10余名，俘虜40多名，繳獲60支步槍和其他軍需品。至此，游擊隊重新恢復了暴馬頂子根據(jù)地，徹底粉碎了敵人的“討伐”。

1935年9月18日，饒河民眾反日游擊隊改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1936年后改稱東北抗日聯(lián)軍）第四軍第二師第四團，下轄4個連和保安連及團部，共250多人，團長李學福，崔庸健任參謀長。不久,敵人的秋季“討伐”開始，四團與敵人在新興洞激戰(zhàn)，擊斃日軍30多名，打死打傷偽軍20多人，取得重大勝利，狠狠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此戰(zhàn)后，人民群眾紛紛要求加入四團，各個山林隊也紛紛要求加入四團的行列，從而使部隊迅速擴大。除了饒河縣城，其余的地方都變成了游擊區(qū)或根據(jù)地。

1936年3月25日，第四團在關門咀子被正式改編為抗聯(lián)第四軍第二師，崔庸健任參謀長。此時日偽軍大力推行“集團部落”，實行經濟封鎖，動用數(shù)千兵力進行不間斷的常年“討伐”。面對這一嚴峻形勢，崔庸健改變戰(zhàn)略，提出不再固守舊游擊區(qū)，而是分兵開辟同江、富錦、寶清、密山等地的游擊區(qū)，擴大有生力量。6月15日，崔庸健帶領的150多名隊員在同江頭道林子與日偽軍及地主大排隊的360多名敵人遭遇。戰(zhàn)斗從上午9時一直打到下午16時，崔庸健指揮部隊展開政治攻勢，在陣地前高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專打日軍”的口號。偽軍和大排隊開始產生消極和動搖，有的向天空開火欺騙日軍，有的臨陣嘩變抗日，甚至有的暗中告訴我軍日軍和指揮官的位置，有的還送來不少子彈。最終，擊斃日偽軍50多人，我方犧牲16人，負傷8人。這次戰(zhàn)斗雖很殘酷，但使我軍影響在同江、富錦一帶日益擴大，甚至連大部分土豪劣紳也開始同情支持抗聯(lián)，僅兩個月就募捐到抗戰(zhàn)費經4萬元，60多人參加抗聯(lián)隊伍。

　1936年冬，二師主力陸續(xù)返回暴馬頂子和大葉子溝根據(jù)地。

1936年11月15日，抗聯(lián)第四軍二師根據(jù)上級指示，在暴馬頂子正式改建為抗聯(lián)第七軍。從蘇聯(lián)莫斯科東方大學回國的陳榮久擔任軍長，崔庸健擔任軍黨委書記、參謀長。全軍下設3個師，發(fā)展到近千人,取得了多次戰(zhàn)斗的勝利。由于叛徒的出賣，1937年，陳榮久在戰(zhàn)斗中不幸犧牲。陳榮久犧牲后，七軍召開黨代表會議，決定由崔庸健擔任軍黨委書記兼代理軍長。會議還決定，要加強反奸細斗爭，建立鞏固的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根據(jù)黨代會精神，崔庸健在小南河召開各民眾反日團體和山林隊領導人聯(lián)席會議，將愿意接受“共同抗日綱領”的饒河、虎林、同江、富錦等縣的山林隊800多人編入七軍序列。

為了進一步擴大游擊區(qū)，有效地粉碎敵人的“討伐”，崔庸健決定分兵作戰(zhàn)。一路由他親自率軍部、第二師和部分收編的山林隊500多人在饒河、虎林一帶活動。另一路由李學福和景樂亭率一、三師的700多名隊員前往同江、富錦一帶開展游擊。李學福率領的部隊在富錦二道林子與日軍小濱部隊相遇，經過一天激戰(zhàn)，消滅日軍200余人。崔庸健則在饒河活動期間，成功地策動大頂子山后佛壽宮100多名偽軍嘩變。

入冬后，為粉碎敵人的冬季“討伐”，崔庸健派一部分兵力前往同江黑嘴子一帶活動，牽制敵人的兵力，而他率主力部隊600余人向撫遠轉移。12月中旬，七軍和五軍聯(lián)合突襲七星河鎮(zhèn)，消滅偽軍1個連，繳獲步槍200余支、輕機槍4挺、重機槍1挺、迫擊炮1門及其他軍用物資。隨后，崔庸健率部回師饒河，積極主動地擊破了敵人冬季“大討伐”的計劃。

1937年是抗聯(lián)七軍獲得較大發(fā)展的一年。到年末全軍達到1500余人，并在暴馬頂子、十八墑地、大葉子溝、四合項子等地建立了許多密營，為開展持久游擊戰(zhàn)打下了堅定的基礎。

1937年12月20日，吉東省委代表周保中來到饒河召集了下江（烏蘇里江）特委擴大會議，解決了一系列重大問題。一是重新改組下江特委，決定直接受吉東省委領導；二是決定七軍編入抗聯(lián)第二路軍，并調整了干部，由李學福任軍長，由于他重病在身，仍由崔庸健代理軍長，并由二路軍總指揮部派遣王汝起和何可人分別擔任一師師長和政治部主任；三是解決了干部之間的分歧和矛盾，肅清了敵奸細殘余。這次會議對饒河一帶的抗日斗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從1938年春開始，敵人對七軍再次發(fā)動了瘋狂“討伐”，加上日軍實施的歸大屯政策，部隊與群眾失去聯(lián)系，處境日益艱難。然而七軍將士不畏艱險，與日軍進行了頑強的戰(zhàn)斗。代軍長崔庸健率軍部20多人留在饒河開展游擊戰(zhàn)，一、二師在富錦、同江等縣活動，三師在寶清一帶活動。8月3日，崔庸健率部奇襲饒河縣小南河佛壽宮走狗隊，智取輕機槍2挺，步槍60余支，子彈1萬多發(fā)。他用這些繳獲的武器于8月間成立了軍部少年連，共40余人。

1938年9月26日夜晚，秘密交通員樸永山急匆匆來到七軍軍部報告，偽滿洲國軍政部要員日野武雄少將在40多個軍警護衛(wèi)下，乘船到饒河縣小佳河集團部落巡視，估計一兩天之內要返回饒河縣城。然而，當時七軍主力部隊都在同江、撫遠、富錦，虎林一帶活動，留在老鷹溝密營的七軍軍部只有一個警衛(wèi)連和一個少年連。崔庸健和從同江回軍部匯報請示工作的一師副師長姜克智商量決定，率警衛(wèi)連實施伏擊。40多名戰(zhàn)士從密營出發(fā)，急行軍20多公里，來到敵人必經的西鳳嘴子進行埋伏，等待敵人到來。可是埋伏了一宿也不見敵人出現(xiàn)。下午15時左右，正當熬了一夜的戰(zhàn)士們急不可耐的時候，日軍的汽艇沿著撓力河轉過一彎又一彎，由遠而近出現(xiàn)在河面上。戰(zhàn)士們頓時精神抖擻，倦意全消，摩拳擦掌，子彈上膛。300米、200米、100米……當日野武雄坐的汽艇離岸僅30米的時候，隨著一聲“打”的指揮令，步槍、機槍子彈雨點般朝汽艇掃去。剎那間，日野武雄和10來個隨從被撂倒。余下的敵人倉皇應戰(zhàn)，亂成一團，開著汽艇想奪路逃走，可幾十米寬的河道被密集的火力網(wǎng)封鎖得嚴嚴的。戰(zhàn)士們居高臨下，打得非常痛快！汽艇駕駛員也被子彈擊中，拽著舵盤倒向了一邊。汽艇嗡的一聲向北岸躥去，一頭扎在那里不動了。打了一陣，戰(zhàn)士們見船上沒動靜了，就喊了起來：“繳槍不殺，你們趕快投降吧！”可還是一點反應也沒有。于是，兩名戰(zhàn)士借來一只漁船，一人劃船，一人端著槍沖上了汽艇，他們往船艙里一瞅，然后直起腰笑道：“光有睡覺的，沒有喘氣的。”

戰(zhàn)斗只用了幾十分鐘就結束了，包括日野武雄少將在內的43名日偽軍橫倒豎臥，全都被擊斃。我警衛(wèi)連繳獲機槍1挺、長短槍37支、子彈4000多發(fā)、望遠鏡1架。這次伏擊戰(zhàn)我軍無一傷亡，有力地震懾了敵人。偽滿洲國《大同報》在10月20日的報道中哀嘆“滿洲國防將星殞落”。

1938年，由于敵人的大兵團“圍剿”，加上原山林隊首領鄒其昌、王福林等投敵，七軍大量減員，到1939年2月，全軍1500人只剩下700人左右。

1939年秋，由于叛徒出賣，七軍在臨時密營所種的糧食幾乎全被破壞。12月，3000多日偽軍又向七軍大舉“討伐”。崔庸健只得留下100多兵力在饒河牽制敵人，自己率領其余隊伍，沖破敵人包圍線，迅速向撫遠縣一帶轉移。他利用靈活機動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通過攻打敵人的薄弱環(huán)節(jié)來解決糧食服裝等軍需品補給。但這時北方氣溫已降到最低點，滿山都是二尺多厚的積雪，戰(zhàn)士們又處于極度疲勞之中，加上日軍利用汽車、爬犁、騎兵等進行追擊，七軍處境更加惡化。

當時，每個戰(zhàn)士連續(xù)9個月每天只能以一碗黃豆或一碗包米充饑；有時半個多月靠啃樹皮維持生存；六七個月吃不到食鹽；特別是在嚴寒深雪中露營，既不能升大火堆，又不能睡眠；有時日夜急行軍中還要打幾個回合的戰(zhàn)斗，連吃飯的工夫都沒有。然而，無論條件和環(huán)境怎樣艱苦，崔庸健始終用強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鼓舞和激勵抗日將士，克服重重困難，在中國最東北角的虎林、饒河、撫遠、同江、富錦、寶清一帶，與日本侵略者浴血奮戰(zhàn)，英勇斗爭，打了無數(shù)次苦仗硬仗。

調任第二路軍 出任總參謀長

1940年4月1日至8日，抗聯(lián)第二路軍總指揮周保中、副總指揮趙尚志率小分隊從蘇聯(lián)回到虎林縣小穆河北，召開了七軍黨代會，決定將七軍改編為第二路軍第二支隊，支隊長王汝起，副支隊長劉雁來，政委王效明。會議還宣布崔庸健調任東北抗日聯(lián)軍第二路軍（由原抗聯(lián)第四、五、七、八、十軍組成）總參謀長兼吉東省委代表。

1940年，由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實行“集團部落”政策，隔斷抗聯(lián)部隊與人民群眾的聯(lián)系，瘋狂破壞地方黨組織，加上連續(xù)不斷的軍事“討伐”，使抗日聯(lián)軍失去了立足點，各部隊均遭到嚴重挫折和損失。南滿、東滿、吉東、北滿的大片抗日游擊區(qū)和根據(jù)地絕大部分被破壞，楊靖宇等許多優(yōu)秀的指戰(zhàn)員先后犧牲，抗聯(lián)11個軍的4萬余人，僅剩下1000余人，處境極為險惡。為了保存已有9年艱苦斗爭歷史的人民抗日武裝，堅持抗日，奪取最后勝利，從1940年初到1942年春，各地抗聯(lián)部隊除留一部分小部隊在原地堅持斗爭外，陸續(xù)轉入到蘇聯(lián)境內整訓。1940年9月20日，崔庸健率二路軍的百余名將士趕到寶清縣，與從蘇聯(lián)回來在那里接應的周保中會合后，迅速向烏蘇里江邊轉移。10月29日，部隊越高山，穿沼澤，強行軍到達烏蘇里江邊。日軍得到情報后，派2個營的兵力驅車趕到界江附近，布網(wǎng)攔截，企圖全殲抗聯(lián)將士。在十萬火急的情況下，崔庸健連夜找來一只舊船，將士們在夜幕的掩護下，從河汊處起錨，向對岸駛去。11月1日拂曉時分，當數(shù)路日偽追兵趕到江邊時，崔庸健和周保中已率部隊過江全部到達對岸。事后，周保中回憶道：“大江橫隔，若無小舟渡過，則烏蘇里江成為我之烏江矣。”就這樣，到年末東北抗聯(lián)各主力部隊沖破日軍圍追堵截，分期分批進入蘇聯(lián)境內。

出任東北地區(qū)委員會書記 迎接勝利曙光

起初，抗聯(lián)將士們打算暫時到蘇聯(lián)越冬后，第二年春天再返回東北開展游擊戰(zhàn)。但是1941年4月，由于蘇、日簽訂了互不侵犯的《蘇日中立條約》，蘇聯(lián)為了保持遠東邊境的穩(wěn)定，勸阻抗聯(lián)部隊暫時不要返回東北。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不得不轉入長期的野營訓練。

1942年8月1日，經蘇聯(lián)遠東方面軍同意，在位于黑龍江邊、距哈巴羅夫斯克75公里的雅斯克（蘇聯(lián)伯力北野營），抗日聯(lián)軍統(tǒng)一改編為東北抗聯(lián)教導旅，也稱蘇聯(lián)遠東紅旗軍第八十八特別獨立步兵旅（也稱國際教導旅），旅長周保中，政治副旅長李兆麟，參謀長崔庸健。旅以下設4個教導營、2個直屬教導連（無線電連、迫擊炮連）。一營營長金日成，政治副營長安吉；二營營長王效明，政治副營長姜信泰；三營營長許享植（因許犧牲后由王明貴任），政治副營長金策；四營營長柴世榮（后由姜信泰兼），政治副營長季青（后由姜信泰兼）。

1942年9月13日，教導旅召開全體黨員大會，正式將原東北的東滿省委、南滿省委、吉東省委、北滿省委合并組建為中國共產黨東北地區(qū)委員會（也稱教導旅中共東北黨組織特別支部局）。會議選舉崔庸健為書記，委員有周保中，李兆麟、金日成、金京石、彭施魯、王明貴、金策、王效明、安吉、季青，候補委員王一知、沈泰山。中共東北地區(qū)委員會執(zhí)行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包括在野營和出發(fā)派遣的黨員，對原有中共東北黨組織的關系不變。此后，抗聯(lián)教導旅在以崔庸健為書記的中共東北地區(qū)委員會的領導下，在野營加強政治學習，在加緊軍事訓練的同時，還不時派出小分隊返回東北執(zhí)行軍事偵察，搜集情報，抗日宣傳、發(fā)動群眾，進行小規(guī)模的游擊等任務。

1945年8月，位于蘇聯(lián)遠東哈巴羅夫斯克北部的雅斯克野營秋高氣爽，清風拂面，作為東北黨的最高臨時組織機構所在地--抗聯(lián)國際教導旅充滿了節(jié)日般的歡樂。東北地區(qū)委員會剛剛做出決定：日軍無條件投降后，東北抗聯(lián)中的朝鮮同志，將返回朝鮮組建新的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中國同志將返回中國，配合蘇軍解放東北。崔庸健與朝夕相處多年的親密戰(zhàn)友周保中、李兆麟、馮仲云、王效明、王明貴等國際旅的幾百名抗聯(lián)將士，不得不依依惜別。

　1945年8月8日，蘇聯(lián)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發(fā)表了蘇聯(lián)政府對日宣戰(zhàn)宣言。8月9日零點10分，蘇聯(lián)最高司令部命令蘇聯(lián)遠東地區(qū)3個方面軍從西、東、北3個戰(zhàn)區(qū)，在4000多公里的廣闊戰(zhàn)線上，向侵略中國的日本關東軍發(fā)起了全線進攻。早在7月份，抗聯(lián)教導旅就在崔庸健、周保中的指揮下派出數(shù)百名指戰(zhàn)員，分成小分隊擔任蘇軍進入東北的向導。還有290多人被空降到東滿、南滿、北滿等地的日軍后方，偵察防御部署和調動情況，阻擊逃跑之敵。

在蘇聯(lián)紅軍勢如破竹的強大攻勢下，日本關東軍迅速土崩瓦解，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為了迅速及時接收東北，抗日聯(lián)軍于1945年9月初開始分4批進駐東北57個戰(zhàn)略要點。1945年9月8日，崔庸健同周保中、馮仲云一起到達長春。

9月18日，到達東北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彭真和陳云等領導認真聽取了東北黨組織領導的東北抗日游擊戰(zhàn)的詳細匯報。

匯報中，崔庸健向中共中央東北局移交了中共東北地區(qū)委員會的全部組織關系、黨員名單、黨費及檔案。當時，彭真感慨地說“我們共產黨人領導的革命斗爭中，有三件事最艱苦：第一件是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第二件是紅軍長征后南方紅軍的三年游擊戰(zhàn)爭；第三件是東北抗日聯(lián)軍的14年苦斗！”

這次匯報結束后，東北局領導宣布中共東北委員會勝利完成了歷史使命，予以撤銷，所屬各地黨組織統(tǒng)一由東北局領導。

不久，崔庸健返回朝鮮，馮仲云派抗聯(lián)戰(zhàn)士董金山將他護送到鴨綠江邊的城市安東（現(xiàn)丹東市）。

回國后，崔庸健初任朝鮮臨時人民委員會保安局長；1948年2月8日，朝鮮人民軍成立，崔庸健任朝鮮人民軍總司令、大將軍銜。同年9月9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成立,他擔任民族保衛(wèi)相（國防部長）。1953年2月，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為了表彰他對朝鮮革命作出的重大貢獻，特授予他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次帥稱號。1957年起，崔庸健擔任共和國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升任元帥。1972年當選為共和國副主席。在黨內，1956年起，當選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央書記局書記、政治委員會常務委員、政治委員會委員等。

1976年9月19日，崔庸健不幸病逝于平壤，享年76歲。朝鮮勞動黨中央、中央人民委員會、政務院為他舉行了隆重的國葬。

中共中央，國務院于9月20日致電金日成主席和樸成哲總理，表示深切哀悼。唁電指出：“崔庸健同志長期肩負國家重任，為反抗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干涉，為朝鮮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為爭取朝鮮的自主和平統(tǒng)一，貢獻了畢生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