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消費增長的潛在方向不僅來自邊際消費傾向的提升空間，也來自服務消費擴容與下沉市場的結構性機遇。若能通過“提高消費傾向、重構消費結構、激活消費群體”三方面協同推進，未來5年理論上可新增約25.5萬億元的消費規模。考慮不同因素之間的潛在替代效應，這一估算仍屬理論上限，實際空間可能需動態修正。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程實，文章來源于“第一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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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提振消費為重點全方位擴大內需”的框架下，消費已成為中國經濟的主要驅動力。2024年，中國居民最終消費占GDP比重約40%，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約為66%，顯著低于主要發達經濟體。因此，厘清中國消費規模增長的潛在路徑，對當前宏觀政策導向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根據理論數值估算，在當前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為66%的基礎上，2025~2029年若邊際消費傾向逐步提升至70%，則可新增7.1萬億元的消費規模。進一步從消費結構出發，若服務消費占比提升至約53%，則5年內可較基準情景新增14.9萬億元的消費需求。若農村居民收入增速在歷史平均水平基礎上提高2個百分點，則可新增3.5萬億元的消費需求。

理論估算顯示，中國消費增長的潛在方向不僅來自邊際消費傾向的提升空間，也來自服務消費擴容與下沉市場的結構性機遇。若能通過“提高消費傾向、重構消費結構、激活消費群體”三方面協同推進，未來5年理論上可新增約25.5萬億元的消費規模?？紤]不同因素之間的潛在替代效應，這一估算仍屬理論上限，實際空間可能需動態修正。

邊際空間：邊際消費傾向的提升

根據2000~2024年的數據進行回歸分析，我們估算出目前中國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在66%左右。相比之下，同時期美國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接近88%。

回顧歷史可以發現，美國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在過去數十年中并非穩定不變，而是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波動。這種變化反映了邊際消費傾向本質上是一種可變的行為參數，受宏觀經濟周期、財政政策、社會保障體系完善程度以及居民收入預期等多種因素影響。

例如，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美國居民邊際消費傾向下降，與當時美國通脹壓力和財政緊縮有關。而20世紀90年代至本世紀初，在經濟繁榮與資產效應帶動下，美國居民邊際消費傾向逐步攀升。近年來，尤其是疫情后財政補貼和轉移支付增強，美國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出現回升趨勢。

美國經驗說明，邊際消費傾向具有較強的政策響應性，提升其水平不僅具有可行性，而且可以通過有效制度設計加以實現。假設以當前中國居民邊際消費傾向（66%）為基準情景進行理論數值估算，那么2025~2029年累計居民消費規模約230萬億元。若2025~2029年間居民邊際消費傾向逐步提升至70%，則理論上可新增消費規模7.1萬億元；若可以提高至75%，則理論上累計消費規模可增加至245萬億元，較基準情景多出14.9萬億元，顯示出邊際消費傾向提升可以帶來的潛在內需增量。

絕對收入假說認為，居民當前消費主要受當前收入水平影響，邊際消費傾向隨收入增長而遞減。生命周期理論進一步強調，消費取決于整個生命周期內的收入預期及未來保障機制，當前消費既反映當前收入，也受到對未來不確定性的約束。

本文在回歸分析中發現，社保支出占比和基尼系數對最終消費率的影響顯著。回歸結果表明，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占比對最終消費率的系數為0.64，基尼系數為-1.69，且二者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成立。這一結果驗證了社保完善有助于提高消費率且收入不平等會抑制消費的理論預期。具體來看，社會保障支出越高，居民未來預期越穩，消費意愿越強；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會強化預防性儲蓄動機，抑制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能力，從而對整體消費形成制約。因此，需求端提升消費傾向發力要以重視保障體系與分配結構的同步優化為抓手。

結構空間：服務消費的擴大

2024年，中國服務消費占居民消費總額的比重為43%，顯著低于美國（69%）等發達經濟體的水平。近年來，隨著服務消費趨勢加強，服務類零售額同比增速明顯快于商品類，表明服務消費正成為消費擴容的重要方向。

理論數值估算顯示，以當前43%的服務消費占比為起點，若按照過去10年來的平均變化速度，服務消費占比將在2029年提升至51%，那么對應2025~2029年累計消費規模約為230萬億元；若以較快的變化速率將服務消費占比提升至53%或55%，則理論上可分別增加14.9萬億元與29.8萬億元，總體規模分別達到約245萬億元與260萬億元。

這表明，推動文旅、健康、教育、養老、托育等服務類消費發展，不僅能滿足居民多樣化需求，也具備顯著的增長乘數效應，或將是未來擴大內需的戰略重點。

群體空間：收入分布差異的縮小

從城鄉結構來看，根據2000~2024年的數據進行回歸分析，我們計算出農村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高達86%，顯著高于城鎮居民的55%。這說明農村居民在獲得新增收入后的消費意愿更強。

理論上，若以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過去10年的平均水平為基準情形，則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將保持在8%左右，5年累計消費規模將達到近58萬億元。若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增長率提高至10%、12%，則將分別帶來3.5萬億元與7.2萬億元的消費增量。

這進一步說明，擴大農村轉移支付、提高農業附加值、支持農村創業就業，不僅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也是撬動消費潛力的重要路徑。

在不考慮三種增長空間之間交叉影響的理想情形下，若中國居民邊際消費傾向逐步提高至70%，同時服務性消費在居民消費中的占比逐步提升至53%，并疊加農村居民收入增速在歷史平均基礎上提高2個百分點，則數值估算顯示，未來5年內可累計釋放約25.5萬億元的新增消費需求。

其中，服務消費占比提升一項就可貢獻14.9萬億元，將成為拉動內需擴張的最主要力量。這不僅因其基數低、空間大，更在于服務消費往往與教育、醫療、養老、文旅等高頻次、高附加值需求緊密相關，具備更強的乘數效應，是挖掘消費潛力的關鍵通道。

基于以上分析，全面提升中國消費水平與結構質量，可從以下幾方面協同發力。

第一，大力發展服務消費，激發結構動能。支持服務業供給側改革，重點在教育、醫療、文旅、養老、托育等領域加快優質服務資源布局，激發新型服務消費場景。

第二，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增強居民安全感。加快養老保險全國統籌步伐，擴大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障覆蓋面，推進長期護理保險等制度建設，降低居民預防性儲蓄動機，提升對未來收入的預期穩定性，從而釋放當期消費意愿。

第三，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升消費基礎。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增強其消費能力與信心，推動整體邊際消費傾向穩步上升。

第四，強化農村消費支持政策，釋放下沉市場潛力。在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中，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供給，進一步鼓起農民“錢袋子”，增強農村居民收入預期和消費能力。

文章來源于“第一財經”

責任編輯：劉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