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這是國民政府的陪都，寄托著蔣介石不一樣的愛恨情仇。

曾經，日寇的鐵蹄踏遍了大半個中國，卻對這里望而卻步；如今，蔣介石希冀投入了百萬大軍，憑借“蜀道之難”，絕地翻盤，創造奇跡。

然而，大西南戰役中，他竟然鬼使神差地被迷惑，做出了令他悔恨終身的錯誤決策，從而一敗涂地，只好灰溜溜地逃往臺灣。

可讓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迷惑他的，竟然是那個抗拒他任命、差點被他槍斃的黃埔和陸大“雙料學霸”劉宗寬。

劉宗寬

那么，劉宗寬為什么要迷惑蔣介石？他又是怎樣做到的？

我們從頭說起。

“雙料學霸”遷怒蔣介石，差點命喪黃泉

1905年7月，劉宗寬出生在陜西蒲城縣東劉家莊一個農家。青年時期他就立志為正義事業貢獻一生，1924年從陜西省立第二師范學校畢業后，毅然從軍報國，投奔楊虎城當了一名文書。

楊虎城

1924年秋，楊虎城為了提升隊伍戰力，決定選送一批青年軍官到黃埔軍校深造，劉宗寬恰好符合報名條件，并以第一名的成績成為三期學員。

在軍校，他篤信篤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但在與共產黨人周恩來、惲代英、蕭楚女等的接觸中，他們的風采，對理想的追求，對信念的堅守，也給他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從而在他的心里埋下了向往共產主義的種子。

1926年元月，劉宗寬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后，回楊部任職，受到重用，人生開始開掛，一步步從中校坐到了少將副旅長、參謀長，十七路軍后方留守總指揮。

1934年，作為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楊虎城再次保送他進入南京陸軍大學特別班第二期學習。這次他同樣不負厚望，1937年8月，再次以考試第一的優異成績畢業。

楊虎城贈

這可了不得！在黃埔時，他就以入學和畢業考試雙第一被譽為“黃埔奇才”，享有這一盛譽的只有兩人，除了他，另外一個就是黃埔一期的蔣先云，這次劉宗寬又在陸大奪得了畢業考試第一，能在兩個培養未來將星的頂級軍校鶴立雞群，一時間他受到了同學的狂熱追捧，大家都尊稱他為“武狀元”。

當時的畢業典禮蔣介石親自到場，劉宗寬因畢業考試成績第一，被推薦為畢業生代表，上臺接受蔣介石頒發文憑，出盡風頭。

他自然入了蔣介石的法眼，蔣介石更知道，對這樣的“學霸”不用，可能會背負罵名。為了顯示自己求賢若渴，三天后，他親自簽發委任狀，委任劉宗寬為軍委會少將高級參謀兼駐湯恩伯部聯絡官。

沒想到劉宗寬不買賬，抗拒任命。這個北方大漢，一向耿直，他認為是楊虎城的器重，自己才有機會讀軍校，而現在楊虎城因“西安事變”被蔣介石排擠，做人不能忘本，于是，他毅然決然地又回西北軍舊部任職。

1940年劉宗寬出任陸軍暫編第十五師師長，奉命帶領隊伍奔赴抗日前線。因為這是楊虎城的舊部，而劉宗寬又是楊虎城的親信，自然被貼上了楊虎城的標簽。對這樣的隊伍，蔣介石是不放心的。根據他的授意，途中，第八戰區副司令胡宗南便強行對暫編第十五師進行了改編，安插了一些親信，以便監督和控制。這自然遭到了劉宗寬的抵制，由此他與胡宗南“結下梁子”。

當整編后的隊伍開到合陽黃河邊執行防務時，劉宗寬發現有些軍官無心抗日，大肆走私販毒。

劉宗寬眼里哪里揉得下沙子，出于義憤，也為整肅軍紀，他下令扣押了為首的團長，并解送西安。

不料，這下“捅了馬蜂窩”，沒想到這個團長竟然是胡宗南安插的人。本來胡宗南就想報復劉宗寬，這下正好他不請自來，自己撞到了槍口。胡宗南自然不會放棄這個機會。

1941年10月，他倒打一耙，反誣劉宗寬“走私販毒”，并向蔣介石密告，還特別強調“劉宗寬是楊虎城的外甥”。

很快劉宗寬被押解重慶。軍事委員會總監部雖經過核查，純系子虛烏有，但他們又不敢得罪胡宗南，便打算判個幾年走走過場交差。

誰知報到蔣介石那里，情況發生突變。本來聽到“楊虎城”三個字他就氣不打一處來，現在好家伙，劉宗寬不僅是楊虎城的部下，而且還是“楊虎城的外甥”，更主要的是，這家伙竟然就是那個抗拒任命的黃埔和陸大的“雙料學霸”，于是，他不管劉宗寬等人的申辯，大筆一揮：

六個涉案人員“一律槍斃”。

畢竟劉宗寬名氣很大，此案也影響很大，他的陸大老師、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委員韓兆鶚（時任第四集團軍駐渝辦事處主任）和陸大同學韓練成等得知后，都為他鳴冤叫屈，他們多方奔走，感動了馮玉祥。馮玉祥出面力保說情，蔣介石不得不給了面子，最終松口改判為13年徒刑，劉宗寬才僥幸撿回了一條命。

在獄中，劉宗寬因禍得福，他再次接觸到了一些共產黨人，他們的氣節打動了他，他也從這些共產黨人身上看到了國家的未來和民族的希望。

在重慶渡過了一年牢獄生活后，1943年12月，劉宗寬保外就醫。

老師勸他出山，中共就此安排他“潛伏”

死里逃生后，劉宗寬對腐敗的國民黨開始失望，經韓兆鶚、郭則沉（1926年加入中共，后入西北軍楊虎城部工作，時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駐渝辦事處負責人）介紹，劉宗寬秘密加入了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亦稱第三黨，1947年改名中國農工民主黨），投身抗日民主運動，邁出了他與國民黨決裂的第一步。

劉宗寬

1945年初，周恩來在重慶曾家巖50號宴請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領導人章伯鈞、韓兆鶚、郭則沉等，劉宗寬也應邀出席。

正是這次宴請，促使他徹底轉向中共。

45年后，他在回憶錄中道出了其中的兩大原因：

一是被周恩來的魅力所打動。他和周恩來是自黃埔分別后第一次見面，而周恩來卻說是“是老朋友了”，劉宗寬知道“這是他對楊虎城將軍和十七路軍的深情厚誼惠及了我。”，說明他是一個非常重視友誼的人，“這就一下子打動了我的心，不僅感到親切，而且肅然起敬。”

二是被共產黨人的坦誠所折服。宴會中，周恩來闡述了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同時也直言不諱地坦誠了過去在統一戰線上犯過的關門主義錯誤。

這一點給劉宗寬觸動很大，也使他心悅誠服，正如他回憶錄中說的：

“因為在我的記憶中，從來沒有一個政黨公開講自己的缺點錯誤，都是自我吹噓，國民黨就是最典型的，共產黨人敢直言不諱地講自己的錯誤，使我心里不由自主地說：偉大！偉大！周恩來那崇高的形象，成為策勵我緊跟共產黨前進的力量源泉。”

1945年3月，經陸大將官班主任章培出面運作，劉宗寬成為陸大兵學教官和將官班副主任。后來，陸大又報請免除了他的余刑。

抗戰勝利后，劉宗寬積極配合中共的統戰工作，并向葉劍英、王炳南（中共重慶辦事處負責人）等中共領導人匯報過工作，進一步加深了他對共產黨人的認識。

這時，他下決心投奔解放區，并且著手準備家人的安置工作。

1945年10月，國民黨還都南京，在重慶成立了重慶行營，由行政院副院長張群兼主任。張群委托陸大教務長徐培根物色一位主管軍事的幕僚（參謀處處長），而且要求是陸大畢業的。

徐培根和章培商量，推薦了劉宗寬。

當時，劉宗寬正暗中策劃去延安，就不愿接受這一職位。于是，他找到自己的頂頭上司郭則沉，將自己的想法告訴了他，請他給自己拿主意。

郭則沉沒有馬上表態，而是迅速通過秘密渠道向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吳玉章作了匯報。

幾天后，他找到劉宗寬，告訴了他吳玉章的意見：

”因為蔣介石打內戰是確定的，這事總要有人去做，你去了，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到行營做潛伏工作，利用職務為革命做一些事情，比你到解放區的意義和作用大得多……”

劉宗寬欣然受命。

1946年6月，他出任重慶行營少將參謀處長，開始了他的潛伏生涯。

歷盡艱辛，他用智慧迷惑了蔣介石

在軍事上劉宗寬很有一套，但做地下工作，他是妥妥的小白，因此，他的潛伏生涯也是驚心動，魄險象環生，一波三折。

俗話說，萬事開頭難，但他很幸運，一出手就初戰告捷。

1947年3月，國共和談破裂，蔣介石電令重慶行營立即關閉中共代表團和八路軍辦事處。劉宗寬得知這一情報后，馬上告知單線聯系人郭則沉。郭則沉不敢耽誤，當晚報告了吳玉章。

第二天一清早，國民黨特務就把辦事處團團包圍起來，強迫送走全部人員，并封閉了八路軍辦事處。

好在有驚無險，由于劉宗寬的情報及時，重要的機密文件連夜轉移，避免了重大損失發生。

正當劉宗寬沉浸在出戰告捷的喜悅中時，一個意外消息把他嚇出一身冷汗。

1947年7月的一天，他無意中聽到徐遠舉談到要抓郭則沉，就立即通知了他。臨行前，郭則沉一再對劉他說“要堅守崗位，一旦時機成熟，就會派人同他聯系”。

郭則沉走了，劉宗寬與黨組織的聯系也就此中斷。

等了一年，到了1948年夏，還是沒人找他聯系，劉宗寬心情變得沉重，迷失了方向，不知咋辦，便再次萌發了到解放區去的想法。

情急之下，他就跑到農工黨老同志莊明遠處，因為莊明遠與郭則沉是無話不說的朋友，于是，劉宗寬就向他吐露了自己的打算。

莊明遠聽了后，耐心地反復勸說他“不可輕舉妄動，必須耐心堅守”，否則就前功盡棄。

劉宗寬被說服，再次打消了去解放區的念頭。

1949年春，這時重慶行營易名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張群指定劉宗寬代理參謀長，由此他進入了核心決策層。

此時戰局已逆轉，百萬雄師很快就要渡江南下，解放西南也指日可待，但他手里握機密重要情報，卻無法傳遞出去，于是，他再次找到莊明遠，請他去上海找郭則沉，希望中共盡快派人和自己聯系。

不久，莊明遠托人帶來好消息，說很快就有人來聯系，還告訴了他聯系暗號、聯系辦法等。

1949年5月的一天，劉宗寬終于等來了接頭人房顯志，他們不僅是同鄉好友，而且還是親戚。這次房顯志還帶來了交通員黃克孝。

與房顯志接上頭后，劉宗寬立即提供了國民黨在西南地區的部隊情況，包括戰斗序列、人員配制、軍隊素質、訓練程度、武器裝備，以及指揮官特征、軍隊部署等詳細情報.

他還告訴房顯志，自古以來，進攻四川只有兩條路，第一條是從川北進入，地形相對好走一些；第二條是從川東進入，地勢非常復雜，易守難攻。自己準備下一盤大棋，引導國民黨將防御的重點從川東轉移到川北，同時，暗地里在川東南留下一個通道，確保解放軍出奇制勝，他希望中共能配合他演好這出戲。

為了誘使蔣介石按照自己的預想“友情出演”，他走出了三步妙棋，一步步地請“蔣”入甕。

第一步，精心撰寫“腳本”。作為黃埔和陸大的“雙料學霸”，他發揮自己的優勢，利用代理參謀長的職務便利，親自制定邏輯嚴密、無懈可擊的“演出腳本”------作戰方案。

第二步，設置致命“陷阱”。作戰方案的核心是防御的重點，即到底是川北還是川東。而要明確這一點，關鍵在“情況判斷”。他借助解放軍佯攻秦嶺、威逼大巴山的外圍配合，在作戰方案中，對“情況判斷”做了有理有據的分析：

解放軍必學三國時鄧艾，由陜入川，建議把防御重點由川東轉向川北，加強對胡宗南部的支持。

與此同時，他有意在川東南酉陽、秀山、黔江、彭水地區留出一個八十華里長的大口子。

第三步，巧妙“借力打力”。怎樣使“情況判斷”形成共識，避免蔣介石的猜疑及“川黔湘鄂邊區綏靖公署”長官宋希濂的反對，劉宗寬煞費苦心。

苦思冥想后，他決定，利用國民黨的內部矛盾，借力打力，出奇制勝。

8月29日，好戲開鑼，成敗在此一舉。這一天，蔣介石親臨重慶主持軍事會議，研究西南防務現狀及對策。

蔣介石

各路神仙，紛紛登臺亮相。會議由張群主持，先由徐遠舉做“敵情報告”，然后由胡宗南的副參謀長沈策做“情況判斷”。

按照常規，“情況判斷”照例應由代理參謀長劉宗寬匯報，為什么一反常規由沈策來做呢？是的，事出反常必有妖，這正是劉宗寬的“良苦用心”，也是他的“借力打力”的必殺之計。

由沈策來匯報，可以“一箭三雕”：

第一，胡宗南滿意。因為“情況判斷”是“川北是共軍進軍的重點”，這就把胡宗南擺在主要防御方向上。

胡宗南（中）

第二，宋希濂閉嘴。當時，宋部駐防湖北恩施，正忙于抗拒溯長江而上的解放軍的攻擊，他無暇顧及重慶，即使想顧及，無論從實力還是信任度上講，他無法與西北王胡宗南爭鋒，所以，關于大西南的防御他只能選擇閉嘴。

第三，蔣介石贊賞。因為胡宗南是他的愛將，重任押給他，自己放心。

至于沈策為何愿意擔此“大任”，不用想：在領導面前可以出風頭呀，至于“情況判斷”對不對，那就不是自己考慮的問題。

果然不出所料，沈策報告后，大家一致同意。“情況判斷”形成共識，作戰方案自然也就順理成章地通過了。

會議結束后，這份絕密的情報就交給了房顯志，并由他傳遞到中央軍委，然后下傳到各大野戰軍首長手中。

與此同時，西南軍政公署也即令原駐扎在川東一帶、戰斗力頗強的羅廣文部星夜川西北青州、平武一帶，在川陜甘邊境緊急布防。

就在作戰方案通過后，大家各司其職時，有一天，時任四川省主席的王陵基突然造訪，聊天中，他看似隨意地問劉宗寬：

“為什么要在秀山、酉陽、彭水留下個空隙？”

這一問，劉宗寬驚出一身冷汗。王陵基可不是草包，他也是軍人出身，當過師長、軍長、集團軍總司令，又是四川人，熟悉四川的地形。他看出的“空隙”正是劉宗寬有意給解放軍留的。

在作戰方案中，川陜邊境、川東、川黔邊界、敘永、瀘州與云貴交界等地區，應該有幾個軍師防守，都有周詳的布置，唯獨在酉陽、秀山、黔江、彭水這一呈半島狀從四川伸向湖北、湖南的狹長地區，既沒有派正規軍駐守，也沒有明確劃入宋希濂的“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管轄，使之成了個三不管的空白點。

既然王陵基看出了“破綻”，為何不在會上點破？

冷靜思考后，他首先一通“彩虹屁”著實把王陵基垮了一番，然后告訴他，造成這個局面，主要是那些兵團司令官都在收縮兵力，不愿擴大防區，當然，他們也想到了補救辦法，這些地方交由地方保安部隊負責，同時，成立一個川黔邊區綏靖指揮部，請第八行政區專員度貢庭任指揮官。而度貢庭是他的下屬，實際上等于這一塊由他管轄。雖然他的地方保安部隊不是正規軍，形同虛設，但好在他分了一杯羹，于是，心滿意足地走了。

有驚無險，劉宗寬松了一口氣。

再傳情報，他為解放西南立了第一功

出乎意料的是，羅廣文部剛到川西北，長官公署就發現劉伯承、鄧小平領導的二野已有從川東東南的川東、彭水入川的跡象。川東告急，他們只好又命令羅部星夜返回川東。

疲于奔命的羅部未等布防完成，就在南川以東的白馬山遭到解放軍痛擊，被殲大半，蔣介石的主力之一的羅廣文部就這樣被搞垮。

1949年11月下旬，蔣介石終于察覺到解放軍由鄂、湘西進川、黔，迂回重慶的戰略意圖，他匆匆趕來重慶坐鎮，準備以大西南為根據地作垂死掙扎。

這時，他成了王陵基之后，第二個發現在酉陽、秀山、黔江、彭水這狹長地區存在防御空白的人，于是，趕緊調整防御部署。

為了阻止解放軍乘隙而入，他急令駐扎在重慶附近的徐正綱師，火速開往酉陽、秀山，沿川湖邊界布防，然而為時已晚。

徐正綱師由副師長陳國璋率領，尚未到達防地，第二野戰軍第三兵團主力已從劉宗寬留下的通道進入川境，該師在酉陽附近的行軍途中被包圍，全軍覆沒，副師長陳國璋被俘。

蔣介石不甘失敗，下決心要確保重慶，撐持危局，親自給第四補給區下令緊急抽調800輛汽車，將在川北地區設防的胡宗南部的王牌部隊第一軍星夜車運重慶，準備在重慶與解放軍來一次大決戰，以求扭轉戰局。

這是一個極為機密的緊急命令，除蔣介石、胡宗南外，在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內部僅有為數不多的幾個高層知道。劉宗寬是在一個偶然機會中從第四補給區司令邱淵那里，看出了端倪，并套出了這一絕密情報。

劉宗寬立即將這一情報告知房顯志，并建議解放軍前線部隊迅速向重慶挺進。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又非常緊急的情報，誰知意想不到的問題又出現了。

房顯志的交通員黃克孝剛剛派去解放區傳遞情報還未回來，而二野派來建立電臺的鄒逢春還在趕往重慶的路上。如果情報送不出去，定會貽誤戰機。

劉宗寬急得團團轉，還是房顯志急中生智想到了辦法。有個叫王昆山的，曾和他一起工作過，是二野敵工部派在重慶警備司令部做地下工作的情報人員，眼下正在重慶。

按照保密紀律，房顯志和王昆山不屬同一條線的上下級，不能發生橫向聯系。但房顯志顧不了那么多了。他馬上聯系到王昆山，劉宗寬又從總務處長劉瑀璜手里搞來一張空白護照，連夜送他出了重慶城。

二野司令員劉伯承接到情報后，立即下令第三兵團主力部隊飛速向重慶挺進，一定不能讓敵人進了重慶。

進軍路線

11月28日，胡宗南部精銳部隊第一軍剛運到重慶外圍一部分，就被第三兵團主力部隊和第四十七軍擊潰。

蔣介石保衛重慶的幻想破滅了，29日他率領國民政府一般人馬由重慶逃往成都，30日重慶解放，比原計劃整整提前了兩個個月。

大西南解放

重慶解放后，劉伯承、鄧小平等領導接見了劉宗寬。劉伯承稱贊他：

“對解放戰爭做出了重大貢獻，尤其是解放西南所起的作用勝過十萬雄兵，堪稱第一功！”

蔣介石死要面子活受罪，對于迷惑 他的劉宗寬一直耿耿于懷，逃到臺灣后，他一方面在臺灣榮軍紀念堂內，供奉著劉宗寬夫婦的靈位，宣稱他們已被共產黨槍斃為黨國捐軀，以保住自己的面子，另一方面，1950年他又派出一個特務小組潛回大陸暗殺劉宗寬，可惜這些人被我公安機關一網打盡。

解放后，劉宗寬先后任農工民主黨中央聯絡委員會副主任、中央咨監委員會常委、農工四川省委第一副主委、重慶市委副主委、重慶市政協副主席等職務。

1984年7月1日，在黨的63歲生日時，79歲的劉宗寬鄭重地提出了入黨申請，此后8年，他又先后8次申請，但均以“留在黨外比在黨內起得作用更大”為由而未能如愿。

1992年7月29日，劉宗寬因突發腦溢血在重慶逝世，享年87歲。

1993年2月23日，中共四川省委根據劉宗寬的生前要求和表現，追認他為中共黨員。

從而圓了他半個世紀一心向黨的夢，也是對他在天之靈的最好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