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12日下午，香港立法會，梁頌恒在宣誓時故意將“China”讀成帶有侮辱性的音節，親手為自己的政治生涯畫上了終點，他也因此成了香港史上最短命的議員。

事發之后梁頌恒直接逃到了美國，原以為到美國之后就會過上好日子，卻沒想到現實給了自己一巴掌，不僅租不到房子，而且連工作也找不到。

一切的崩塌，都始于2016年10月12日那個下午，香港立法會莊嚴的宣誓大廳里，本該是一個年輕人政治抱負的起點，卻被他自己變成了終點。

輪到梁頌恒宣誓時，他與同伴游蕙禎身披寫有“HongKongisnotChina”的橫幅，走上前臺，這已經是一種足夠扎眼的挑釁，但他顯然覺得還不夠。

在誓詞中，他故意將“China”讀成帶有侮辱性的“支那”，每一個音節都像是在蓄意點燃火藥桶，他或許以為這是向追隨者納上的“投名狀”，殊不知這更像一份為自己政治生涯寫下的“墓志銘”。

這聲驚雷炸醒了整個香港社會，譴責如潮水般涌來，從商界巨賈到街頭巷尾的普通市民，憤怒被瞬間點燃。

法律的回應更是迅速而決絕，香港高等法院裁定，梁頌恒的宣誓無效，其議員資格即刻被撤銷，他創造了一個紀錄：僅12天的任期，堪稱香港史上“最短命”的立法會議員。

悲劇的種子往往在故事的開篇就已埋下，梁頌恒的崛起，究竟是時勢造英雄，還是投機者的狂奔？

關于他的童年，流傳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素描，一說他9歲喪父，母親為生活奔波，疏于管教，讓他養成了叛逆的性格。

另一說，則是母親對社會心懷不滿，并支持兒子投身運動，無論哪種為真，都指向一個缺乏穩定內核的成長環境。

他并非沒有才華，中學時便顯露號召力，在香港城市大學讀商科時，更把學生會打理得有聲有色，為組織賺取過大筆資金，他具備一種功利主義的精明，懂得如何將理念轉化為行動和利益。

2014年的“占中”事件，是他命運的轉折點，政治的狂熱似乎為他找到了宣泄口，次年，他與人創立“青年新政”，高舉“香港民族自決”的大旗，精準地踩中了當時部分年輕人的躁動情緒。

當梁天琦被取消參選資格后，梁頌恒作為“替補”，竟以三萬多票成功當選，他被時代的風口吹上了天，卻似乎忘了，風停之后，沒有翅膀的豬，只會摔得更慘。

那場宣誓風波，只是第一張倒下的多米諾骨牌，隨之而來的，是一份份冰冷刺骨的賬單。

作為議員，他領取了薪資和預支的運營資金，資格被撤后，立法會要求他償還約93萬港元，他選擇了無視。

于是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這個通常只處理行政事務的機構，史無前例地向法院申請他個人破產，政治豪賭的代價，以最世俗的方式，清清楚楚地印在了他的信用記錄上。

緊接著他因2016年沖擊立法會會議室，被控“參與非法集結”罪，在長達數年的上訴被駁回后，2020年9月，他被判入獄四周，曾經在議事廳高談闊論的人，成了鐵窗內的階下囚。

出獄后，他的行為愈發激進，他所歸屬的“香港民族陣線”被指與“反修例”風波中的暴力活動深度捆綁，警方查獲的物資中甚至出現了炸藥。

2020年11月，在破產令和牢獄之災的雙重壓力下，梁頌恒做出了最后的選擇——逃亡。

據披露，他曾與臺灣的“保護傘計劃”人士聯絡，對方甚至為他“支招”，建議利用破產案來包裝“政治迫害”的戲碼，以博取前往臺灣或美國的同情。

他成功抵達了美國，但是英雄的劇本沒有上演，迎接他的是另一座無形的囚籠，由于被香港警方以國安法相關事由通緝，他的身份成了一個巨大的麻煩。

如今的梁頌恒依舊像一只老鼠在國外逃竄，沒有信用卡，租房求職處處碰壁，生活一度陷入流落街頭的窘境，他曾幻想的“政治庇護”，在現實面前，被碾壓得粉碎。

他不再是聚光燈下的“抗爭領袖”，只是一個在異國他鄉為生存掙扎的通緝犯，他逃離了香港的法網，卻掉進了自己一手造成的、更廣闊的困境之中。

他曾將自己的失敗歸咎于“錯判形勢”和“高估司法保護”，這聽起來像是一個賭徒在輸光后抱怨賭場規則，卻從未反思自己為何要押上全部身家。

他并非沒有選擇，在宣誓的那一刻，他本可以循規蹈矩，成為體制內的一名代議士，哪怕聲音微弱。

但他偏要選擇最極端、最富戲劇性也最具毀滅性的一條路，這種對規則的蔑視和對后果的幻想，最終吞噬了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