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解放戰(zhàn)爭已經(jīng)進入尾聲，國民黨軍隊在各個戰(zhàn)場上節(jié)節(jié)敗退。萬般無奈之下蔣介石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大西南，妄圖憑借西南地區(qū)復雜的地形和堅固的防線，負隅頑抗，等待時機卷土重來。重慶不僅僅是西南重鎮(zhèn)更是當時蔣介石政府的陪都，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蔣政府在這里指揮作戰(zhàn)，然而如今這座城市再一次成為解放軍和國民黨軍爭奪的關鍵。

說起來老蔣一度想要跟抗日戰(zhàn)爭時期那樣搞“焦土抗戰(zhàn)”，既然解放軍要打進來了，那么他們就要讓這座城市和國民黨的政權一起陪葬。然而蔣介石政府卻沒想到即使自己已經(jīng)布置了周密安排，但是最后時刻仍是被人將情報送到了解放軍手中，以至于他們的謀劃毀于一旦。

而在這個在關鍵時刻傳遞情報的就是劉宗寬。

劉宗寬是陜西人，早年間在西北軍中，后來在中原大戰(zhàn)之后投了蔣介石陣營。但是劉宗寬畢竟是外來戶，當初更是楊虎城的部下。而楊虎城發(fā)動西安事變后，蔣介石對楊虎城及其部下心懷怨恨，劉宗寬也因此受到牽連，盡管劉宗寬能力不俗也一直被蔣介石打壓排擠。

1941年，劉宗寬扣押了一個走私販毒的團長并將其軍法處置，但是這個團長是個有背景的人，他的身后是蔣介石的身前紅人胡宗南。對于劉宗寬的行為，胡宗南大為惱怒，竟然在老蔣眼前反告劉宗寬“走私”。蔣介石本來就對劉宗寬等人看不順眼，于是也不管真真假假，直接批示將劉宗寬槍決。

老蔣如此草菅人命的行為也引起了眾多將領的不滿，也在想辦法進行營救。不過既然事情鬧大了那就好辦了，韓兆鄂、韓練成等老西北軍多方奔走說情，劉宗寬這才改判為13年徒刑，撿回一條命。這次牢獄之災雖然沒有劉宗寬喪命，但是劉宗寬經(jīng)此一劫已經(jīng)對蔣介石的軍政體系徹底寒心。

在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國民黨政府還都南京，曾經(jīng)的陪都重慶成立了重慶行營，劉宗寬經(jīng)人推薦出任重慶行營少將參謀處長，后又升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中將副參謀長、代理參謀長。

雖然升了官，但是現(xiàn)在的劉宗寬已不愿再為蔣介石效力，反而正暗中策劃去延安。但當年的重慶地區(qū)的地下負責人吳玉章通過內(nèi)線向李宗寬轉(zhuǎn)達意見，希望他利用這個機會潛伏在敵營，為革命做些事情。劉宗寬想來想去也是對的，于是也就接受了任命，從此開始了他的“潛伏”生涯。

1949年三大戰(zhàn)役結束之后解放軍橫渡長江氣勢如虹，與此同時解放西南的戰(zhàn)役即將打響。劉宗寬深知這時候是自己發(fā)揮作用的時候了，于是他開始積極收集國民黨軍隊在西南地區(qū)的軍事部署、兵力配備等重要情報，并尋找機會將這些情報傳遞給解放軍。

為了迷惑蔣介石和國民黨軍隊，劉宗寬故意在制定防御計劃時，在川東南角留出空隙，沒有將四川第八區(qū)酉陽、秀山、黔江、彭水劃入重點防御圈，只安排了毫無戰(zhàn)斗力的保安部隊駐守，給解放軍進軍西南留出一條通道。

不僅如此，劉宗寬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成功誤導了蔣介石的軍事判斷。1949年8月，蔣介石飛抵重慶，召開軍事會議，部署大西南保衛(wèi)戰(zhàn)。會前，劉宗寬找到胡宗南的副參謀長沈策，聲稱解放軍將主攻陜南，企圖經(jīng)川北入川。

沈策愛出風頭，為了在蔣介石面前表現(xiàn)自己，欣然接受了劉宗寬的建議，并在會議上把這一判斷和盤托出。蔣介石聽后，深信不疑，當即決定將防御重點放在川北，命令胡宗南固守秦嶺防線，調(diào)羅廣文的部隊前往增援大巴山防守。就這樣，劉宗寬成功將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吸引到了川北，削弱了川東的防御力量。

1949年11月，解放軍第二野戰(zhàn)軍主力按照劉宗寬提供的情報，從湖南方向入川，向重慶挺進。蔣介石看到解放軍大兵壓境如夢初醒，這才發(fā)現(xiàn)自己判斷失誤，解放軍的主攻方向竟是川東南。于是老蔣急忙命令顧祝同從重慶急派800輛卡車趕赴川北廣元，緊急調(diào)運胡宗南的第一軍協(xié)防川東。

劉宗寬在得知了這個極為機密的情報后，他立即回家與解放軍情報員房顯志商量，建議解放軍前鋒迅速向重慶挺進，打破蔣介石的緊急部署，房顯志甚至此事重大，于是馬上行動起來讓人將情報送到二野情報部。

在劉宗寬情報的幫助下，解放軍勢如破竹，迅速突破了國民黨軍隊的防線，并于1949年11月30日解放了重慶，蔣介石精心策劃的大西南保衛(wèi)戰(zhàn)徹底失敗。

重慶解放后，劉伯承等人接見了劉宗寬，劉帥毫不吝嗇稱贊劉宗寬為解放大西南作出了重要貢獻，后來直接聘任他為西南軍區(qū)司令部高級參議。對于劉宗寬在解放重慶做出的重大貢獻，劉伯承坦言道：“劉宗寬同志對解放戰(zhàn)爭有重大貢獻，他在解放西南所起的作用勝過十萬雄兵，堪稱第一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