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國家改革開放的重要門戶和高質量發展的先行示范區,是國家深化改革與擴大開放戰略疊加的前沿陣地,是創新要素高度集聚賦能制度設計的動力源泉,是深度鏈接全球市場、對接國際規則的核心樞紐,是多元經營主體活力競相迸發的制度沃土。如何將制度多樣性轉化為協同發展的驅動力,關鍵在于充分發揮制度創新優勢。
融合規則差異破解壁壘,暢通要素跨境流動提升便捷高效水平?;浉郯拇鬄硡^制度融合的首要任務在于打通人才—數據—資本三條“要素動脈”,實現全域資源高效配置。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三種法域的復合區域,存在多重規則差異,要素跨境流動面臨多重制度壁壘?!笆奈濉睍r期以來,大灣區持續推動“點對點”制度對接向“系統化”規則兼容躍升。深圳—香港跨境數據流通試點建設持續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金融制度加快銜接、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正式實施封關運行,已初步構建起高端人才自由執業、科研數據跨境流通、金融資本高效對接的制度通道,充分實現了大灣區人才、數據和資本等關鍵發展要素的內外貫通、高效暢達、互通共融、聯動發展,為灣區要素跨境流動便利化提供了制度支撐,為推進制度型開放提供了灣區樣板。
融合科技創新制度協同,發揮重大平臺先行先試的寶貴經驗。制度創新是科技創新的催化劑,科技賦能是制度協同的突破口。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重要布局地,是創新制度集成改革的先行區。“十四五”時期以來,深圳光明科學城、廣州科學城、香港科學園等科技平臺加快建設,灣區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群不斷完善,逐步構建起“標準互認、流程協同、數據共享”的科技創新協同生態,推動基礎研究與制度保障同步躍遷。特別是“數字孿生治理”模式在前海、南沙的試點應用,實現了城市運行要素的實時感知與精準決策,為制度治理注入科技動能,打造制度與科技“雙輪驅動”的灣區創新高地。
融合頂層設計宏偉藍圖,創新區域治理共商共享共治協同機制。區域治理制度的有效性,根植于頂層設計與基層實踐的同頻共振。從《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到《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逐步細化,制度設計不斷深化,治理協同越發明晰。共商機制上,三地設立多層級協調平臺,在區域基礎設施、生態保護、市場監管等方面形成協同共識;共享機制上,聚焦區域治理資源的制度化集成與高效配置,在規劃協同、數據共享、政策工具共用等領域推動制度成果的跨界整合;共治機制上,以“灣區治理實驗室”為依托,推動“政產學研用”多元主體參與治理,激發三地政府、經營主體與社會組織之間的互動能量,構建全鏈條協同響應體系。制度化、程序化、法治化的區域治理協同機制,正在為灣區融合發展注入強大制度支撐。
融合制度創新的“四梁八柱”,完善民生融合發展的制度保障。制度融合的最終落腳點在于民生福祉的共享與提升?!笆奈濉睍r期以來,粵港澳大灣區不斷推動醫療保障互認、教育資源共享、住房政策兼容、社保體系銜接,推動形成制度互認、政策聯通、服務銜接的民生保障格局,實現公共服務從“單向通行”到“雙向融通”的躍遷,助推“灣區居民”向“灣區市民”的轉變邁出關鍵步伐。香港居民在內地享受居住便利,澳門居民跨境就醫、養老服務逐步納入內地公共體系。這些民生制度的深度融合,不僅重構了區域內人口要素的流動邏輯與資源配置機制,更為灣區居民提供了跨制度環境下“無感切換”的日常體驗,深刻體現出了粵港澳大灣區以人民為中心的制度設計理念和高水平制度型開放的實踐成效。
回望“十四五”時期以來的奮進征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攜手同心、奮勇爭先,是激發區域市場活力與參與國際競爭力的動力之源,是引領中國制度型開放與參與全球治理的先鋒之盾,是探索中國式現代化治理模式的實踐之窗,是鑄就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制勝之基。已從藍圖走向實景,從愿景邁向現實。站在“十五五”新起點上,粵港澳大灣區將繼續高舉高質量發展旗幟,以制度引領改革、以規則推動發展,帶動大灣區區域協同共融,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出灣區貢獻、灣區擔當。
(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劉江寧 張 開 作者均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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