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會重演，但總會押著相同的韻腳。

——馬克·吐溫

站在今天看一戰，戰前的世界是一個“空前繁榮”的時代，但更是一個“搖搖欲墜”的時代：

那是第一次全球化過程中最后的“美好時光”，工業革命后經濟高速發展，財富不斷累積——人們在陽光下吃著布丁，看福爾摩斯如何在貝克街叼著煙斗推理。豪華郵輪載著追逐夢想的人們橫越大西洋，冒險家到北極和南極探險。人類夢想飛翔、遙望宇宙，堅信科技的發展可以讓生活變得更美好。

但戰前的世界，也是大英帝國治下1815年——1913年這場持續百年的“維多利亞和平”和世界秩序走向終結的開始，各國被國內的政治危機、社會撕裂困擾。民族主義狂飆突起，全球經濟也陷入了周期性的衰退中，甚至要靠軍備競賽來維持表面的“繁榮”，正是以上種種原因，最終釀成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其后，延續了幾乎整個20世紀的沖突與動蕩。

但其實，一戰即是結果，本身亦是原因。1914年，面對呼嘯而來的時代列車，整個歐洲歡欣鼓舞地迎了上去。人們為這場戰爭寫下了一本又一本厚重的回憶錄，卻忘記了每一本書中都充斥著殷紅的鮮血與破碎的殘骸。對今天來說，一戰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通過最暴力的手段讓人們意識到了現代秩序與價值崩潰的后果，而這種崩潰，很早之前就開始了。

如果說一戰帶來的后果是900萬人為此喪生、4個歷史上盛極一時的偉大帝國就此毀滅；那么，現代社會價值的顛覆與瓦解，才是一戰背后更深層次的危機。

一戰看似結束已經一百多年了，然而，戰爭并未結束，二戰也不過是一戰的延續罷了。因而，對于當下來說，必須追問的，絕不僅僅是這場戰爭為什么出現，更是怎樣從源頭反思秩序與價值崩潰的根源。

▌二十世紀秩序崩潰的原動力：民族主義

馬克·吐溫曾說，我們的問題不在于所知甚少，而是知道太多似是而非的東西。好比，人類從沒忽視過這場前所未見的大戰，但它的重要性，首先不在影響本身，而是作為一個帶有慘痛教訓的歷史片段，書寫在“興亡更替”的歷史進程之中:

一戰爆發的直接原因是薩拉熱窩事件，主要原因是兩大軍事集團之間的矛盾，根本原因是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

作為“解釋一戰原因”的標準答案，這段教科書上的原文絕大多數人都了解過、甚至背誦過。然而，正當大眾接受、并吸收了“這個知識”時，還有一些人心存疑惑，甚至想弄明白：

為什么這看上去無懈可擊的答案，每個字都通俗易懂，連起來卻讓人看不懂？

于是，當很多人僅僅滿足于試卷上鮮紅的對號時，另一些人在思想類書籍啟發下，踏出了求真的一步。

◎民族主義：“點燃戰爭”的多米諾骨牌

對“為什么會爆發戰爭”，很多求真愛知、熱衷思考的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其中，最廣為人知、也最具說服力的解釋正是“民族主義”。

著名學者金觀濤在《歷史的巨鏡》中，認為現代世界主要由民族國家群 、世界契約共同體組成。在這個共同體中，每個民族國家都有權制定本國法律，并通過契約合作增加各自利益。然而，合作的前提必須是各國對世界秩序有著共同的想象——各民族國家地位平等。

因而，一旦國家內部的民族主義認為本民族優于其他民族，這個想象共同體的基礎便不復存在。

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后期起，不同民族對世界秩序的想象已經截然不同。比如，德國的民族主義者將自己視為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要重新分配“陽光下的地盤”，日本的民族主義者更將自己視為“大東亞共榮圈”這一東亞“新秩序”的核心。

這種不同的想象破壞了原有的國際秩序，逐漸將各民族國家分成了截然不同的對立陣營——同盟國、協約國。最終，雙方矛盾被一名塞爾維亞十九歲少年“跨陣營”的刺殺行為徹底點燃。

◎自由壓倒道德：被民族主義操縱的個人意志

然而，沒有民族主義，便不會有基于民族認同出現的國家。因此，一旦我們將民族主義視為“真兇”，卻也否定了它最積極的成分。在漢娜·阿倫特看來，讓人群陷入群體狂熱，而喪失了自己獨立判斷的“民族主義”，才是問題的關鍵。

提到阿倫特，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她的“平庸之惡”理論——雪崩發生時、沒有一片雪花無辜。不過，這恰恰是對她思想的誤讀。她強調的，應該被稱作“惡的平庸性”——即一個普通人，為什么會在“民族主義的熱潮”中犯罪？

在《反抗平庸之惡》中，她曾針對納粹的群體性暴行給出了答案：當希特勒重新定義了道德，殺人在民族主義者看來，就成了一種道德義務。因此，人們依法作惡。不是人們在群體中喪失了獨立判斷，而是他們獨立地選擇了接受命令，而消弭了“真正判斷”、尤其是道德判斷的艱巨性。

蘇格拉底曾說，寧可自己遭受冤屈，也不愿行不義。

現代人乃至現代秩序面臨的根本困境之一，正是傳統價值已瓦解，人們必須拋棄對既定規則的服從，自己確立標準。而阿倫特一生致力考察的，正是現代社會中的“政治語境“和人的政治行動。

在她看來，歷史上絕大多數災難都源于人們主動放棄了判斷的權利，將權柄交給了善于制造假象“民族主義”手中。

▌一戰的余燼：自由主義陷落，極權與烏托邦的興起

一戰過后，曾經維系了近一百年世界秩序、具有普遍共識的”自由主義”思想陷入低谷。戰爭帶來的貧困和動亂，使烏托邦思想、以及迎合多數人“逃避自由”渴望的極權主義理念迅速興起，將世界重新分為三大壁壘深嚴、水火不容的陣營。

有人說，利益的沖突要錢，觀念的沖突要命。一旦民族主義中“非理性亢奮”的成分與當時大行其道的“激進思潮”融合碰撞，其結果更是災難。

◎一戰并未大范圍地波及中國，卻對中國影響巨大

通常，人們對戰爭最大的批評，來自它對力量與強權的崇拜。然而國人在戰爭中學到的，恰恰是這一點。隨著巴黎和會上作為“戰勝國”收復山東的努力被國際世界無視，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達到極致，這直接產生了兩大深遠的后果：

◎救亡壓倒啟蒙：一戰前的中國“救亡”與對外學習、自我改造的“啟蒙”，一直是并行不悖的。然而，一戰后，救亡徹底壓倒啟蒙。國人從溫和的立場轉為激進的暴力革命，最終回歸到封建社會“打江山”的暴力傳統、更深刻啟發了后來的“斗爭哲學”。

◎激進主義思潮取得上風：巴黎和會后，歐洲的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思潮衰落到了極點。因而，他們被法國大革命波瀾壯闊的激進主義所感染；被德國、日本后來居上的國家復興所鼓舞；被蘇俄改天換地的烏托邦主義所誘惑，并逐一模仿和學習。

一戰過后，西方世界幾乎被“炸成碎片”，但我們卻加快了向西方“抓藥”的步伐。然而，我們借鑒了德國的"對敵人的仇恨、不顧一切打贏戰爭的渴望"、也學到了蘇聯的“將理性奉為執掌一切的新宗教”，唯獨與英美的自由主義思潮、以及由此誕生的保守主義思想失之交臂。

▌秩序失控的根源：不是輕浮的愚蠢，而是宿命的愚政

丘吉爾曾這樣評價過一戰：“一個個可怕的假設，全部湊到一起了?！?/p>

那，假設這么多“假設”沒湊到一起，戰爭會不會本來可以避免？比如，一戰前，各民族國家都合理約束了“自己的激情”，一戰還會重現嗎？又或者，他們不僅約束了激情，還尊重道德秩序、以謙卑和審慎的態度與鄰國相處，一戰是否就會消弭于無形？

僅僅持有民族主義立場和激進主義觀念固然指導人們的行為，但并不必然將世界引向戰爭。真正將世界引向戰爭的核心要素，是人。或者說，是人類掌權者在命運轉折點做出的“愚蠢決策”。

◎偶然的愚蠢 vs 必然的愚政

圍繞決策者為什么會產生愚政，往往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解讀方式：

一種認為愚蠢是偶然的，因為人無完人，即使是精英，也會因“一時失誤”把人類卷入戰爭；另一種則認為，愚政是必然的。他們絕非篤定決策者們只是“愚蠢的人類”，而是深信他們人性深處蘊含著“好戰”可能，最終會誘導他們做出“不合理卻恰當”的決策。

現實中，“精英愚蠢論”者往往深信不疑。然而，歷史上，無論是特洛伊木馬、日本偷襲珍珠港、還是希特勒明知不可為卻孤注一擲地入侵蘇聯等數不勝數的事件，用簡單的愚蠢解釋無疑都太過單薄。它們更像是某種被不可抗拒的“求死本能”所擺布，必然引發的愚政。

◎愚政進行曲：人性與環境的二重奏

常識領域，“愚政論”最有利的反駁者，不是堅信精英是愚蠢的，而恰恰是他們的反面：決策者往往都是人類社會中最聰明、最優秀的人，他們又怎么可能做出愚蠢的決策呢？

在傳奇歷史學家，巴巴拉·塔奇曼看來，這個問題本身存在兩個維度：

· 他們既是最聰明的政治家，又是有人性弱點的普通人：

塔奇曼認為，人在本性上既可能善，又可能惡；既不好戰，也不是一味茍且，這些都只是潛在傾向。然而，當人們擁有權力的時候，往往會因為習慣頤指氣使而導致思維僵化，而隨著權力習以為常，承擔的責任又會日漸消退，這兩者都為人性中惡的潛力提供了最合適的舞臺。

· 愚政絕非單向度的后果，而是態度、信仰、政治傾向、個人利益等復雜合力：

在《愚政進行曲》中，塔奇曼曾表示，愚政有時確是命運使然。比如，一戰剛開始時，人們下意識想利用戰爭迅速解決一切沖突，然而，誰也沒料到，當戰爭打響，誰也不愿意、誰也沒能力結束戰爭。

▌當下世界：離戰爭不遠，離危機更近

歷史的軌跡總是意外地周而復始。

可以說，今天，我們依然生活在一戰歷史的延長線上。歷史見證了納粹的覆滅，東蘇的巨變，作為戰爭的余燼，各種形式的極權主義也陸續灰飛煙滅。

然而，近年來，各國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激進主義思潮在國際上再度盛行，而愚政依然頻繁發生......種種跡象表明，世界秩序、甚至人類文明再度處在動蕩邊緣。

因而，有人說當下的世界，與一戰前的世界極其相似，甚至，世界秩序看起來又像是要經歷另一場輪回。

第一次世界大戰早已結束，影響卻從未消失。曾經的戰爭決策者陷入了必然的愚政，如今的世界決策者也面臨同樣的人性危機。越是這樣的時刻，我們越亟需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