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總理阿道夫·希特勒于1934年9月在紐倫堡的圣母教堂外，與天主教修道院院長阿爾巴努斯·沙赫萊特（左）和新教帝國主教路德維希·穆勒（右）握手。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納粹的宗教催化劑

20世紀中葉，一場長達數世紀的敵對關系戛然而止。在神學家中被稱為“兩大教派”的天主教與新教之間的敵意，曾是歐洲社會生活的重要組織原則，持續了四個多世紀。然而，這種敵意突然停止了。

作者：烏迪·格林伯格

編輯：阿K

要理解這種基督教內部和平的革命性，有必要回顧其前因。因為教派間的相互仇恨不僅塑造了早期現代時代，當時圣巴托洛繆大屠殺（1572年）和三十年戰爭（1618年至1648年）等殘酷暴力事件撕裂了歐洲。反天主教和反新教情緒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仍十分強大，深刻影響了社會和政治生活。最極端的案例是德國，1871年新教徒占多數的政府對天主教少數群體發動了激烈的迫害運動。在接下來的七年里，國家當局驅逐了天主教修會，接管了天主教教育機構，并審查了天主教出版物。

在荷蘭，新教徒暴徒暴力襲擊天主教游行；在奧地利，一場名為“遠離羅馬”的群眾運動于1897年發起（最終失敗），試圖通過大規模改宗消除天主教。天主教徒方面對新教徒同樣充滿敵意。在法國，天主教雜志和布道詞指責新教徒叛國，甚至有人呼吁剝奪他們的公民權。商業協會、勞工工會甚至游行樂隊常常沿宗教界限分裂。

即使在日常生活中，直到20世紀，街區、政黨和雜志仍嚴格分為天主教或新教陣營。知名政客和平信徒作家經常指責另一宗教派別落后、顛覆和性變態。一位著名的德國歷史學家甚至在19世紀60年代聲稱，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是不同種族的后裔。

然而，到了20世紀50年代，這種相互鄙視終于結束。兩大教派實現和解，平信徒領袖成立聯合組織，政客甚至創立了強大的跨教派政治黨派。就連一度拖延的教會當局最終也轉變了態度。天主教會于1964年在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上正式宣布，新教徒并非異端，而是信仰上的兄弟。唯有北愛爾蘭的反天主教和反新教情緒仍根深蒂固，這一顯著例外恰恰印證了普遍規則。

這一令人震驚的變化是如何發生的？經過四個世紀的分裂，為何舊怨能如此迅速消弭？人們容易認為，這一劇變發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是歐洲整體自由化進程的一部分。經歷納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創傷后，外界或許認為，許多歐洲人開始珍視多元主義。或有人推測，天主教與新教的和平源于世俗化進程的推進。20世紀60年代，人們紛紛離開教會，因此也對舊有矛盾不再關心。

但這兩種假設都是錯誤的。因為天主教與新教的休戰實際上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是對納粹呼吁結束宗教紛爭、轉而建立種族團結的回應。許多天主教和新教的思想家和領袖對這一革命性信息深感震撼。即使他們不認同希特勒的一些觀點，他們仍相信基督教內部合作能開辟令人興奮的新可能性。最重要的是，他們希望團結能讓他們建立一個基于不平等的歐洲秩序。在納粹的統治下，天主教和新教領袖希望保護工人與雇主之間的經濟等級制度，以及男女之間的性別差異。換言之，天主教與新教之間的和平不僅意味著新的寬容，還意味著對嚴酷排斥的保護。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這一事實證明具有深遠影響，當天主教和新教勢力掌權并幫助建立了一個高度不平等的歐洲時，這一影響尤為顯著。

如果反天主教和反新教情緒能夠延續如此之久，這得益于它們驚人的適應能力。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許多歐洲人認為，這兩種宗教信仰解釋了現代世界的形成，例如資本主義的傳播、城市工人階級的崛起，或是女權主義的萌芽。當時普遍認為，理解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征取決于天主教或新教對社會做出的獨特貢獻。

一個發人深省的例子是比利時新教經濟學家埃米爾·德·拉維萊耶，他是19世紀末最受歡迎的社會理論家之一。在多部著作（其中一部銷量達200萬冊）中，拉維萊耶主張，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活力與增長是宗教改革的饋贈。路德及其追隨者鼓勵信徒自行閱讀《圣經》，這培養了智力創造力和自我完善動力。同樣重要的是，路德教導不同階級有不同的天職。這使得工人與雇主能夠和諧共處，即使這意味著接受他們之間存在重大經濟不平等。天主教則因相信奇跡、圣人和教皇權威，使人們陷入無知與故意懶惰的狀態。最終，它退化為社會主義，拉維萊耶將其解釋為對勞動和神圣不平等的反抗。許多新教牧師和學者也聲稱對資本主義有貢獻，最著名的是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

歐洲天主教徒同樣熱衷于為現代經濟繁榮爭取功勞。例如，德國經濟學家、自豪的耶穌會士海因里希·佩希與新教徒一樣認為，不平等是上帝“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但他警告說，正是新教徒破壞了這一秩序核心的共同慈善精神。通過宣稱每個人都能與上帝建立直接聯系，他們滋生了極端個人主義，瓦解了共同體紐帶，并無意中助長了宗教冷漠。佩希認為，這種宗教道德的喪失導致了社會主義，后者放棄了宗教原則，轉而采用一種純粹經濟的人觀。天主教徒則認為，社會和諧建立在慈善之上。正如佩希在具有影響力的著作《自由主義、社會主義與基督教社會秩序》（1899年）中所解釋的，教會教導說，財產的不平等使自愿捐贈成為可能，從而培養了社會美德。為了證明這一點，佩希和其他天主教評論家引用了現代統計數據。教區記錄顯示，天主教徒捐贈給援助計劃的金額遠高于新教徒。

天主教徒借助統計數據證明新教鼓勵婚外性行為

性問題或許引發了天主教與新教之間最激烈的敵意。盡管天主教和新教精英均對女權主義和性改革運動持敵視態度，但他們也視對方為對父權制家庭神圣性構成積極威脅的力量。新教小冊子和婚姻手冊不斷警告稱，天主教神父是世界性混亂的主要根源。由于獨身主義剝奪了他們“自然”的性欲宣泄渠道，神父們試圖破壞現有婚姻：他們利用告解制度對女性施加心理控制。加拿大作家查爾斯·奇尼奎在其暢銷書《神父、女人與告解室》（1874年，被譯成九種語言）中，是眾多將天主教描繪為破壞丈夫對妻子權威的陰謀論者之一。他以厭惡與嫉妒交織的語氣警告：一旦女性向神父坦白性幻想，便會永遠陷入追求“秘密淫亂”的漩渦。

天主教徒反駁并指責宗教改革對離婚的認可導致家庭衰落，這一趨勢在離婚普及和非婚生子女數量上升中愈發明顯。如果終身婚姻不再神圣，還有什么能阻止男女不斷結婚離婚以追求性冒險？天主教徒再次援引統計數據證明新教鼓勵婚外性行為。比利時記者普羅斯佩爾·德·奧爾維爾于1876年聲稱，新教占多數的普魯士，在2983146名育齡婦女中，有39501例非婚生子女，這使該地區成為道德淪喪的“地獄”。相比之下，奧爾維爾堅持認為，天主教占多數的意大利是貞潔的“避風港”。

總之，天主教與新教的刻板印象和敵意始終是理解現代生活的日常框架。如同反猶太主義，這些舊觀念不斷以新形式和變體出現，借助統計數據和大眾媒體等現代工具。

當然，此類焦慮從未普遍存在，其強度隨時間和地點而異。在一些社區，平民大多忽視這些觀念，甚至偶爾與不同教派的人通婚。然而，到20世紀，天主教與新教的敵對關系已成為歐洲生活的深層基石。很少有歐洲人能想象一個沒有這種分裂的世界。

那么，為什么在短短幾十年內，如此多的歐洲人放棄了這些分裂？答案在于20世紀30年代，尤其是納粹主義的崛起。

納粹黨今天通常因其極端種族主義、帝國主義和種族滅絕暴力而被記住。但在其早期，他們的信息常常圍繞經濟和性別主題展開。這兩者都呼應了許多基督徒的關切。在經濟領域，他們承諾發起一場反對社會主義及其更激進形式——共產主義的圣戰，并呼吁工人和雇主在和諧的不平等中合作。在性別關系領域，納粹堅持男女分離與不平等，并通過福利政策將女性排擠出勞動力市場，使其專注于生育。早期納粹文獻常明確宣稱這些理念與基督教教義相契合，并自詡為基督教的盟友。

但納粹意識形態還引入了一個重要創新。盡管這一點常被忽視，納粹主義還承諾終結宗教派別分裂。在其1920年的建黨文件中，該黨宣布支持“積極基督教”，即一種新的、帶有種族色彩的宗教觀念，涵蓋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阿道夫·希特勒本人對宗教派別分裂極為關注。在《我的奮斗》（1925年）的多個段落以及多篇演講中，他將德國的內部分裂和弱點歸咎于宗教分裂。納粹因此聲稱，建立新秩序需要歷史性的跨基督教合作。基督教的團結、結束長達數世紀的宗教戰爭，是擊敗“猶太-布爾什維主義”的必要準備，而這一目標被希特勒及其追隨者視為不可避免。

只要納粹主義還是一個邊緣運動，基督教精英大多忽視了這一信息。但其掌權后，首先在德國，隨后通過軍事征服占領歐洲，促使許多人效仿納粹的宗教團結號召。例如，1932年，天主教作家羅伯特·格羅斯切創辦了第一份公開支持納粹主義的天主教期刊。格羅斯切認為，教會與納粹運動都認識到，上帝的恩典并非通過個人，而是通過種族共同體發揮作用。

格羅斯切堅稱，天主教徒與納粹是盟友，共同致力于創造一個“神圣空間”，其中整個社會團結一致，共同追求集體救贖。格羅斯切還成為與新教徒接觸的最積極倡導者。他認為，兩大教派是“血的共同體”中的兄弟。奧地利主教阿洛伊斯·胡達爾發表了將天主教教義與納粹教條相調和的最具影響力的著作。與格羅斯切一樣，他設想了一個共同的未來：“誰……消除了宗教分裂，”他解釋說，“將為‘德國民族和歐洲整個文化領導層’提供最大的服務。”

納粹啟發的宗教統一觀念不僅限于神學。它們影響了對經濟等民生問題的流行評論。例如，新教德國經濟學家喬治·溫施在20世紀20年代曾攻擊社會主義和天主教對經濟增長有害，但在30年代他改變了立場。當溫施于1936年宣布支持納粹經濟政策，尤其是公共工程時，他宣稱這些計劃體現了兩大宗教教派的價值觀。溫施認為，納粹公共工程將促進雇主與工人之間的和諧，同時維持神圣賦予的不平等（因為私有財產仍受保護）。20世紀30年代，天主教和新教理論家開始批判早期刻板印象，并堅持認為兩大宗教教派均可為現代經濟做出貢獻。德國最大的新教慈善機構“內陸傳道會”的一位領導人宣稱，圍繞經濟政策的“激烈斗爭”不再是教派之間的斗爭，而是“基督教教派與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無神論世界觀之間的斗爭”。

在整個歐洲，許多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也欽佩納粹對女權主義和性少數群體的打擊。反過來，這促使他們堅持存在一種跨教派的性倫理。例如，德國新教記者阿爾弗雷德·德多·穆勒，他在戰后成為一名成功的政治家，拒絕了早期的反天主教焦慮，并解釋說，兩個教派實際上在捍衛生育家庭的追求中是團結的。在他看來，兩者都明白，健康的家庭是健康國家的基石，這意味著他們可以合作，將生育限制在那些“種族健康”的人群中。比利時天主教家庭專家雅克·勒克萊爾克對比第三帝國鼓勵婦女離開職場專注于育兒的政策印象深刻。他在20世紀30年代滿意地指出，許多新教徒贊同這些政策，這表明他們現在已成為天主教徒在捍衛家庭問題上的盟友。

這種熱情意味著，到了20世紀30年代，跨教派合作突然似乎成為解決諸多問題的方案。新的跨教派組織相繼成立。例如，奧地利高級政客、維也納大主教特奧多爾·伊尼策爾于1933年與新教徒埃瓦爾德·阿門德共同創立了一家慈善組織。

作者

烏迪·格林伯格是美國達特茅斯學院的歷史學副教授。他是《分裂的終結：天主教徒、新教徒與1880年代至1970年代歐洲基督教生活的重塑》（2025年出版）一書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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