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心目中，德國人對二戰的反思深刻、坦蕩。但德國人是怎么經歷這種思想轉變的，我們卻并不十分了解。在真實的歷史進程中，這種反思也并非鐵板一塊，既走過了不平凡的路程，也有不同程度的變化。

在《文明的重建：戰后德國五十年》一書中，美籍德裔歷史學家康拉德·H.雅勞施嘗試追尋戰后德國的歷史真相，從中解讀可資今日參考的經驗教訓。他使用了日記、自傳、回憶錄、訪談、新聞報道等資料，分析個人如何與自己的過去達成和解，考察團體與公共機構如何解釋他們與希特勒體制或遠或近的合作關系，并研究了有關第三帝國災難的公開辯論。

雅勞施嘗試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經歷了納粹浩劫，德國人因參與戰爭和大屠殺而在物質破壞和道德沉淪兩方面備受指責，之后他們是怎樣再度崛起的？在他看來，德國經歷了“人性回歸”，從而肅清了獨裁統治，使國家恢復常態。但著眼未來，迎接全球化的新挑戰，卻不能僅僅依靠從反思大屠殺中得到的啟示，政治的文明化需要不斷的努力。

借助輿論和教育反思納粹

雅勞施分三個歷史階段，以當時最關鍵的轉變來解釋德國經歷的變化。

二戰剛結束到兩德建國初期，主要是砸碎納粹枷鎖，清理遺毒；上世紀60年代，主旋律則是與西方國家接軌，建立更包容的公共社會；到上世紀90年代，在兩德統一的關鍵時間點，則是建立新的體制，刷新身份認同，并保持更加開放的社會文化。

雅勞施認為，想要防止壓迫、戰爭、種族滅絕的再度發生，個人和集體的學習過程就必須得到歷史性的改造。

7月6日，第十五屆江蘇書展期間，《文明的重建》在蘇州慢書房舉辦了一場分享會，世界史研究者、英德譯者陸大鵬和南京外國語大學教師、德語文史學者欽文一起解讀了這本新書。

陸大鵬提到，德國人的反思首先是從自身經歷開始的。二戰結束時，德國城市在盟軍的進攻下損毀嚴重，已是一片瓦礫堆。無論是生活受到的沖擊，還是很多人在納粹統治期間有過參軍或在政府機構等單位中的就職經歷，人們在新的轉折中開始反思。一些有識之士則想得更遠，著眼于思想文化層面去想可以怎樣改造。

欽文談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占領國，對德國的教育政策，包括中小學的教育大綱等影響很大，對德國歷史的解釋基本貫徹了反戰的、和平主義的、反思納粹專制的教育方針。

雅勞施在書中回顧了占領國在德國推行改造的過程，其中有三件事是最重要的，包括裁軍與重建德國軍隊、對民族主義的質疑及重塑自信、摒棄納粹體制轉向建立社會市場經濟。

同盟國政府曾向每位德國人發放一份很長的問卷。生活在魯爾區的亞歷山大·迪克回憶，問卷上有131個問題，有的問題是直接問你有沒有加入過納粹組織、參與過納粹活動。得到去納粹化的證書，證明你只是名義上的追隨者或受惠者，才能有機會去找工作。聲勢浩大的去納粹化運動，依法取締了納粹黨及其機構、組織和所有附屬團體，使納粹主義基本絕跡。主要納粹分子團體被完全鏟除。“冷戰”期間，兩德都沒有出現有深厚納粹背景的政客占據高位。納粹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徹底破產，公共領域里再出現相關言論，已經為民眾所不容。

陸大鵬說，戰后初期，以報紙和廣播為主體的媒體興起，對德國人起到的思想改造作用也很大。其間有一些人把握住了機會，比如1947年魯道夫·奧格施泰因創辦《明鏡》周刊，就是比較早拿到美國占領軍發放的牌照，并且在定位上得到占領當局的認可。很多德國電臺也是在二戰后建立的，并且獲得政府撥款，有實力請很多文化人上節目，倡導更開放的思想文化。

環保主義與年輕人的反抗

“初到德國，你會發現，德國人特別愛騎自行車出行，垃圾分類回收系統做得非常好，人們很愛買二手衣物，街上有很多二手服飾店。”陸大鵬表示，當中國人初到德國看到這些情況時，常發出疑問，想知道德國人的這些習慣是怎么養成的。

環保熱潮的形成是非常復雜的，雅勞施在《文明的重建》中對德國戰后歷史進程的分析，可以提供一些參考。戰后一代德國年輕人曾熱衷于表態反抗權威，起到了一定的鋪墊作用。

1966年6月22日，3000多名學生聚集在柏林自由大學學術評議會門口，抗議學校開除“索托政治研究所”的一名助教，這是德國歷史上首次“靜坐示威”。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年輕學生們積極參與社會運動，“代際反抗”成為一種新的現象。

一位名叫迪爾特·孔策爾曼的德國人曾回憶，那種典型德國式的“準則、莫名其妙的規范、老師的無理苛責”和無聊的銀行學徒生活，讓他對“一成不變的中產階級生活”特別反感。加·布曼則在回憶中談到，更多問題出在父親身上，他和同學們也很討厭學校和老師，“更別提多數人的偽善與卑鄙”。

這代年輕人流行離家出走，過波西米亞式的生活，媒體、文學和先鋒藝術影響著他們。當時正在進行的越戰也受到德國人的強烈關注，他們熱議德國是否該參與。同時，隨著他們年齡增長，對父輩在納粹時期可能做過什么惡行也開始有所關注，“30歲以上的人不可信”的口號廣泛流傳，代際關系的緊張使年輕人需要尋找新的出口。

在社會上，學生運動一度產生了不少政治后果，也造成了激烈的沖突，隨之很快瓦解，但其影響卻十分深遠。一方面，他們的價值觀發生變化，另一方面，他們也積極尋找可以真正改變社會的領域。他們在一些大城市形成聚居社區，創造出自己的社群文化，并推動女性權益運動，生態主義也是這一時期的重要成果。

陸大鵬說，有一段時間，德國的環境污染很嚴重，酸雨對森林造成破壞，魯爾等工業區陷于霧霾，可以說是經濟騰飛的代價之一。德國人感受到切膚之痛，媒體的相關報道非常多，形成輿論影響。

此后，德國人開始注重生活質量，反對單純的經濟增長，公民自發抗議以“都市更新”“改善交通”等為名破壞社區的大規模規劃建設和拆除行為。1986年，蘇聯切爾諾貝利發生核事故，在德國也檢測出核污染，對德國社會震動很大，人們聚集起來反對商業核電站。受戰后和平主義的影響，西德當時也有很多人呼吁國際裁軍和控制核武器。

在社會環保心態等因素的影響下，綠黨在德國應運而生。上世紀80年代中期，綠黨人士第一次取得重要職位——前青年反叛領袖約施卡·菲舍爾當選黑森州首任生態部長。

正如陸大鵬所說，關于環保的立法和教育的興起，助力德國社會逐步形成了更具可持續性的發展理念。、

《文明的重建：戰后德國五十年》

[美]康拉德·H.雅勞施 著

譯林出版社2025年3月版

欽文推薦

“戰后三部曲”

《草中鴿》《死于羅馬》《溫室》

[德]沃爾夫岡·克彭 著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明室Lucida2023年10月版

《什么是民粹主義？》

[德]揚—維爾納·米勒 著

譯林出版社2020年5月版

陸大鵬推薦

《朗讀者》

[德]本哈德·施林克 著

譯林出版社2021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