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對華關稅政策的起點

2018年，特朗普政府依據美國《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征關稅，理由包括“中國竊取知識產權”和“不公平貿易行為”。首批關稅于2018年7月6日生效，涉及34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稅率高達25%。

隨后，關稅范圍迅速擴大，涵蓋從電子產品到日常消費品的廣泛類別，至2019年，總額高達數千億美元。中國則以對等措施回應，對美國商品征收同等關稅，拉開了全面貿易戰的序幕。

特朗普在公開場合反復強調，關稅將迫使中國讓步，并為美國帶來經濟利益。他在競選集會上宣稱“中國在支付關稅”，試圖以此塑造強硬的保護主義形象。

然而，經濟學的常識與現實數據卻與之背道而馳。關稅本質上是由進口國支付的稅種，其成本主要落在美國消費者和企業身上，而非中國出口商。

關稅成本的真實承擔者：美國民眾

大量研究表明，對華關稅的負擔幾乎全部轉嫁給了美國國內。根據J.P. Morgan Research的分析，關稅稅負通常由進口國的消費者和企業承擔，而非出口國。

在2018-2019年的貿易戰高峰期，美國對中國商品加征的關稅直接推高了進口價格。研究顯示，這些成本以幾乎一比一的比例傳導到商品價格上，最終由美國消費者買單。

稅收基金會估算，到2025年，特朗普時期的關稅政策相當于為每個美國家庭增加了約1200美元的隱性稅收負擔。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進一步指出，從電子產品到服裝，各類商品價格因關稅而上漲。

例如，消費者技術協會的數據顯示，60%的關稅可能導致筆記本電腦和平板電腦價格上漲46%，智能手機價格上漲26%。這些數字背后，是普通家庭在超市貨架前面對更高標價時的無奈，是中小企業因成本激增而掙扎求存的困境。

美國企業的處境同樣艱難。關稅推高了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的價格，擾亂了供應鏈的正常運轉。制造業因成本上升而減少投資，物流業因貿易量下降而萎縮。

這些連鎖反應不僅削弱了美國經濟的競爭力，也讓無數普通工人面臨失業風險。耶魯大學預算實驗室的數據表明，到2025年，關稅政策已導致美國GDP增長下降1.1個百分點，失業率上升0.6%，相當于74萬個就業崗位的損失。

特朗普為何隱瞞真相

面對如此明顯的數據，特朗普為何堅持宣稱“中國在為關稅買單”？答案在于政治考量而非經濟邏輯。作為一位以民粹主義起家的領導人，他需要通過強硬姿態贏得選民支持，尤其是在制造業集中的“鐵銹帶”地區。承認關稅成本由美國人承擔，無疑會動搖他的政治基礎。

中國學者高志凱在一場經濟論壇上直言，特朗普不敢面對這一真相，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強硬形象。他指出，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不僅未能削弱中國，反而讓美國經濟付出沉重代價。這種隱瞞不僅是政策透明度的缺失，更是對美國民眾知情權的漠視。

在2020年競選期間，特朗普繼續承諾關稅將帶來就業機會，卻對物價上漲和企業困境只字不提。這種策略或許短期內穩住了選票，但長期后果卻由美國社會默默承受。

貿易戰的影響遠不止價格上漲和就業損失。它暴露了美國經濟對全球供應鏈的依賴，也揭示了保護主義政策的局限性。

中美雙方雖在5月達成初步共識，互降部分關稅以緩解緊張局勢，但90天的暫緩期過半后，后續談判仍未取得突破。貿易戰留下的創傷短期內難以愈合，美國零售業、制造業和物流業仍在艱難復蘇。

相比之下，中國展現了較強的經濟韌性。盡管對美出口因關稅減少，但中國通過貿易轉移，將市場轉向東南亞和歐洲。

2022年，中國的對美出口比預期趨勢低23%，但對其他地區的出口增長有效彌補了這一缺口。此外，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上的持續投入，如在邊境地區加強經濟和軍事能力，進一步增強了其應對外部壓力的底氣。

高志凱的洞察與意義

高志凱的分析為理解貿易戰提供了深刻視角。他指出，特朗普的失敗源于對中美實力對比的誤判。保護主義無法讓美國重現昔日的工業輝煌，反而暴露了其經濟的脆弱性。他的觀點不僅在中國學術界引發共鳴，也為國際社會理解貿易戰的后果提供了參考。

作為一位從蘇州課堂走向耶魯學術殿堂，再到北京智庫的學者，高志凱的職業生涯展現了對國家和社會的深切關注。他的分析基于對全球供應鏈和經濟數據的深刻理解，既有學術深度，也有現實溫度。

他的聲音提醒人們，政策決策應以事實為依據，而非被政治口號牽著走。那些因物價上漲而精打細算的家庭，那些因企業裁員而失去工作的工人，那些因供應鏈中斷而苦苦支撐的小業主，都是這場政策的直接受害者。

特朗普或許看到了選票的光環，卻忽視了這些沉默的代價。而中國民眾同樣在貿易戰中感受到出口減少的壓力，但國家的戰略調整為他們提供了緩沖。

這場貿易戰讓我們看到，全球化下的經濟是相互依存的網，單邊行動往往傷人傷己。美國民眾為關稅買單的真相，或許是特朗普最不愿承認的教訓，但它卻值得所有人深思。

高志凱的洞察撕開了政策表面的光鮮，直指其對美國民眾的真實影響。貿易戰的代價不應只停留在學術討論的紙面上，它更應喚起對合作與共贏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