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慶彬

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的召開，向外界清晰傳達出中國城市發展邏輯升級的一個重大信號：從強調增量擴張到聚焦存量提質，從資本邏輯驅動到制度邏輯主導，從城市作為土地財政與房地產投資的增長引擎，回歸到人民生活有機體、社會治理平臺與國家韌性單元的多重功能結構。這種轉向，并非局部政策修正，而是城市治理邏輯、制度設計與投資結構的系統性重塑。通過城市更新、功能重構和治理提質，實現城市發展邏輯向以人為本的升級。

中國過去30多年快速城鎮化的主軸，是“以地生財、以財建城”。城市通過土地出讓獲得財政資金，反哺基建投資和房地產開發，進而帶動就業、消費與GDP增長。這一邏輯在經濟快速增長期曾發揮了巨大作用，但進入人口紅利趨減、地產去杠桿推進、資源環境承壓的新階段，這一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

此次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在城鎮化穩定發展期，城市發展正從“大規模增量擴張”進入“存量提質增效”，城市工作重心也將從開發建設轉向結構治理。這意味著一個制度性的重新“編程”：城市不是一個可以無限加碼的一維價格系統，而是一個需要優化結構、提升功能、守住底線的復雜生命體。

會議提出“人民城市”的理念，強調“內涵式發展”“城市更新”“結構優化”“動能轉換”“治理增效”等關鍵詞，指向的正是一種新的城市發展邏輯，即不再只發展大樓大橋，而是需要發展市政管網、社區服務、生態空間、人文場域和數字治理平臺等。

筆者的旅日身份，習慣將日本作為鏡像來看中國。日本戰后經濟奇跡的一個重要支點，正是城市高密度建設與公共基礎設施的集中投入。東京、大阪、名古屋等城市在1950至1980年之間，經歷了急劇擴張期。這一時期，日本的城市更新快、軌道交通密、街區重構頻繁，既被視為“亞洲城市化”的標桿，也成為“大城市病”的世界級代表，東京的一極集中更是鮮見。

1990年代泡沫經濟破裂后，日本的城市發展突然陷入“靜止狀態”。盡管人口密度仍高、經濟體量不小，但日本城市的更新速度、治理投入與居住吸引力卻在持續衰減。一方面是人口老齡化、青年外流；另一方面是制度惰性、投資動力下降。今天的日本城市，表面似乎依然擁有整潔的街道，實際卻面臨著房屋空置、街區荒廢、治理缺位、社區凝聚力瓦解等現實挑戰。更值得關注的是，東京的一極集中愈發凸顯，形成“日本停滯、東京崛起”的局面。

與日本不同，中國正在打破過去城市發展過度依賴房地產的思路。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所強調的“城市是有機生命體系統”“城市更新”“統籌協調”，本質上反映出的是一種譜治理的思路。

所謂“譜治理”，用通俗的話說，就是城市不能只靠一個維度（比如房地產）來維持運轉，而要像樂隊一樣，多個部分協同發聲——規劃、交通、教育、生態、數據、文化等各個要素要一起奏響“宜居城市”的交響樂。過去的城市像打鼓，一路重節奏、單通道——快建快賣快拆；而未來的城市要像管弦樂團，各個系統和諧交織、有主有輔、節奏有張有弛。從發展角度看，這就意味著，真正可持續的城市發展，不是關注哪塊地漲價、哪棟樓值錢，而是整個城市的秩序結構是不是穩定、治理節奏是不是可控、功能服務是不是到位。進而言之，城市發展是不是以人為本。

中國正處在一個獨特的城市發展節點：城鎮化率雖高，但城市結構仍在演進中；人口增長拉鋸，但空間組織仍可優化；房地產降溫，但社會投資需求依然旺盛。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能通過制度創新把城市的治理能力轉化為穩定的發展預期，那么城市更新就有望成為中國新一輪發展的重要平臺。

相較于日本當下的城市發展相對停滯，中國仍然保有城市躍遷的窗口期。我們需要實現城市治理的節奏化、協同性與系統性，避免步入類似日本城市發展的制度惰性困境。而剛剛舉行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正是一次主動調整的關鍵契機。

此次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堅持人民城市為人民”，這無疑是中國城市發展邏輯轉變的一次號角。日本經驗告訴我們，城市不能停在“看上去很整潔”的幻象中，而是要不斷注入新的秩序與活力。中國的當下抉擇，是一次關于“城市發展是什么，為了什么”的深刻提問。未來的城市價值，取決于它們是否能成為生活可以安放、治理可以穿透、秩序可以生長的，以人為本的地方。（作者是數字經濟智庫高級研究員、日本橫濱國立大學前特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