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一聲槍響，辛亥黨人以摧枯拉朽之勢擊垮了267年歷史的滿清帝國。此前數年內，革命黨人曾發起過多次更大規模、更加慘烈的起義，都未能撼動清廷一分一毫，此時的形勢為何急轉？歷史學家袁偉時先生對此做了一番精彩的自問自答。歡迎閱后留言，酷哥香茗以候。

辛亥百年，初夏時節，獨坐書房，心潮翻騰，為什么一個歷時267年的大帝國那么經不起風浪？自問自答，無遮無攔，只求自己信服。錄下要點，公諸同好。

不是黃花崗起義

催生了武昌起義

問：黃花崗烈士的壯舉以后，前仆后繼，終于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帝制，不愧為歷史大轉折。

袁：勝利者為自己的統治制造合法性，喜歡夸大自己的功績。國民黨及其追隨者書寫的歷史，水分太多。黃花崗烈士的精神當然值得敬佩，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但從歷史進程看，辛亥革命、黃花崗起義，作用都被夸大了。

辛亥革命是多種因素匯合的產物。1911年11月15日的《東方雜志》發表了該刊主編杜亞泉的《革命戰爭記》，對剛剛發生的革命，分析比較全面：“當時下有鼓吹革命之黨人，上復有制造革命之官吏；立憲其名，專制其實；商路則收歸國有；外債則任意大借；代表則遞解回籍；內閣則專任親貴。凡可以離民之心，解民之體者，行之惟恐不力！又值各省水災，饑民遍地；天時人事，相逼而來。宜乎廣州之變方起于前，川省之事又繼于后。殆武漢事發，各省響應，革命軍之旗幟遂翹然高舉于禹域之內矣！”

至于黃花崗之役，是同盟會的孤注一擲，就后果來看，對清政府和社會的震動都不大。兩廣總督張鳴岐接連洋洋得意向朝廷報告：“此股亂匪殲滅殆盡，城內外商民始終均未受擾，地方一律安謐”；“粵垣亂黨一律肅清，人心大定，佛山、順德股匪均已擊散。”

因此，不宜簡單地說黃花崗起義催生了武昌起義。大清王朝坍塌另有原由。

問：不是革命推翻了大清帝國，難道他們是自殺嗎？

袁：沒有武昌起義，這個腐朽王朝不會倒下。武昌起義最初的規模，遠遠比不上黃花崗之役，更與倪映典領導新軍激戰一天的壯烈無法比擬。但這兩次起義被清政府輕而易舉鎮壓，而武昌起義一聲槍響，卻推倒了多米諾骨牌。原因在于半年之中，清政府的倒行逆施。

清政府的倒行逆施

問：你所謂倒行逆施指的是什么？

袁：頭一條是拖延政體改革。清末新政推動著經濟和社會向前，業績輝煌，但社會危機也日益顯現。廢除科舉加上留學潮，培育了知識譜系與自我定位嶄新的知識階層；獲得經濟自由而壯大的工商階層也顯示了前所未有的公民權利意識。他們對內難以忍受無所不在的腐敗折磨，難以忍受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的蠻橫專制和民族不平等，對外深感列強侵凌而又受制于文明差距和力量對比而回天乏力。條條憤慨匯聚為一個壓制不住的要求：政體改革！

對統治者說來，這是贖罪的機會，也是自保的機會。越來越少人相信，開疆拓土的辛勞可以換得萬世江山。統治的合法性已經喪失殆盡，趕緊彌補社會大裂縫，避免在大風暴中徹底埋葬自己，是最清醒的選擇。

此時，士紳和知識階層的主流，深知急劇變革的負面效果，希望建立君主立憲體制，實現和平轉型，此為立憲派。但年青一代知識階層中，失去耐心的越來越多，支持武裝革命的力量日益壯大。與此同時，統治階層內部也在分化，要不要和何時實行限政，眾說紛紜。

改革和革命的賽跑開始了。這是決定中國歷史的賽跑。

問：難道執政當局連這么淺顯的道理都不懂嗎？

袁：他們似懂非懂，不能說完全不懂。1906年9月1日，朝廷下詔宣布“預備仿行限政”，拉開了改革的序幕。可是，改革要過三道關。

• 第一道是認識關

1907年至1908年，民間和官僚請開國會的呼聲已互相呼應。他們的意見在報刊廣為傳播，也一再上達朝廷。進入1909年，請開國會運動更進入高潮，并與群眾性的游行示威相結合。

立憲派辦的報紙

立憲派要求結束專制，以一年為期召開國會。1909年10月13日，張謇（江蘇諮議局議長）同蘇撫瑞澂及立憲派骨干仔細磋商，確定由瑞澂聯合各省督撫要求迅速組成責任內閣，由張謇出面聯合各省諮議局要求召開國會。

這些精英敏銳地看到，此乃事關國家興亡的大事：“國家不可以孤立，政治不可以獨裁。孤立者國必亡，獨裁者民必亂。非人民參預政權，則國本不立，無以靖內訌而孚眾望，此近世以來代議制度所以競行于各國也。”

他們駁斥“或謂國民程度之未合，或謂地方情形之不同”等謬論：“蓋常人之情，莫不惡亂而思治，惟有所求而不得，則亂心生矣。”“如以議院通達下情，則民氣畢伸，宵小自難鼓煽。”

他們還尖銳地指出：“議者又謂人民程度尚有未及，此則最普通之說而尤為謬誤者也。無論何國其初開國會時，人民之程度皆非即如今日之優。故以我國今日之人民程度比較歐美，彼以有國會之故，訓練已熟，經驗已久，兩者相形，自不免有高下之殊，然比于其國會開設之初，則固未見其遠遜。

1905年開始，清政府多次派宗室和大臣出國考察限政。他們中絕大多數都支持限政，有些報告分析深刻，提出的措施得當，至今讀來仍令人拍案稱奇！

清末立憲考察團

他們提出了限政入門三條路徑：“一曰宣示宗旨。使全國臣民奉公治事，一以憲法意義為宗，不得稍有違悖；二曰布地方自治之制。鄉官恒數十人，必以鄉邑會議公舉，庶官任其責，議會董其成，有休戚相關之情，無桿格不入之苦，是以事無不舉，民安其業；三曰定集會、言論出版之律。集會、言論、出版三者，諸國所許民間之自由，而民間亦以得自由為幸福。”簡明扼要，切實可行。

不過，這些都沒有說服“圣上”。1908年8月27日，預備立憲進行三個年頭后，清政府頒布《憲法大綱》，所謂限政不過是皇室繼續統攬一切，而希冀得到一些新的統治工具而已：“謹按君主立憲政體，君主有統治國家之大權，凡立法、行政、司法，皆皆歸總攬，而以議院協贊立法，以政府輔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

大權獨攬，不愿跟上時代、確立主權在民的觀念，這是他們進退失據的總根源。

• 第二關，看行動

1909年10月14日，全國21個省的諮議局成立，同時開議，盡管仍是咨詢性機構，但它是選舉產生，成為中國民主政治的重要開端。翌年9月23日，欽選、民選議員各98人的全國性的資政院正式成立。民選議員是各省諮議局議員互選產生的。這些都是開天辟地的大事。省以下要成立議事會。這方面也有不少進展。

• 第三關，關鍵時刻的行動

漸進改革當然重要。但積累到一定程度，關鍵時刻要敢于飛躍。這個時光的決策往往決定政權的生死存亡。政體改革聚焦在兩個主要環節上：

1.官制改革，組建與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相適應的政府機構，取代原有的腐朽官僚機構。2.從中央到社會基層建立議會體系和獨立的司法系統。

官制改革從1906年開始，就討論得很熱鬧，大家翹首以望。黃花崗起義被輕而易舉鎮壓，大大增強了統治者的信心，1911年5月8日先后頒發幾道圣旨，任命內閣總理大臣、內閣協理大臣和各部大臣，組成所謂責任內閣，13人中漢族4人、蒙古族1人、滿族8人，其中皇族占5位。輿論稱之為皇族內閣。

按清制，各部設滿漢尚書各一員。1906年11月6日宣布實行新官制，11個部的尚書，漢族4人，蒙古1人，滿族6人，滿漢比例為六比四。而責任內閣中，滿漢比例變為八比四，不進反退！

對于這樣的倒行逆施，社會精英竭力設法挽救，但兩次上書均被斥為越權。各界的期望落空了，特別是主張和平改革的立憲派絕望了，迫使他們走上與革命力量攜手共進的道路。中國從此多事矣！

問：難怪武昌起義與黃花崗之役不同，一下子就全國響應，各省紛紛宣布獨立。

袁：社會精英早被激怒。知識階層和士紳企盼改革，集中表現在1910年年初開始的整整一年的請開國會運動，連續進行了四次。1月16日第一次請愿；6月16日第二次請愿，不同團體分別遞交了十份請愿書，簽名人數高達三十萬。

1910年請愿的咨議局成員，一年后以沈縵云為代表，幾乎都倒向了革命派

10月7日至9日，第三次請愿進入高潮，一些青年學生甚至割下自己的肉、切下自己的手指為代表送行。云貴總督李經羲、湖廣總督瑞澂聯合致電各省督撫征求意見，并由15位督撫、將軍聯名上奏，請立即組織內閣，1911年開設國會。10月3日正式開會的資政院，也上奏請速開國會。在朝野巨大壓力下，清廷11月4日下詔宣布著手組織內閣、編訂憲法，提前于1913年開設議院。在清政府看來，這似乎是很大的恩典了，與立憲派的要求只差兩年。但這個短短的時間差，卻要了大清帝國的命。

與此同時，清政府下令不準繼續請愿，禁止報刊刊登有關消息，禁止發表評論。這并沒嚇到各地群眾。1910年12月4日至1911年1月中旬，以東北和直隸為中心興起第四次請愿運動，四川、江西、湖北等地紛紛響應。沖在前面的是奉天的學生，12月4日，5000余學生手執“請開國會”的旗幟游行到督署，派出代表向總督錫良哭訴：“東三省就要亡了，非即開國會不能保存。”12月6日，奉天兩萬余人大請愿，一位報紙編輯斷指血書大旗，諮議局議長吳景濂等痛哭跪地要求總督錫良代奏，與會群眾在高呼“大清帝國萬歲”、“皇帝萬歲”、“國會萬歲”的同時，也哭聲震地，令錫良也感動落淚，答應代奏的要求。

這幾次請愿運動說明什么？

1.救亡呼喚啟蒙。要求民主、立憲的呼聲如此強烈，直接原因不外兩條：一是列強咄咄逼人。1910年，日本宣布日韓合邦，把朝鮮吞并了；同時，日俄訂立密約劃分滿洲勢力范圍。另一是義和團事件后，清廷的腐朽暴露無遺，救國途徑已成為人們關注焦點。

2.當時民間的政治認識已經達到十分難得的高度，公民權利意識日益覺醒，自由、民主、法治已成為輿論最強音。從請開國會運動中，可以看出知識階層的思想高度：除繼續督促朝廷早日召集國會外，還要求開放黨禁，并著手組織政黨；參與憲法制定；成立新內閣；各地繼續向國民灌輸限政知識，啟迪民智。

他們不是說說而已，并且積極行動。有些人提出“國會不開，各省諮議局不得承認新租稅”；原定募集的贖回外債基金和支持建設海軍的募款也停止了。思想文化領域的動向，與先進國家民主革命前夕十分接近。

面對洶涌澎湃的群眾運動，清政府雖然被迫宣布提前三年于1913年開國會，但基本態度則是堅決鎮壓。先是不準上訪，把上訪者趕出北京；二是公開恐嚇和壓制；三是秘密逮捕。偵查請愿領導人，稍有可疑即行密拿。四是一意孤行，把權力死死握在自己手中。在強硬鎮壓下，群眾請愿短暫沉寂，廣州起義也以七十二烈士血染街頭告終。清政府志得意滿，甘冒天下大不韙，十天后便宣布組成“責任內閣”——皇族內閣。

拖延改革的另一嚴重后果，是激發了漢族濃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滿族統治者統治260多年，仍然沒有消除民族隔膜，是由他們實行滿蒙貴族處處優先的制度帶來的惡果。拒絕轉型，加重了漢族各界厭棄統治者的情緒。武昌起義槍聲響起后，各地摧枯拉朽，紛紛宣告獨立，是對朝廷絕望的諮議局與革命黨人合作的結果。他們在各省聯手，成立“大漢軍政府”。

與民意背道而馳，清政府自己點燃了革命導火索。

武昌起義口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

踐踏法治引發保路運動

問：光是不準提前開國會和推出皇族內閣，還不至于掀起這樣的巨浪吧？

袁：清政府唯恐自己覆滅得不夠快，沿海各省的請開國會運動好不容易壓下去變為潛流，又制造出西部的保路運動。

事情是從1911年5月9日，即宣布皇族內閣第二天的關于鐵路干線國有的圣旨引發的。5月20日，朝廷又批準郵傳部粵漢、川漢鐵路借用英、德、美、法各銀行借款合同。從清政府主觀意圖看，為的是加快鐵路建設，鞏固邊防。過去把這一措施解讀為賣國勾當，過于簡單化了。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在中國建設鐵路就開始萌動了。動因是外國資本為中國這個大市場流涎。要不要接受洋鬼子的建議修鐵路？朝野各方激烈爭辯三十年，1889年，清政府終于認定，鐵路非修不可。

列強抓住這一機會，推動筑路高潮的興起。有清一代共筑鐵路9618公里，其中9254公里是甲午戰爭（1894年）以后修的，絕大部分是外國投資或借外債建成的。

當時的鐵路利潤高達40～70%。1903年開始，國人為維護主權和分享利潤，掀起收回鐵路主權運動。湘鄂粵三省以美商違反合同為理由，1905年8月以賠款675萬美元為代價，廢除了美商建設粵漢路的合同。在此鼓舞下，浙江、江蘇、山東、直隸、吉林、云南等省收回路權自辦運動風起云涌。1903-1907年間，有15個省創設了18個鐵路公司。

規模最大的川漢鐵路，創辦于1904年1月，主要資金來源是“租股”，全川士紳和田主廣泛參與。最初是官辦，1907年轉為商辦，從章程制定、用人行政到股金收集，均由各級官吏越俎代庖，造成兩個嚴重后果：一是貪污、浪費、賬目不清非常嚴重，二是工程進展極端緩慢。朝野議論紛紛，民怨沸騰，整頓勢在必行。上策是監督公司自行整頓，在政府和議會監督下，由公正的第三方徹底清算賬目，保存資產，然后從實際出發，定出整改和重組辦法。可是，清政府不遵循當時的《公司律》和市場經濟的正常辦法，愚蠢地下令收歸國有，而補償辦法不容股東置喙。

四川股民沒有得到應有補償，要求通過法治和限政來保護自己的財產。統治者卻把經濟權利的要求說成政治問題。從5月9日“干線國有”的上諭發表，到9月7日發展至血染成都，雙方兵戎相見，四個月有多次挽回機會，都被清政府斷送掉了。

川漢鐵路的股金由“眾籌”而來，股東包括修路的苦力

第一次糾錯機會出現在“上諭”下達后頭一個月，各方苦求“圣上”收回成命，而朝廷一意孤行。各方反對干線國有的函電紛至沓來，這是一場法治、民主與專制的博弈。5月20日，批準在借外債的合同上簽字的上諭公布后，諮議局上奏章指出：“立憲各國慎舉國債，必經國會之議決。先朝欽定資政院章程，亦以議決公債之職權，畀諸資政院。不經資政院議決之國債，遵先朝之法律，原應歸于無效。”沒有經過資政院討論，借債筑路，顯然是違法的！

成都各團體和川漢鐵路公司呈文說：“川漢鐵路純依國家法律而成立，既無收回國有之理由，恐致釀成外有之慘禍。且按照《公司律》，非開股東大會，不能決議。似此朝旨迫切，少數股東，誰敢承認接收？請旨飭下郵傳部、督辦大臣，暫勿派員接收，免致激亂人心，別生枝節。”依法維護自己的財產權，何錯之有？

官辦鐵路是不是好呢？諮議局聯合會的奏章指出：“中國幅員之廣，鐵路何以必須國有？國有鐵路，何以擯斥民款，而純借外債以收回之？”“以外債造鐵路，亦必以鐵路受外債之害，路未成而本息已無所出，將何法以治之？官辦鐵路，夙稱弊藪。京奉鐵路，每里三萬余兩；滬寧鐵路，每里五萬余兩；津浦鐵路，尚不止此。以有窮之借款，供無窮之揮霍，將何術以弭之？”看猛料點擊此處

四川諮議局的呈文也說：靡費侵蝕等弊端，“即官辦又何嘗不然？而延誤之咎，尤必不盡在商辦。即如宜昌購地，請督辦大臣一紙告示，經年余而始下。四川倒款之施典章，乃出于川督奏派而非商民公舉之人。凡此口實，豈能一歸國有，即保其凈絕根株？”

這些都是非常理性請求依法辦事的奏章。如果清政府理性響應，公布信息，誠懇對話，矛盾化解并非難事。不幸，那么設身處地提出的并不苛刻的建議，都沒有打動執政者。

就在這時，資政院議員也要求召開臨時會議審議有關事項。可是在朝廷眼中，這些事“雖屬重要，尚非緊急，自可于開常年會時從容詳議。”按規定，資政院的常會在每年9月（新歷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召開，那時革命烽火已遍域中。機遇早已在云中飄逝！

第二階段是8月24日開始的罷市、罷課、罷工、罷耕，四川人以現代社會司空見慣的和平示威方式，保護自己的權利了。最高當局依然無動于衷，采取強硬措施壓制。

戊戌變法后，全國各地，民間團體如雨后春筍蓬勃發展，同鄉、宗親、同業和各種慈善組織也生機勃發。6月17日，川漢股東走在同業前面，率先成立保路同志會。背后支持這個組織的是四川諮議局的領導人。

保路同志會發表公告

四罷是清政府強行接收川漢鐵路的財產觸發的。兩個月零七天的和平交涉過去了，清政府不但沒有順從民意，反而在8月8日，郵傳部任命川漢鐵路駐宜昌總理李稷勛為國家鐵路駐宜昌總理，繼續用川漢鐵路的資產修筑鐵路，實質是強行接收，立即變為國有。股東們忍無可忍，即日起開始四罷。這些示威活動有幾個特點：

1.和平，守法。成都街頭搭了許多牌樓，供奉“光緒德宗景皇帝之神位”，旁書以光緒名義下達的圣旨中的兩句話：“庶政公諸輿論 川路準歸商辦”。家家戶戶門首也貼上有同樣字句的黃紙，市民朝夕焚香禱祝。

2.同抗繳租稅相結合，卡住錢袋子，抓到了專制統治當局的命脈。9月1日，川漢鐵路股東會議發出不納糧稅通告，宣布“自本日起，即實行不納正稅，不納捐輸。”“布告全國，聲明以后不擔任外債分厘。”

3.與粵、湘、鄂等地的抗議活動互相呼應，成為全國性大規模的示威。

不過，人民走進現代社會了，統治者還滯留在中世紀。他們應對的措施是：1. 切斷信息流通。嚴禁報刊登載這類消息，禁止電信局發送有關電報。2.堅決拒絕民間和地方官員維持商辦的請求。

在罷市和罷交捐稅浪潮威脅下，四川總督趙爾豐于9月2日給內閣協理大臣那桐發出電報，坦陳當前局勢：“川人已定宗旨，不能俯準商辦，即實行停納錢糧、雜捐，以為對待。他不具論，即兵餉立竭，勢將嘩潰，全省坐以自斃。自立憲之說鼓吹，人人有自由觀念；自留東學生歸來，多半狂悖言論。今藉口路亡國亡，浸潤灌輸于一般人民之心理，群情激憤，矢志決心。川省有變，湘、鄂亦必繼踵而起。總之，此事非和平即激烈，如朝廷準歸商辦，大局或不致十分破壞；如不準所請，則變生頃刻，勢不得不用兵力剿辦，成敗利鈍，實不能臆計。至全國受其牽動，尤為爾豐所敢任咎。”

話說得非常尖銳、中肯，也非常沉痛。可是，清政府以“奉旨留中”四個大字，束之高閣。化解危機的機會又一次喪失。

第三，不能冷靜對待少數人的極端意見，抓人、殺人，導致全面的武裝起義。9月5日，有人派發傳單，提出由各州縣議事會集議，責成城市自治機構——城區董事會代收租稅、“晝夜加工，制造槍炮”、“練國民軍”等主張。趙爾豐勃然大怒，認為這是四川獨立宣言，保路運動是“陰圖革命”！9月7日，趙爾豐以開會為名誘騙保路同志會和四川諮議局領導到總督府，立即逮捕。成都市民聞訊后，“各街民眾來乞釋者，由午而暮、而午夜，雖槍斃三十二人，不稍退卻。”

成都血案歷史照片（四川省博物館）

頭頂光緒牌位，手無寸鐵，這樣的和平請愿竟不能見容，居然下令開槍，鮮血染紅了成都街頭。當天趙爾豐致電內閣，竟然說是匪徒數千放火和進攻督署，清政府回電：“抗糧抗捐等情已屬目無法紀，茲復倡言自保，意在獨立，尤屬罪無可逭。著趙爾豐迅速查拏。”

7000萬四川人忍無可忍，拿起刀槍反抗了，以袍哥為骨干組成同志軍，到處擺開戰場；一個月后武昌起義；11月22日重慶宣布獨立，成立蜀軍軍政府；11月27日四川大漢軍政府成立。四川人為埋葬大清帝國建立了豐功偉績。

四個多月的博弈，歷史給了清政府多次機遇。只知統治人民的大清政府毫無自省精神，終于把人民逼上梁山。

劊子手趙爾豐受刑

專制政權轉型的歷史教訓

問：專制政權本性難移，它的覆沒是無可挽回的。

袁：世界上專制統治轉型成功的也不罕見。大清帝國轉型失敗的教訓值得認真記取。

有清一代十個皇帝，沒有荒淫的昏君。開疆擴土，留下一份一千數百萬平方公里的大版圖。入關時只有幾十萬人的滿族迅速漢化，施政的成敗得失，大體都是漢族傳統文化的體現，仁政和專制兼而有之。清朝特色的仁政是“深仁厚澤，永不加賦”，專制則是堅決維護三綱，制造空前殘酷的文字獄。

其坍塌的基本原因，說到底是統治階層的認知與現代文明的差距太大。進入20世紀，統治者仍然是宗法專制體系的俘虜，在一呼百諾的軍機處輔佐下指揮一切。而在世界現代文明浸潤下，民間社會日益強大，社會精英和一部分大臣，包括部分滿族大臣和皇族，已認同民主、法治。先進的民間與落后的統治核心的思想文化差距，是帝國迅速土崩瓦解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