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劉知趣，作者：劉知趣，題圖來自：AI生成

2018年的秋天，日劇《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正式上映，編劇是曾經寫過《逃避可恥但有用》《非自然死亡》的野木亞紀子，劇集講述了一位30歲職場女性，在東京這座都市叢林中的生存困境。

不同于日本影視作品中常見的溫情或勵志的敘事，這部劇既沒有職場逆襲的熱血橋段，也沒有浪漫的愛情救贖，而是用近乎冷靜的視角，呈現了當代日本年輕人日益疏離的人際關系。

劇中的一個細節令人印象深刻：女主深海晶每天早晨都會在通勤路上完成一次“表情管理”——前一秒還疲憊不堪的臉，在踏入公司電梯的瞬間，立刻掛上標準的職業微笑。

這個細微的動作，實際上也反映了在日本“失去的三十年”里，年輕人不僅在物質生活上飽受困頓，連表達真實情緒都成了一種奢侈。人們不得不戴上社交面具，傳統的穩固人際關系悄然瓦解。

根據日本總務省2022年發布的《社會生活基本調查》，20~34歲的人群中，超過40%的受訪者表示“幾乎沒有可以傾訴煩惱的朋友”。這一比例相較十年前，上升了約10個百分點。這種人際關系的疏離并非偶然，而是日本經濟增長停滯所引發的重要社會問題之一。

經濟長期低迷不僅影響著人們的財務狀況與消費觀，還迫使日本社會的人際關系發生根本性改變：代際間的“厭老”與“嫌孩”情緒快速蔓延，傳統的家庭紐帶日漸松散；職場中“社畜”文化遭遇“無聲離職”的反抗，同事之間的關系愈發功利；在親密關系上，“單身寄生”成為常態，“無緣社會”現象不斷擴大。

一、代際對立的加劇

“討厭老人”第一次被寫進日本內閣府白皮書，是2014年。當年，日本65歲以上人口占比約為26%，而15~29歲人群中，有41%的人認為“老年人是社會的負擔”。

數據的背后，是日本社會撫養比的幾何級變化：從1990年的每5.8個勞動年齡人口供養1位老人，減少到2022年的2.1人，預計等到2050年，會進一步降至1.3人。

2023年，日本社會學家山田昌弘在一次專訪中，將這種現象稱作是“期待落差”：

上一代在終身雇傭制里積累了年金和房產，而1990年后出生的孩子一入職就面對“非正式雇傭”，他們看不到自己60歲時的現金流，自然也就不相信代際契約。

這種情緒在日本的諸多影視文學作品中都有所體現，比如在《小偷家族》里，柴田治就說過這樣一句臺詞：

生下孩子就自然成為母親了嗎？那不過是器官在起作用。

電影上映的次年，日本厚生勞動省公布：2018年新生兒數92.1萬，是明治以來的最低水平；而30~34歲的女性終身未婚率達到27.4%，比20年前翻了一番。

日本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2022年的數據顯示，日本65歲以上人口占比已經達到了29.1%，創歷史新高，而總和生育率僅為1.3，遠低于人口替代水平。這種人口結構上的變化，使得代際資源分配的矛盾日益凸顯。

山田昌弘在《希望格差社會》中分析指出，經濟停滯導致年輕人的職業前景黯淡，社會保障支出繼續向老年群體傾斜，這種現象進一步加劇了代際之間的對立。

而這種情緒在現實中的表現之一，是社交網絡上“老害”（指占用社會資源的老年人）標簽的流行，以及公共場所“兒童禁止”標志的增多。

在小說《便利店人生》中，村田沙耶香同樣描繪的是一位對傳統家庭生活毫無興趣的年輕女性，這個角色也反映了不少當代日本年輕人對生育和家庭責任的疏離態度。

二、職場關系的淡漠

上世紀70年代，日本工廠里“以廠為家”的標語隨處可見。經濟學家青木昌彥將曾把這種“終身雇傭制+年功序列制”理論化，稱之為“內部勞動力市場”。

這套理論在2001年迎來拐點。當年，索尼率先引入美式績效薪酬體系，隨后富士通、松下等公司紛紛跟進。日本經濟產業省2021年的調查顯示：正式員工比例從1990年的81%下降到了2021年的63%；同一時期，非正式員工中20~34歲年齡段的比例從17%上升到了36%。

當“一輩子一家公司”變成了“幾年一份的合同”，同事之間的關系就很難像以往那樣緊密，大家下班即路人。

NHK紀錄片《無緣社會》就記錄了一位名為鈴木的派遣工的故事，她在電子廠工作了十年，但合同和工位始終都是臨時的。因為擔心被取代，即使生病也不敢請假，但最終，到震災裁員時，一條短信通知收回了她的門禁權限，儲物柜隔天就貼上了新人的名字，沒有人關心她的離開。

日劇《重啟人生》將這種淡漠寫得頗具喜劇色彩：女主角在死后才想起來，自己連公司同期生的真名都沒記住。

大家只是工作伙伴，離開公司就再無交集。

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會》中說：終身雇傭制的崩潰使得年輕人不再將公司視為歸宿，職場關系變得更加工具化。

《我，到點下班》中女主東山結衣對加班文化的抵制，也正是這種心態轉變的一個縮影。

現實工作中，隨著員工在一家公司平均任職時間的不斷縮短，越來越多的人傾向于“無聲離職”（只完成基本工作職責，不參與額外職場社交）。加之職場競爭愈發激烈，同事之間都盡可能保持著應有的邊界——熱情、禮貌、一問三不知。既不主動打聽，也不輕易透露，生怕被卷入不必要的麻煩。更不用提在經濟上行期時所流行的共同進步，因為那樣大概率會讓別人搶了飯碗。

這種普遍的疏離與自我保護，映射出了職場歸屬感與忠誠度的日漸消退。

三、親密關系的瓦解

日本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每五年就會做一次“出生動向基本調查”，最新一次（2022）數據顯示：18~34歲的未婚者中，70%的男性、60%的女性“沒有交往對象”，其中42%的男性、35% 的女性回答“不想談戀愛”。

這種現象的原因可以被歸結為三類：金錢、時間、情緒成本。

談一場戀愛，等于多打一份工。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這有點像是“關系通脹”。當收入停滯而生活成本還在上升時，親密關系的價值就需要被重新評估。

于是，市場上就出現了兩條產業分流：一是需求端的“微縮化”，比如一人食、單人鍋、單人卡拉OK等單人消費品的爆火；二是供給端的“服務化”，比如虛擬戀人、陪聊App等。例如，AI 聊天軟件 Replika 日語版上線 3 個月，下載量就有幾十萬。

在電影《花束般的戀愛》里，男女主在咖啡館里背對背各自看手機，這隱喻了愛情的最小化。影片在大陸上映的2022年，日本家庭平均消費支出中，“單人消費品”份額首次超過35%，這也被野村證券寫入了“下行期黃金賽道”報告。

此外，日本內閣府2023年發布的《少子化社會對策白皮書》顯示，20~39歲的人群中，約有65%的未婚男性和73%的未婚女性處于無戀愛關系狀態。NHK特別節目《無緣社會》還揭示，日本每年約有3萬人“孤獨死”，其中不少人在生前就已經和社會完全失去聯系。

上野千鶴子在《一個人的老后》中說，經濟壓力使得年輕人不得不延長“單身寄生”（與父母同住）的時間，但這種共居往往缺乏真正的親密交流。電影《花束般的戀愛》結尾男女主的“平靜分手”，也不過是當代年輕人對親密關系保持理性距離的表現。

四、孤獨是被動的選擇

從《小偷家族》里共享一碗烏冬面的“臨時家庭”，到《怪物》中因孩子一聲哭鬧就報警的鄰里關系，影視作品記錄了日本社會人與人之間的敏感與疏離。

社會學家本田由紀曾指出，經濟停滯會重塑人際關系的形態。在日本“失去的三十年”里，從家庭到職場，從戀愛到養老，社會都在經歷一場靜默的關系重構。

但這種變化不應該簡單地歸咎于個體的冷漠，而是一個社會在長期低增長下的自然調適。

孤獨不是選擇，是時代強加給每個人的生存策略。當經濟無法提供足夠的安全感時，人們會本能地退回到自己的殼中。

而如何在這種收縮中保持基本的社會連接，才是日本，以及許多面臨相似挑戰的社會需要思考的長期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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