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祥
在近期播出的劇集中,《以法之名》算是熱度頗高的一部,核心原因在于其題材的稀缺性,它是少有的描寫檢察系統中刀刃向內“自潔”行動的作品。劇集聚焦檢察系統的“燈下黑”,對司法腐敗與人情社會的批判力度,對社會矛盾與人性復雜的有力展現,都是近年來少有的。
場景寓意不乏精彩
這部作品最打動我的,或者說讓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東平市政法系統的腐敗一角,不是慷慨激昂的司法陳詞,也不是主角洪亮的自我救贖,而是東平市檢察官喬振興去世后,洪亮和喬振興的弟弟秦鋒在歌廳發現魚缸,并推測出喬振興真正死因的那場戲。
洪亮將地上瀕死的金魚放回秦鋒手中的水杯中,這無聲的一幕,一下子就點題了——所謂“司法正義”,不就是當普通人面對不公,甚至瀕臨險境時,以法律的公平正義完成對其的救贖與托舉嗎?這一幕不僅是一個敘事場景,還帶有深刻的寓意,也必將成為以后同類題材作品會致敬的畫面。
劇中類似的場景還有一些。比如,洪亮在賓館猶豫是否繼續查東平市的萬海案,他將頭探出窗外,始終沒有撥出手機里李人駿的電話號碼,之后他又被外面的寒氣逼回,只能關上窗戶。這樣的場景讓人想起魯迅所言的“冷氣”。再比如,洪亮與曾經的好兄弟李人駿兩人在村口的河邊分道揚鑣,畫面中兩人的汽車反向而馳,其中意味不言自明……
但是,這樣的畫面還是少了些。這是劇集的一個問題,它雖然時而會有靈光乍現的場景,更多時候卻還是陷入一種頗為矛盾的擰巴,不僅人物擰巴,劇情也擰巴,這也是該劇沒能更為廣泛傳播的重要原因。
快刀與蔫人難打造成長弧光
剛出場的洪亮是一副畏畏縮縮的樣子,與我們印象中檢察官正氣凜然的形象相去較遠。而他的處境也很尷尬,為了去北京、為了拿高薪,他正在求著領導辦離職手續。而海東省檢察院的檢察長張放故意用激將法讓洪亮前往東平市去查萬海案。洪亮走后,張放意味深長地對洪亮的老上級孫專委說:“他是把快刀。”
“快刀”是對洪亮身份與能力的最好形容。洪亮在檢察院第十一檢察部任職,職責是依法對司法工作人員利用職權犯罪進行偵查,“刀刃向內”的工作性質不僅要求他有敏銳的判斷,還要有能扛住各方壓力的“硬”,具有刀的鋒芒,但主創偏偏要將其設計成一個“蔫人”。
“蔫人”要看人臉色,要支支吾吾,要夾著尾巴做人。洪亮來自農村,妻子是他的老領導、現任省政協副主席江旭東的女兒。他在老丈人一家面前難免“低人一等”,凡事都需要請示。像脫下檢察官制服、前往北京去做國企法務總監,這種事關個人前途的大事,也應該是妻子一家決定的,而非他的本心。作為“上門女婿”,他的想法沒人在意,在家里,他的“蔫”或許是合理的。
但我們也看到,他和他的父母都非常在意檢察官的這身制服,并引以為傲。在老家,他是“別人家的孩子”,是全村人的榜樣,這份伴其成長的驕傲又怎么會被壓抑得不剩分毫鋒芒呢?
主創想用他的“蔫”來實現人物的外圓內方,為其日后的破繭化蝶打基礎,但在劇情設計和人物表演上卻有些過火。當檢察院一部的檢察官鄭雅萍當面質疑他的工作動機,正常履職的他要靠接聽電話來閃爍其詞嗎?當冤家路窄的兩人在王春祥家相遇時,洪亮既沒有轉身離開,也沒有據理力爭,而是用努嘴、搖頭等方式表達一份無奈。這種“蔫”已經不是一份豁達包容或者為人圓滑,更像是生性怯懦了,這就與“快刀”的定位相左,且有點不符合現實。
在影視劇的創作中,讓一個有私心私欲的普通人成長為一個正義的英雄式人物,打造人物的成長弧光,是一種常見的手段,也不乏成功例證。《辛德勒的名單》里的辛德勒,《功夫》里的阿星,《我不是藥神》里的程勇,都是在靈魂覺醒后,從“利我”走向“利他”。但如果轉變不夠“絲滑”,就會顯得很生硬,且這份轉變既要有事實的依托又不能耗盡觀眾的耐心。不得不說,在《以法之名》中,洪亮的轉變過程既漫長又缺乏標志性變化。
在第15集中,指導組解散,他和鄭雅萍被叫回省檢察院,他以柔克剛地向張放提出四點質問,讓人頗為解氣。但那之后,他又恢復了老樣子,缺乏一種正式轉變后的形象變化。這一設定,讓洪亮看似是在保持做人的中庸與“聰明”,模擬著現實生活中普通人的職場隱忍,保持“茍住”的狀態,但這種擬真不但沒給觀眾帶來真實感的共振,更讓人看不到伴隨人物成長轉變而生出的勇氣與正氣。
這部劇本要講的,就是最樸實的“邪不壓正”,如果正義始終無法強有力地吹散邪惡的烏云,那觀眾看劇時會始終處于壓抑的狀態。
普通人缺位讓人難共情
《以法之名》中,劇集設定的黑惡勢力保護傘正是江旭東,在近年來的公檢法題材中,這個犯罪級別不算太高。但它采取的視角獨具匠心,就是以洪亮這個女婿角色來織起整張網。洪亮是江家贅婿,可以近距離接觸老丈人、妻弟等人,了解他們的生活;也是檢察院三兄弟的成員,與去世的檢察官喬振興、東平市檢察院檢察長李人駿的私交,讓他能勾畫出東平市政法系統的關系圖。
這樣的視角有問題嗎?似乎沒有,且有些巧妙與大膽。但無論他看起來多么“蔫”,在單位如何郁郁不得志,在老友平步青云時他還只是個高級檢察官,我們都不會忘了他生活中的優渥無憂,他是地方領導干部的女婿。換言之,他不是普通人。而這劇中,最缺的不就是普通人嗎?再看洪亮的領導、親人、同學,無一不是身居高位、衣食無憂的精英階層,他本人到了北京,也會成為年薪數十萬的法務總監。所以當我看他穿著制服與父母留影時,剛想共情他的無奈,又羨慕了他的妥協之選已是他人的“上上簽”。
再看有冤情的犯罪分子萬海,一夜白頭讓人唏噓,但萬海集團擁有礦山、貨物集散中心等利潤超高的產業,萬海入獄前是東平市數一數二的企業家。萬海入獄后,他的兒子萬潮寧愿舍掉性命也不愿意放棄礦山,為什么?因為如果沒有礦山,他們會成為真正的平民。劇中另一個重要的敘事線索,是萬海與天龍集團老總陳勝龍爭奪礦山,隨著劇情發展,還牽扯出幕后的禹天成和江遠等人,他們無不過著聲色犬馬的生活。這種設定固然有很強的戲劇性,但也讓我們有遙不可及、事不關己之感。這也是為什么萬海父子在監獄見面也難令觀眾共情的原因,他們爭吵的是礦山的價格與去留,這種苦惱恐怕沒有太多觀眾能懂。
或許能和普通人扯上關系的只有那場礦難。陳勝龍安排熊磊在萬潮的下礦設備上做了手腳,導致15名礦工遇難。15條鮮活的生命消失了,但劇集沒有對他們的基本情況和事后的家屬反應進行展開,只是將事件作為敘事工具,推動著更“高”層面的斗爭。但如果公平正義的落腳點不是百姓的利益,那這份大費周章是不是就很難牽動百姓的心?
劇中,真正讓我共情的其實是喬振興一家。喬振興被害身死還要被誣陷,妻子周梅因輿論壓力被學校勸退,女兒也被迫退學,原本溫馨的家一夜之間就瀕臨絕境……周梅一次次想討個說法換來的卻是一次次失望,是孫專委讓她“再等等”。邪不壓正,但斗爭的過程卻是千難萬難,好在最終她等來了公道,等到了撥云見日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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