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討書法的深邃世界時，我們不難發現，這門古老的藝術既承載著千年的歷史積淀，又呼喚著新時代的創新與活力。然而，將這份傳承與創新巧妙融合，絕非易事，它如同在歷史的長河中航行，既要遵循古老的航道，又要勇于探索未知的領域。正是這份挑戰，讓一些已在書壇嶄露頭角的書法家，在追求個人藝術突破的過程中，踏上了一條不同尋常的道路——探索所謂“丑書”的邊界，并高舉“書法是純藝術”的旗幟，宣稱其創作的自由與無拘無束。

“純藝術”這一概念，在此語境下，被賦予了超脫傳統束縛、追求個性表達的深刻內涵。它不僅僅是對傳統技法的一種顛覆，更是對書法藝術本質的一次深刻反思。一些書法家，如被譽為“亂書大師”的王冬齡教授，便是這一思潮的代表性人物。他們相信，書法不應僅僅是對古人的模仿與重復，而應是在繼承的基礎上，勇敢地邁出創新的步伐，即使這種創新在某些人眼中顯得“另類”甚至“丑陋”。

然而，當我們深入剖析這些“丑書”創作者的內心世界時，不難發現，他們口中的“大膽創新”，實則是對傳統書法的一種深刻反思與重新詮釋。他們認為，一味地遵循古人，雖能技藝精湛，卻難免陷入模仿的窠臼，失去自我。王鏞、沃興華、曾翔等書法家，便是這一理念的堅定擁護者。他們堅信，只有敢于突破傳統，才能創造出真正屬于自己的藝術風格。

然而，對于這一“創新”之舉，社會上的反應卻褒貶不一。大多數人對于這類看似“胡寫亂畫”、毫無章法的“丑書”持批評態度，認為它們不僅背離了書法的傳統美學，更是對祖先文化的褻瀆，誤人子弟。這種聲音，無疑給“丑書”創作者帶來了巨大的壓力與挑戰。但值得欣慰的是，隨著孫曉云女士擔任中書協主席，一場針對“丑書”現象的深刻反思與整治行動悄然拉開序幕。

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孫曉云以其鮮明的立場和深邃的洞察，對當前書壇中所謂的“丑書”風氣提出了嚴厲批評。她強調，真正的書法創新應當建立在對傳統精髓的繼承之上，通過創新性的發展和轉化來實現。孫曉云的言論為書法界帶來了一股清新之風，滌蕩了行業內的浮夸與混亂，重新點燃了公眾對書法藝術純粹性與未來發展的希望。

面對孫曉云主席的批評與整治行動，一些“丑書”創作者選擇了沉默或妥協，但也有像王冬齡教授這樣的“膽大者”挺身而出，為自己的藝術理念辯護。他堅稱自己的“亂書”是真藝術，是對傳統書法的深刻反思與超越。這種敢于挑戰權威、堅持自我的精神固然值得敬佩，但也引發了人們對于藝術創作與審美標準的深入思考。

在第八屆書協第二次理事會上，孫曉云主席的講話為書法的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她強調，中國書法需要堅守傳統，同時不斷創新，實現創造性的轉化和創新發展。她呼吁廣大書法家們創作出更多反映時代精神、符合實踐需求的優秀作品。

那些曾經偏離正軌的“丑書”創作者也將在反思與調整中逐漸找到屬于自己的藝術道路。而書法的真正價值也將在這個過程中得到更加充分的體現——它不僅是一種藝術形式的展現，更是民族文化自信與創造力的集中體現。在這個過程中，每一個熱愛書法的人都有責任和義務去守護這份寶貴的文化遺產，讓它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煥發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這場關于書法傳統與創新的激烈碰撞，也促使我們深入思考一個基礎性的問題：學習書法是否一定要從楷書學起？

楷書成熟在初唐，它集合了篆，隸，魏碑的結構原則，用筆原則，是初唐以前各種書體的綜合。

因此，初學楷書從唐楷入手最好，特別是初得四大家的楷書。當然，學習晉楷也未嘗不可，只是沒有唐楷的法度嚴謹。學習一段時間后，可閱讀各種初唐以前的碑帖，領會初唐以前的用筆方法，便能事半功倍。

具體說學習誰的，這要看自已性情了，打猴拳的和打太極拳的，看起來可不是一個風格。總之，不管學誰的，一定不要學死，寫死，不然對以后在書法道路上的發展，形成難以移除的蔽病。此一節定要記牢！

楷書是書法里面的主要書體，在中國書法史和文字史上處于承前啟后的地位，楷書源自篆隸，帶出行草書，從這個意義上說是基礎不為過。

作為一種書體，楷書的發展也非常完整，出現于魏晉時期，光大與隋唐，之后雖無太大的建樹，但是一直作為歷代語文啟蒙教育的必修課，凡事受過教育的人都練習過楷書，當然古代用毛筆，現代用硬筆，從這個意義上說楷書是基礎。不過這個基礎更多的是文字規范書寫的基礎。

就楷書本身而言也是豐富多彩的，僅魏碑拓本就有幾百種，晉人小楷、唐楷也很多，這些楷書的筆法結構都各有特點，從藝術角度說，區別很大，并不是有直接傳承關系。

隨著楷書同時出現的行草書，應該是晉代楷書的快寫形式，主要代表人物是東晉南朝時期的文化人，如王導、謝安、王羲之等氏族子弟，而隋唐楷書與行草書沒有直接關系，是屬于兩個不同的書法藝術門類，很多人混淆了這個關系。下面請看唐楷和行書的比較

可以看到唐楷和晉代行草書在筆法和結構上完全不同，唐楷年代晚于行草，當然沒有傳承關系，更談不上打基礎。如果要打基礎建議練練智永千字文里的楷書，智永是王羲之九代孫，他是屬于傳承有序的名家，他的楷書更接近楷書原本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