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升遠

1951年5月5日，駐日盟軍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被免職回國后，在參議院聯合委員會做了一番深深刺痛日本人的演講：

當然，德國的問題與日本的問題大相徑庭。德國人是成熟的民族。如果說盎格魯–薩克遜人在其發展程度上，在科學、藝術、宗教和文化方面正如45歲的中年人的話，德國人也完全同樣成熟。然而，日本人除了時間上的古老之外，仍然處于受指導的狀態。以現代文明的標準衡量，與我們45歲的成熟相比，他們還像是12歲的孩子。

正如任何處于受指導期的兒童，他們易于學習新的規范、新的觀念。你能夠在他們那兒灌輸基本的概念。他們還來得及從頭開始，足夠靈活并接受新的觀念。

演講中，麥克阿瑟毫不掩飾美國君臨日本的家長式權威，他在炫示美國對日絕對統治力的同時，亦強調了歐美文化視野下日本巨大的“可塑性”。當然，這種正面意義上的“可塑性”又幾乎與另一個令人憂慮的詞——“不確定性”如影隨形地糾纏在一起。在英文中，“不確定性”（uncertainty）一詞意味著“令人無把握的局面”。而帝國日本的近代歷史，幾乎可以說是一個有著巨大“可塑性”的年輕國家，在“非計劃性和非組織性”的近代化道路上橫沖直撞、給亞洲地緣政治制造了巨大的“不確定性”，又進而發展為“令人無把握的局面”，并最終灰飛煙滅的歷史。正如丸山真男（1914—1996）所指出的那樣：“正是這種非計劃性才推動了‘共同謀劃’的進行。這里存在著日本‘體制’最深刻的病理。”對明治以降的體制性病弊之反思是戰后初期日本思想界的一項主要議題。卻顧所來徑，或為往昔思咎省己，或為來日杜漸除微，人們通過歷史回望，探求天皇制國家盛極而崩的病理，重審被這段殘酷歷史無情操弄的自我。回望歷史，識者驚覺當下日本的重大政治問題和思想困局，大多能在明治時期找到或隱或顯的病源。

事實上圍繞這一議題，思想界最近的一次大規模討論出現在2018年，即明治維新150年。正是在這一年，馬國川出版了其“日本三部曲”系列的第一部——《國家的啟蒙：日本帝國崛起之源》。作者坦言：“作為一個記者，我愿意做這個時代的記錄者，也愿意思考一些基本的問題。”較之于探索大國崛起秘密的《國家的啟蒙》，馬氏新著《國家的歧路：日本帝國毀滅之謎》則旨在以“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日本帝國近代史為域外鏡鑒，為新興市場、后發國家的發展尋求有效的歷史經驗。以馬國川講述的帝國往事為起點，解析“非計劃性”中的諸種因素以何種作用機制推動了“共同謀劃”的動態形成，進而在更為宏觀的層面揭示昭和初期日本政、軍、商、學各界和各派之間聚散離合的力量關系，將有助于增進我們對日本近代化歧路背后之歷史結構的理解。

在與加藤陽子的對談中，評論家佐高信稱其常以“正直的老鷹”和“卑鄙的鴿子”來區分政治家的不同類型，在他看來，前者雖廣受國民歡迎，但后者則“更能勝任政治家的角色”。事實上，日本法西斯化的歷史正是“正直的老鷹”不斷啄擊直至擊潰“卑鄙的鴿子”之歷史。何謂“卑鄙的鴿子”？丸山真男曾指出，日本法西斯運動區別于德、意兩國的一個重要特征便是農本主義，具體表現為對城市、工業、資本、官僚和政黨政治的仇視。橘樸曾對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的動機有過如下總結：“中央統制力的內涵便是資本家政黨的霸權，此次行動是志在反資本家、反政黨的一股新興勢力發起的、對其暫時性的阻擊，……期待能夠間接改造祖國，將勤勞大眾從資本家政黨的獨裁及其壓榨中解放出來。”軍部如是，民間亦如是。1920年代的經濟危機讓底層社會對政黨政治的低效和無能感到憤懣，他們怒斥：“現有政黨出賣了我們，成為大資本家的政治奴仆，把工商農業的中產者踩在腳下。”7然而，事實上正是這些民眾眼中“卑鄙的鴿子”，對內阻滯了突飛猛進的全體主義進程（如原敬、河合榮治郎、齋藤隆夫），主張限制君權、伸張民權（如吉野作造、美濃部達吉、桐生悠悠、浜口雄幸），拒絕支持以犧牲民眾利益、國家利益成全軍閥的對外侵略和殖民（如石橋湛山、室伏高信）；對外則通過國際協調，為日本贏得了發展空間（如原敬、阿部守太郎、新渡戶稻造、牧野伸顯）。憾乎這些為民抱薪或為自由開路者卻因其在國內外政治舞臺上有限的妥協和中道路線而被視為“非國民”、“卑鄙者”，為民眾所唾棄。他們在鐵屋中的困苦與掙扎、吶喊與抗爭都是馬國川在該書中全力彰顯的——那是漫漫長夜中星星點點的理性與智性之光。

如果說1921年65歲的首相原敬（1856—1921）遭18歲青年中岡艮一刺殺預示了日本政黨政治的命運多舛，那么，1938年陸軍部軍務課課員佐藤賢了（1895—1975，其后官至中將）在眾議院審議《國家總動員法》時，面對議員們的質疑竟以“閉嘴”斥還，則更具象征意味，昭告了日本議會制度至此已名存實亡。在這十多年間，軍部與重臣元老、貴族院、樞密院、議會、政府等各股力量間的復雜博弈自不待言，我想強調的是潛藏在社會底層、體制外的政治恐怖主義傳播開來所引發的寒蟬效應。中岡艮一的精神偶像乃是刺殺了安田財閥創始人安田善次郎的29歲青年朝日平吾（1890—1921），而朝日所服膺的則是“日本法西斯主義教祖”北一輝（1883—1937）。但無論是北還是朝日，都打著底層旗號，以“改造日本”的志士、愛國者之面目示人，并以此俘獲了大量的精神追隨者。同樣地，就如同馬國川在評論“五·一五事件”時所指出的那樣：“日本歷史的吊詭之處就在于，只要強調犯罪動機是單純的，是出于至高無上的愛國熱情，軍人的殘暴行為就很容易得到民眾的諒解。‘五·一五事件’不但沒有損害軍人的社會形象，反而強化了唯有軍人才是真正愛國者的社會輿論。”這種“唯動機”、“唯立場論”的泛道德化評判、拒絕理性討論的激進風氣因未得到有效遏制轉而演變為吞噬一切的狂潮。換言之，“正直”成了“老鷹”的通行證，而“卑鄙”成了“鴿子”的墓志銘。然而，諷刺的是，這場狂潮中引領風騷的弄潮兒——朝日平吾和北一輝實則并不糊涂，他們對顢頇的追隨者是心懷鄙棄的。朝日在遺書中坦言：

我所支配的只是未滿20歲的青年，他們不像今日之有識青年會算計，也不是小才子，其特征為愚直、不言實干、莽撞，立于信念、不為名利而動，故堅強沉默，所望不在瓦全而在玉碎，所期在決死的真實。強烈鼓吹天下之事皆為賭博的人生觀，與其病死，不如誅滅奸人而死等等男子漢的豪爽之氣。加上沒有父母沒有家庭沒有教養，因此有咒罵世道之眼光與對貴族的深惡痛絕，因為愚鈍才可靠。

另外，就像馬國川所敏銳察知到的那樣，北一輝的信徒們并不了解精神導師對自己的背叛——“北一輝聲稱站在工農與城市貧民即社會底層的一邊，他所宣揚的理論就是要打倒財閥。從這個意義上說，北一輝似乎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的敵人，財閥的敵人。可是暗地里，他卻接受財閥的資助。這就是歷史的真相。而信奉他思想的年輕人卻不明就里地去殺財閥，并為此喪命。”

受權刊發，選自《妥協與對抗：日本知識人的戰時與戰敗》，王升遠 著，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5年6月。

當然，對于鴿子，老鷹們的應對方案也頗有不同，官方與民間雙管齊下，雙向聯動，法西斯運動的空幻性、觀念性和無計劃性在此展現地淋漓盡致。對于控制政商兩界命脈的自由主義、政黨政治的實力派人物，最粗暴、有效的方案自然是策動恐怖主義暗殺。馬國川在書中詳述了鴿群中那些有全局眼光和國際視野的技術型、務實型官僚和財閥何以一一殞命于雛鷹們的刀槍之下。在原敬和安田之外，18歲的岡田滿和21歲的宮本千代吉刺殺了負責對華事務的外務省政務局局長阿部守太郎，23歲的愛國社成員佐鄉屋留雄刺殺了61歲的首相浜口雄幸，血盟團盟主——僧人井上日召倡導“一人一刀殺一人”，并策劃謀刺前財務大臣井上準之助、三井財團理事長團琢磨。相比之下，被25歲的黑龍會成員池田弘壽羞辱的朝日新聞社長村山龍平或許都已屬僥幸。

日本史研究者們素喜以“大正民主主義”的說法對大正時期日本的政治、社會狀況做出積極評價，這顯然是以明治時期和昭和初期為潛在參照系而形成的相對性論斷。“昭和維新”的擁躉、“近代的超克”論者皆奉“明治維新”為正朔，而對所謂“大正民主”棄若敝屣。然而，事實上從明治、大正直至昭和初期，“民主主義”雖起伏不定、氣若游絲，但日本的“帝國性”卻是一以貫之的。以故，安德魯·戈登（Andrew Gordon）選擇以“帝國民主主義”來表述大正時期的日本政治、社會屬性。但須注意的是，這一時期被史家高度評價的議會政治之所以能短暫存續，并一度成為日本政治權力版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由于大部分政治領袖都只是將民主作為一種手段，而非最終目的，他們所追求的也無外乎是天皇制國家的強固，在這一點上，可以說與其對手是殊途同歸的。

對于時局中另一個“不和諧”的聲部——共產主義，老鷹們則以脅迫“轉向”的方式勸誘其歸順體制。以佐野學和鍋山貞親等在獄中宣布放棄信仰、支持日本對華侵略戰爭為起點，這支對抗軍國主義的重要力量很快從內部被瓦解。甚至連始終不愿屈服的作家中野重治也不得不在1942年2月1日發表公開聲明，表示“意識到數年來我所堅定不移的道路是錯誤的”，并于半個月后的2月17日致信原日本文藝家協會會長菊池寬，請求加入日本文學報國會。鶴見俊輔曾指出：“‘轉向’的另一個條件，是日本民眾對‘滿洲事變’（即九一八事變——引者）的熱烈頌揚。因為他們全心奉獻的對象——人民，卻支持與他們本身信仰相悖的目標。此時，他們有一種孤立于人民、周遭親友和家人的感覺，這種孤立感使他們決定轉向。”而事實上，“民眾對排外主義戰爭的支持，正是使政府的不擴大方針歸于失敗、使亞洲門羅主義路線取代對英美協調路線并得以鞏固的決定性條件”。

在自上而下的鷹群夾擊下，為生民立命的鴿群腹背受敵，岌岌可危，驀然回首，身后竟已空無一人。自大正至昭和初期，鴿子的面目其實并非自始清晰可辨，實際上它是一個具有相當雜合性、包容性的群體，內部甚至存在著尖銳對立的立場與主張。他們不過是在與老鷹相抗的意義上逐漸被排斥、倒逼出的虛幻集群。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1917—2012）指出，互為敵手的自由派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為了自衛，曾在1930-40年代放下成見，合作抵抗法西斯，這是20世紀歷史的關鍵時期，也是最富歷史性詭譎的一刻。日本亦可作如是觀，盡管1945年一元性的政治力量土崩瓦解后，似乎兩者又回到法西斯主義抬頭前的時代，重新拉開陣仗，爭奪思想市場。沿著這一脈絡思考，我們會發現這種“舉國一致”幻象背后所遮蔽的鷹—鴿對立的二元結構，以及“法西斯主義—自由主義—共產主義”之間互為敵手、有合有分的三角關系。這恐怕也是今人思考戰時甚至戰后日本思想史所不可忽視的維度。

當溫和派學者美濃部達吉、河合榮治郎的著作皆因涉嫌“妨害安寧秩序”而被查禁、作者亦遭到攻擊、恐嚇；以退出國聯讓日本淪為“世界孤兒”的松岡洋右反被當成“國民英雄”而受甘棠之惠時，帝國便已是脫韁的野馬，睥睨萬國，向著“妨礙世界安寧秩序”的歧途一路狂奔，勢不可擋。事實上，對任何國家而言，外交往往都不過內政的延伸，二者之間是一體兩面的關系。在《國家的歧路》中，馬國川也將近代日本的癥結歸結為啟蒙思想的問題，他指出：“由于日本的啟蒙思想不徹底，導致日本國民中普遍流行‘對內立憲主義，對外帝國主義’。‘對外帝國主義’的存在和發展，又破壞了‘對內立憲主義’，最終將國家推進了對外戰爭的災難之中。”14此言不虛。福澤諭吉（1835—1901）在他那本聞名世界的《文明論概略》中指出，從原理上來說，個人的自由獨立、人民的智德，其價值都優先于國家對外的獨立；然而，從實際上來看，在日本與外國的力量對比顯著處于劣勢的情況下，維持國家獨立乃當務之急，個人的自由和獨立也因此遭受壓制。明治時期的民權運動領袖板垣退助（1837—1919）也同樣認為，當國權與民權發生齟齬，后者須讓位于前者，“原理”與“實踐”的斷裂遂使后者名存實亡。明治時期民權運動的不徹底性使得民權屢屢被以國權之名侵犯，直至侵蝕殆盡，以虛假的外患整肅內憂也成為軍國主義國家權力屢試不爽的政治手法。而其中間路徑便是將國際政治倫理置換為血親倫理，將國家擬人化，甚至連曾在辛亥革命時擔任孫中山法律顧問的寺尾亨、大正民主主義運動的核心人物吉野作造亦莫能外。帝國的“顏面”常常超過了國家利益的理性考量，成為優先級。或許，將所謂的“我破國榮”的參政心理視為軍政意義上的“斯德哥爾摩綜合征”亦非過言。很難說松岡洋右與德意結盟的賭徒心態、山本五十六在太平洋戰場孤注一擲的搏殺與此無關——一個個讓渡了個人權利、放棄了自我的國民組成了一個沉默的、名為“日本人”的巨大整體，而他們的敵人是這個世界。

眼見他起高樓（明治時期），眼見他宴賓客（大正時期），眼見他樓塌了（昭和初期），這就是日本近代史的悲喜劇。戰后初期，痛定思痛，思想界普遍意識到近代以降日本帝國雖在技術層面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近代的自我”卻始終未能確立起來，思想和精神層面尚未實現“門戶開放”；于是，重建“自我”以及日本與世界的關聯、重塑世界秩序中的“新日本”不僅是戰后日本政治、思想的重要問題域，也是美國對日改造的核心問題之一。然而，在這一點上美國人卻遭受了始料未及的挫折。就像鶴見俊輔所批評的那樣：“西洛塔（即貝雅特·西洛塔·戈登，Beate Sirota Gordon）他們本來是想走得更遠的。當初他們寫的并不是‘國民’的平等，而是所有人（All Natural Persons）的平等，是將外國人也包括在內的平等，是日本政府在翻譯等過程中給變了的。”將“平等”限定為“國民”間的平等，而不涉及“所有人”，這無疑是近代以降日本的殖民地統治所慣有的統治邏輯。當我們高度評價1945年的劃時代意義時，也不要忘記，戰時的“舊結構”依然以不易覺察的形式溜進了新時代。戰后被植入了這一觀念的憲法將把麥克阿瑟口中年僅12歲的年輕國家引向何方，尤其在這充滿著不確定性的當下，我們能做的唯有站在思想和時間的一邊。（原載《讀書》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