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臺灣綠黨智庫“兩岸政策協會”的最新民調顯示：認為“統一是最佳前途”的比例竟攀升至23%，創二十年新高。

而當藍營學者將此歸因于大陸經濟磁吸效應時，一張褪色的照片在互聯網掀起1討論浪潮。

那是竹聯幫“大掌柜”陳啟禮1991年面對鏡頭時表態：“我甘愿共產黨來管，也莫予臺灣予外人拿去！”

人們不禁感慨，江湖里沉浮的中國心，遠比政客的口號更堅韌。

1991年臺北看守所門口，剛出獄的陳啟禮被記者團團圍住，他點燃香煙平靜表態：“當年外省子弟在眷村遭白眼，幫里兄弟只能抱團取暖。但無論怎么活法，沒人否認自己是中國人。”

竹聯幫檔案印證他的話，1960年代創立章程首條即“擁護國家統一”。

陳啟禮的“中國情結”孕育于高雄鳳山黃埔新村。

作為外省第二代，陳啟禮從小在眷村長大，那時很多本省人看他們這群外省子弟不順眼，時常有摩擦沖突。

這種特殊環境讓陳啟禮和許多外省子弟一樣，心里總有一個結：根在哪兒？這念頭成了他們身份的烙印。

張安樂談及故友時感嘆：“他總說，我們這群無根浮萍，只能把整個中國當故鄉。”

臺北大學2024年社會身份研究報告印證了該群體的困境：1949年赴臺軍人后代有47%至今仍感身份懸置。

正是這般痛苦的相同經歷，讓陳啟禮那句“寧被共產黨管”的肺腑之言有了血脈根基。

在竹聯幫的圈子里，反對“臺獨”幾乎是大家的默契。幫派內外省背景的成員居多，他們從小就被父輩灌輸：大陸是故土，臺灣省是老家，都是中國的血肉。

黑幫這種特殊圈子里，反而保持著最樸素的民族認同。

所以，陳啟禮才敢言反對那些鬧分裂的臺獨勢力，而最關鍵那句掏心窩子的話就在這時候蹦出來：“我寧可被共產黨管著，也不讓臺灣被外人拿走！”

這話聽著刺耳，但細品卻透著一股令人動容的家國情懷。

在當時的臺灣社會，公開說“共產黨管”簡直自尋死路，可陳啟禮偏要說，比起被那些搞分裂的人把臺灣當籌碼使喚，他寧可看到臺灣完整地歸入祖國懷抱。

更讓人想不到的是，在幫派內部的大小會議上，陳啟禮經常給弟兄們分析兩岸形勢。他像個老師似的，給這些江湖兄弟講統一對臺灣民眾的好處。

在陳啟禮眼中，那些鬧分裂的人不僅背叛了民族，也把臺灣往火坑里推。

其實像陳啟禮這樣的江湖人物，往往對“忠義”二字看得比命還重。

而幫派內部的兄弟義氣，投射到國家層面就是民族大義。他們未必能說明白深奧的政治理論，但血脈根脈在哪兒，心里清清楚楚。

再加上，竹聯幫在特殊歷史時期與臺灣當局關系復雜，曾經為他們做過不少事情。正因有這份底氣，他才不怕得罪當局。對陳啟禮來說，比起被貼上“親共”標簽招來的罵名，阻止臺灣被分裂勢力毀掉重要得多。

可當時島內臺獨勢力抬頭，許多政客都在回避統一話題，這位江湖大佬立場始終如一：臺灣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份執著，讓他在黑白兩道上都成了異類。

可惜，陳啟禮2007年病逝，但他的好友張安樂直至如今仍踐行著他的理念。

從“竹聯幫總護法”到“統派先鋒”，張安樂的人生在深圳發生裂變。

為營救陳啟禮，張安樂1985年在洛杉磯召開記者會，公開指認臺灣情報部門為江南案幕后黑手，最終陳啟禮獲判無期。

而張安樂自己卻因“共謀毒品交易”入獄十年。他后來在回憶錄苦笑：“用十年牢獄換阿禮的命，值！”

“人不能活得如此割裂。”他在自述中寫道。

2004年5月9日，二十名臺灣愛國者隨他肅立在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前，新成立的“臺灣保護中華大同盟”在青石階上宣讀誓言：“繼承先賢遺志，捍衛國土完整。”

次年，臺灣首個公開主張“一國兩制”的政黨——中華統一促進黨在臺北掛牌。黨員王炳忠回憶：“成立大會播放了《大中國》，很多老兵淚流滿面。”

2013年，綠營策劃拆除臺北中山堂孫中山銅像時，六十六歲的張安樂率眾組成人墻。

對峙現場他慷慨陳詞：“孫中山是兩岸最大公約數！今日拆銅像，明日是否要拆故宮國寶？”

更令人擊節的是其政治智慧：當臺當局暗示其“黑道背景”時，他主動向警局報備行程：“公開活動接受監督，比某些政客收黑錢干凈。”

2025年6月臺北商圈調查顯示，支持擴大兩岸經貿的比例達61%，而同期“臺灣競爭力論壇”數據顯示，島內35歲以下群體有52%認為“兩岸制度各有優劣”。

當張安樂十年前預言的“經濟共榮破除政治心防”正成為現實，那些曾笑他“堂吉訶德”的聲音開始微弱，對此，他淡然回應：“我做的不過是告訴臺灣人，你本來有權選擇另一種前途。”

當然，我們不必神化陳啟禮與張安樂，也不必美化其幫派行為，但他們這句“寧歸不裂”的宣言確實值得兩岸中國人認真思考：兩岸關系關乎血脈根基，豈容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