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浙江杭州。宗慶后離世后，家族內部圍繞娃哈哈企業權益“爭奪戰”不斷升級。

此前娃哈哈方面向媒體透露，家族內部事務，與公司運營、業務無關，公司不會提供任何答復口徑或相關回應。

工商信息顯示，杭州娃哈哈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娃哈哈集團”）大股東為杭州市上城區財政局下屬二級企業杭州市上城區文商旅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針對此事，7月17日，杭州市上城區財政局工作人員告訴《正在新聞》，“我們前期也接到了很多相關電話和投訴，我們一直在處理，已經有（成立）專班在介入處理，我們也希望盡快能處理這個事情。”

對于專班是否為上城區財政局牽頭，該工作人員表示，上城區財政局內部也只有個別人知曉，“不好給你更進一步的答復。”

盡管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但是回顧過去總是能夠總結經驗，經驗和邏輯是人類智慧的兩個源頭。

我們回顧過去也許就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預測將來。

從歷史思維角度復雜來說，無論今天的大美帝國全球化還是過去的大英帝國的“日不落化”，不僅要讓英美的富人發財，而且也要讓被統治的當地人的上層發財，這樣才能降低全球化統治成本。

我們可以稱全球金融資本培養出來的爆發戶為精致而狡猾的利己主義者，同樣歷史中西庇阿家族就是古羅馬世界最精致也最狡猾的利己主義者之一。

他們通過家族信托將大量資產轉到國外，孩子全都在海外。

終于可以和國際精英階級，將時間一起消耗在舞會、宴會、騎馬和打獵上了。

但是她們會發現和她們想的游戲規則有一點一樣。

舞會、宴會、騎馬和打獵，這些活動時維持精英社會運作的核心內容，因為他們不僅維持了精英階級成員之間的團結，而且所有這些活動都很費錢。

如果你沒有錢準備幾十套衣服和飼養駿馬，沒有錢定期在自己的家里舉行宴會，那么你自然就被踢出了這個精英等級的圈子，這是一種自然而然的退出機制。

但是不過錢不是唯一的游戲規則，游戲的總規則叫做“財富和門第”。

你光有錢不行，一個象這些來自農村的暴發戶是得不到邀請的，他必須低下自己高傲的頭顱，找到各種機會巴結接觸到的上層社會人士，并且努力讓自己的思維方式，舉止和行為向這個圈子靠攏，然后才有可能參與到這個游戲中來，并且要比其他游戲參與者更加慷慨和大方。

但是即便這樣，你依然是一個被“帶著玩”的邊緣人物，你依然會時不時的被嘲笑，不過你要忍受，回報是你的兒女可以在這個階級內部尋找婚姻對象——當然豐厚的嫁妝或者幫助小舅子還債是必要的。

但是在他們的身上也依然可以看出曾經是非精英階級的烙印，直到你的孫子輩出生才能完全徹底的融入這個精英社會了。

那時家族的血管里流淌著加拿大，法國、意大利和希臘等很多不同國家和民族的血液，是一個典型國際資本家家族了。

他們習慣于在世界各地來來往往，打理在各地的各種投資和生意，

這是英美精英社會對暴發戶的一種態度，既不言辭拒絕，也不無原則的接受，適度的剝削，逐步的馴化。

他們可以傳授給他們的后代這樣的世界觀：

他們是社會精英，與眾不同，尤其是與普通本人不同——這些人生與死都與他們沒有太大關系，他們不是同胞，而是一些可以替代的下等人。

就算都死光了，也可以輕易的找到東亞人、印度人、非洲人和阿拉伯人代替他們——總之，他們是完全兩個世界的人。

在這個世界里，法律法令都是不起作用的，那是給下等人準備的東西。

為了捍衛他們階級的利益和帝國，他們不應該給自己設立道德底線，可以使用各種狡詐的伎倆，應該成為“最有頭腦的獅子。”

但是她們的運氣不好，大人們，時代變了。

世界歷史上每一輪全球化都要有一個主推的霸權性力量，第一輪是英國，第二輪是美國。
第一輪全球化是大英帝國在拿破侖戰爭之后開啟的，到1850年之后，開始形成巨大的規模，到了1887年經濟危機之后達到頂點，而后經濟保護主義逐漸抬頭，總結了維多利亞時代的全球大同化。
第二輪全球化是二戰之后美帝主導的，在1980年之后，開始形成巨大規模，到了2009年時達到全球化的頂點。
1873年美國股市的崩盤引發了前所未有的全球經濟危機，這次經濟危機標志了以大英帝國為領導的第一次全球化的進程的結束。
正如2009年金融危機結束了二戰之后美國領導的第二次全球化一樣。
從1873年到1945年二戰結束，是一個列強們去全球化并且日益提升保護主義的時代，各個國家未來市場和原材料的供應等問題日益激烈的競爭，是導致兩次世界大戰的最重要的經濟驅動力。
在這個保護主義的時代里，德國無疑是被公認的最成功的國家，這個國家在缺少資源、市場和殖民地的惡劣條件下，創造最耀眼的經濟奇跡。
同樣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也代表著，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由美國主導的一輪全球化走到盡頭。
從此之后，全球民族主義的崛起并不意外，相反，這一點完全符合歷史規律。
最開始的時候，主推工業國出于巨大戰爭紅利和制造業規模，擁有足夠的力量推動全球化，并且從全球化帶來的國際市場和更廉價的原材料中獲益。
但是隨著時間的繼續，其他國家也在工業化的道路上追趕，但是全球化制定國際游戲規則，雖然客觀上有利于處于最領先地位的那個國家，但是總體來說，
這套體系降低了交易成本，加速了資本從發達地區向不發達地區的轉移速度，從而開辟新的市場和更廉價的原材料。
所以追趕國家，雖然對自己的地位并不滿意，但是依然會擁護這套體系。
但是一旦在現有的技術條件下，對現有的可開發區域的開發殆盡，全球化帶來的做大蛋糕的紅利減少，那么后起國家就有自己的小算盤了，在加上一場大規模經濟危機的刺激，那么最后保護主義就會逐漸重返舞臺，蠶食全球化的成果。
在1887年前的維多利亞時代時如此，就像凡爾納小說《八十天環游地球》里體現的那種世界變小，大規模的鐵路和航運讓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區都得到開發。
同樣在2009年之前的世界也是如此，當時世界上的幾乎所有經濟體和經濟區域，除了少數戰亂區域之外，都已經投入全球化。
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全球容易開發的市場和資源都已經被利用起來，容易取得紅利都已經賺取，沒有什么新的紅利可以刺激全球化繼續的熱情。
另外在主推的霸權國家內部的反對聲音。
隨著全球化的推動，無論是當年的大英帝國，還是今天的美帝，都會以工業出口轉變為資本輸出，這樣就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國際資產階級，他們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但是隨著產業的空心化，作為本國的人民由全球化獲得收益卻在減少，最后這些人就會和一些沒有全球化的國內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形成反全球化的力量。
比如現在美國的民粹和特朗普的聯盟。
在維羅利亞晚期，很多英國國內工業家也是加入了反對全球化的的勢力中，他們是支持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
這兩點就決定了美國作為全球化助推國的無法繼續。
如果做個簡單的比喻的化，那么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中就像是在做蛋糕，如果想要把蛋糕做大，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投入更多的面粉、雞蛋和奶油。
同樣西方的發達國家經濟體也是一樣，為了把蛋糕做大，就必須把更多的勞動力、市場和資源納入到他們的經濟體系內，這就是全球化，通過把中國、印度、越南等更多的國家對接到國際的共同市場里，提高了發達國家的經濟水平。
在21世紀的頭十年里，除了朝鮮、緬甸等少數幾個“隱士國家”，幾乎世界上所有的市場、勞動力和資源都已經納入了世界經濟體系，全球化的紅利已經達到了盡頭。
另一個方法萊茵蘭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就是采用新的材料和新的方法（顛覆性技術）去做蛋糕，后者要復雜的多，并且有出錯的風險，所以在簡單的方法有效時，沒人會想到一個復雜的方法。
而且這種方法往往就代表著民族國家的進一步強化，因為它需要把更多的資源用在國民的教育和健康方面，并且要激發出國民對國家的熱愛，更好的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這往往意味著對階級關系的調整。
這兩種方法，在歷史往往交替充當主流，在19世紀中葉由大英帝國主導的第一輪全球化終止與1873年的世界經濟危機。
在這次經濟危機之后，繼續企圖在全球化道路上勉強支撐的英國逐漸衰落，而率先擁抱了萊茵蘭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的德國開始迅速縮短了和英國的差距。

美國的問題和當年大英帝國問題也是一樣，18世紀晚期，英國希望北美分擔帝國的防務費用，然后美國獨立了，19世紀中期，希望加拿大分擔帝國費用，然后加拿大也表示要效仿美國，在后來英國就再也不敢對任何一個白人殖民地提這樣的要求。全部英帝國費用都是本土和印度，以及后來的埃及負擔的，所以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要求停止印度為大英帝國買單之后，英國就沒法繼續維持下去了。

問題的關鍵是不是宗主國和殖民地之間的矛盾，而是誰來承當這些對殖民地的投資，和捍衛殖民帝國不受外來侵犯的防務費用。

當時的人也是有這個意識的，看下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的著作就知道，這是當時的英國決策者非常了解的原理。印度的鐵路系統基本上都是在殖民時代建立的，孟買在之前只是不大的漁村。

比如美國人援助非洲人醫療藥品，等非洲人口爆炸后他們的糧食就可以很方便的賣過去。

無論今天的全球化還是過去的“日不落化”，不僅要讓本國的富人發財，而且也要讓當地人的上層發財，這樣才能降低統治成本。

殖民歷史上最大的爭議是，到底殖民地變得更窮了，還是更富了。

如果從直覺上看明顯變得更窮了，在英帝國的統治下，愛爾蘭因為饑荒而背井離鄉，印度人被餓死，非洲在人吃人。

但是從統計數據上，卻是殖民地更富裕了，被英國剝削了200年之后，印度有了塔塔集團。

最終指向的結論不是殖民地變得更窮了，而是殖民地的貧富差距變得更大了。

在愛爾蘭鬧饑荒的那些年里，愛爾蘭對英國的牛肉和小麥出口創造新高，因為最好的耕地和牧場都在大地主手里，普通農民土地越來越少，最后只能在山坡地上種植一些馬鈴薯維持生活，當馬鈴薯發生病蟲害時，他們就面臨生存威脅。

同樣印度人被餓死時，還在為歐洲出口大量棉花和茶葉，非洲人在人吃人時還在為英國餐桌供應咖啡和可可——因為種植園都是屬于少數人的。

無論全球化還是“日不落化”，最終的結果都是要培養出一個全球化的精英階級，去統治全球的平民階級。

平民階級如果不抗爭，那么最終的結果就是當年的愛爾蘭人、印度人和非洲人一樣。

民族主義的好處就是，它把原來正在融為一體的各國精英階級割裂開，強迫他們互相對立，這樣他們實行聯合統治的能力就降低了。

而平民階級在民族主義的大旗下團結起來，提高了自己的話語權，所以全球化遭遇民族主義是一種人類“生態系統”的自發平衡，全球化虛偽的普世價值必須用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來平衡，如果不如此，人類社會就必然毀滅——要么人類社會在全球化的精英統治中徹底毀滅，要么在激烈的民族斗爭中毀滅。

今天美國人給窮國援助，給盟友軍事保護，對流氓國家開戰，花的錢都是全體納稅人的錢，但是賺錢的卻是少數富人，他們從全球化的資本自由流動和開放性市場中獲利。所以美國的全球化沒法持續下去，最終會出現一個“特朗普”。

就今天來開，盡管有很多不足，但是民族主義仍然是一個好東西，因為在過去的30多年里，所謂全球化已經走過來頭，普世價值和所謂的政治正確也走過了頭，民族主義不僅僅是平民階級在自我挽救，也是挽救整個人類社會。

當游戲進行到這個時候，那么就沒法在進行下去。除了個子最高的一小部分人之外，其他人都會要求重新制定規則。但是制定怎樣的規則，不同身高階級的人有不同的看法。2.5米高的希望能制定對自己身高更有利的規則，1.8米高的希望能更適合自己參加，而且1.6米高的說任何對高個子有利的規則一律不公平。

這種爭吵越是持續不斷，僵持的時間越長，那么使用暴力的可能性就越大。這時候經常會有人提議“讓我們把個子最高的那幾個腿打斷，然后扔到場地外面吧！”（美國超 4 萬人請愿別讓貝索斯重返地球）這種提議總是讓絕大多數人贊同——在重新制定規則的時候，往往個子最高的一小部分人，處境最危險。就像法國大革命時期一樣，第一批被打斷腿扔出去的是法國的宮廷權貴們；第二批是大貴族和金融家的立憲派；然后第三批代表工商資產階級的吉倫特派也被扔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