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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線纜公司的負責人因“將記者眼鏡、拍攝設備等物品摔毀”被刑事拘留。

表面看，這是一場正義與暴力的對抗，媒體行使監督權遭遇暴力阻撓，施暴者最終受到法律制裁。

然而，透過表象，很難說這不是一場雙輸的鬧劇。公司負責人為其沖動行為付出了沉重代價，而媒體同行們或許也該思考：

我們的采訪方式是否存在值得商榷之處，輿論監督的初衷究竟是揭示真相，還是制造沖突？

涉事企業負責人謝某某的行為無疑觸犯了法律底線。

面對媒體質疑，他本可以通過出具檢測報告、邀請第三方復核等方式自證清白，但他卻選擇了最不理智的暴力手段。這種粗暴對待輿論監督的行為，不僅暴露了企業管理者的法律意識淡薄，更有理由讓人懷疑，其產品質量是不是真的有問題。

倘若產品真的沒任何問題，何必如此氣急敗壞？

刑法第275條明確規定故意毀壞財物罪的構成要件，謝某某舉起攝像機狠狠砸向地面，這樣的行為不僅是對記者權利的侵犯，更是對法律尊嚴的挑釁。

警方以涉嫌故意毀壞財物罪對其刑事拘留，是維護正常社會秩序的需要，沒任何問題。

然而，將目光轉向媒體一方，這場沖突的爆發同樣暴露出當下新聞采訪中的某些偏頗傾向。

根據報道，多家媒體記者"組團"前往企業進行采訪，這種陣勢本身就帶有強烈的壓迫感。記者是事實的記錄者，本應保持中立客觀的立場。但在本次事件中，記者似乎從觀察者變成了參與者，甚至成為沖突的一方

。新聞工作的本質，是要求記者保持適當距離，既不能與被監督者穿一條褲子，也不能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咄咄逼人，這些都是媒體采訪的大忌。

這起事件中，當企業負責人表示“希望你到相關部門去舉報，去核實，我支持你”、"走法律程序"時，采訪實際上已經可以告一段落，記者完全可以通過采訪監管部門、調取質檢報告等方式繼續調查，而非執著于從當事人口中逼出"認罪供詞"。

值得深思的是，為何長沙市劉先生的投訴會同時引來瀟湘晨報、湖南都市頻道、湖南愛晚頻道及長沙政法頻道等多家媒體的集體關注，這種媒體組團“逼宮”企業老板的做法是否正常？

輿論監督不是"群毆"，不需要以人數優勢制造壓力。相反，精良的新聞調查往往只需要一兩名記者深入挖掘，通過扎實的證據和理性的分析揭示真相。

去年新京報首席記者韓福濤調查"混裝油"事件、2020年央視記者調查海參養殖戶違規使用農藥事件等經典調查報道，無一不是以專業、克制的方式完成，既揭露了問題，又避免了不必要的沖突。這些報道的成功證明，優秀的輿論監督不需要通過激怒采訪對象來實現。

令人憂慮的是，當前部分媒體記者采訪中流露出的"審判者"心態。

記者不是法官，媒體不是法庭，新聞報道的終極目的不是給某人"定罪"，而是全面、客觀地呈現事實。

當企業負責人已經表示愿意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時，繼續施壓式的追問很容易被理解為一種道德審判。這種"壓迫式采訪"在電視鏡頭前可能制造出戲劇性效果，卻違背了新聞專業主義的基本準則：中立、客觀、平衡。中立、客觀、平衡，首先體現在對事實本身的尊重，而非對特定敘事效果的追求。

從傳播效果看，這場沖突的最大輸家其實是公共利益。

攝像機被砸的戲劇性畫面可能帶來一時流量，卻沖淡了對電纜質量問題的實質性探討。公眾的注意力從產品是否合格轉向了負責人為何打人，這正是輿論監督中最令人遺憾的失焦。

德國社會學家哈貝馬斯在論述公共領域時指出，理性的公共討論需要"交往理性"，參與者以達成理解為目標，而非戰勝對方。

媒體與企業本該在產品質量這一公共議題上形成良性互動，卻因方法不當演變成肢體沖突，最終誰也無法從中獲益。

復盤這起事件，涉事企業負責人的行為無疑應該受到法律制裁，但媒體同行們也需要引以為戒。

輿論監督不是非黑即白的道德審判，采訪的目的是采訪人與被采訪對象在有序的、理性的、不起沖突的互動中獲取真相。記者手中的麥克風不是武器，攝像機不是盾牌，它們只是記錄真相的工具。

當采訪演變成對抗，當記者成為事件主角，監督的初衷就扭曲變味了。

在建設性新聞理念日益受到重視的今天，我們期待媒體能夠以更專業、更克制的方式行使監督權，既捍衛公眾知情權，又避免成為沖突的制造者。

唯有如此，輿論監督才能真正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而非簡單制造對立的話題事件。（作者：賓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