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無聲，歷史有痕。八十載光陰流轉，抗戰的烽火歲月依然銘刻在中華民族的記憶深處。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觀察者網特別推出“抗戰史上的今天”欄目，每日與您共同回望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

1931年7月22日

外交部照會駐華日代公使重光葵，請其轉飭即將萬寶山日警撤退，并諭令韓農一同退出。同時聲明：萬寶山非韓人墾居區域，韓農與郝永德佃種契約應根本取消，農民所受損害，應責成補償，至契約內補償問題，由特派員鐘毓與駐當地日領事商洽處理。

南京各界召開反日護僑救國大會，發表宣言，吁請全國萬眾一心，共赴國難，誓同日本帝國主義作最后斗爭；要求政府厲行革命外交，取消中日間一切不平等條約及日本在華一切特權。

國民黨江蘇省黨部整理委員會以外交部長王正廷、駐日公使汪榮寶、駐韓總領事張維城對韓案“應付無方，庸懦誤國”，決議呈請中央迅予撤職。

廣州“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偕劉紀文、甘介侯到日本活動。陳在乘輪赴日本途中化名為“外三友三郎”，其妻化名“道子”。

蔣介石任命韓復榘為“剿赤軍總預備軍團總司令”，馬鴻逵、孫桐萱、曹福林分別任總預備軍第1、2、3軍團總指揮。

韓復榘通電響應劉峙等18日擁蔣通電，并派代表唐襄赴贛向蔣介石報告該部擁護中央。

蔣介石電令商震率部出兵娘子關，楊效歐部速由長治、潞城開赴娘子關，向長壽（今新樂）、石家莊進擊石友三部。28日，商震率部經娘子關、井陘向石家莊進發。

張學良電勉東北軍各將士討伐石友三，為國除奸。次日，張學良通電奉中央之命，督率諸軍，對石友三施行討伐。

何成濬、劉湘、何鍵等41將領聯名通電，表示擁護蔣介石領導，對反蔣動亂者，共同討伐。

教育部頒發“整頓學風”通令稱，學生在求學時期“宜悉心為學，不得干涉學校行政，或濫發電文，凌越失言”。

豫西悍匪張寡婦（張冰清）被第65師在平等縣第七區捕獲，送交洛陽督辦公署審訊后是日槍決。張部匪徒約萬余人，槍數千支，匪部已被第65師打散。

1932年7月22日

汪精衛以日軍進攻熱河，電令張學良作自衛抵抗，并電促蔣介石回南京共商應付策略。蔣復電稱：“剿匪緊張，暫難返京”，并稱已令張學良“于受侵襲時盡力抵抗”。

紅軍擊潰敵毛炳文、許克祥部10個團，攻克南豐、撫州，南昌大為震動。

行政院通過教育部所提之整頓教育令：國立北平大學及國立北平師范大學近年來學潮迭起，辦學困難，均應從事整理，除平大農、工、醫各學院外，其余各學院及平師大一律停招新生；又國立暨南大學教育學院并入文學院，改為教育學系，法學院裁撤，學生轉入中央大學肄業。中央大學商學院、醫學院，改名國立上海商學院、國立上海醫學院。27日教育部令三校遵行。

導淮委員會副委員長莊崧甫，因兵工導淮不能實行，又無經費而辭職，是日，國民政府令準，特派陳果夫為導淮委員會委員，并代理副委員長。

宋子文與上海銀錢業續商幣制改革事，決定組織“廢兩改元”研究會，由中央銀行副總裁陳行為主席委員，任命貝淞蓀、胡筆江、劉鴻生及西人凱末、麥照特、雷祺為委員。

下午1時，鄭州驟起大風雨，夾冰雹巨如雞卵，歷四小時始止，行人被擊傷者比比皆是，倒塌房屋數千間，田禾傷十之八九。賈魯河上游水暴發，沿河房屋漂沒，浮尸數十具，為近數十年來未有之奇災。

1933年7月22日

黃郛派馬伯援赴張家口游說馮玉祥取消抗日同盟軍。是日，馬攜馮致黃函返平。馮在函中表示：一、抗日目的始終不變；二、欲求和平，平方須將入察部隊撤回；三、須俟察省各軍善后有辦法之后始取消抗日同盟軍名義。

廢止內戰大同盟電行政院、軍事委員會及北平軍分會，要求停止對察軍事行動。

偽滿公布新稅則，定23日起施行，規定商人應以偽幣付稅，并減低進口稅商品50余種。

駐京日領事須磨對記者聲稱：對中國與國聯技術合作不能忽視，如有政治作用表現，難保證不釀成第二“滿洲國”或“上海事變”。

南昌行營制訂《剿匪區內實施教育方案》，規定教材需以“揭破赤匪的錯誤和罪惡”為標準，“施行保甲、保衛、偵探的訓練和組織”。實施辦法為“責成各該駐地最高軍事長官負責督辦，由政訓人員主持，師、旅、團服務人員輔佐”，開辦后“先寬而后嚴，先易而后難，先自動而后強迫”。

黃慕松由迪化飛返南京。25日赴江西廬山向蔣介石報告新疆二次事變情況。

中國、印度、西班牙、澳大利亞、玻利維亞、加拿大、墨西哥、秘魯、美國九國在倫敦簽訂《白銀協定》，約定：世界存銀最多之印度1934年1月1日起四年內售銀不逾1.4億盎斯，西班牙每年售銀不逾500萬盎斯，中國政府自1934年1月1日起四年內不將熔毀銀幣所得之生銀在市場出售，澳大利亞等六個產銀國每年各向該國銀礦吸收定額白銀，并不售過剩存銀，其收購數額共3500萬盎斯。并約定該協定于1934年4月1日以前由各國政府批準生效。

張學良為考察歐美各國軍事組織，是日由意大利抵法國巴黎。30日，飛抵英國倫敦。

天津裕元紗廠違反勞資雙方議定之減工辦法，工人5000余人宣告罷工，市黨政當局派軍警前往鎮壓。翌日，逮捕工人73人，8月12日復工，被裁工人千余名。

1934年7月22日

中央民眾運動委員會電令各省、市政府，飭其嚴禁中國佛教徒前往日本參加所謂“泛太平洋佛教青年會”。并謂“嗣后凡與日偽有關之行為，非經中央及當地高級黨政機關認可，概須禁止。否則除解散其團體外，并依法予以嚴懲”。

江蘇嘉興縣王鎮店千余饑民發動搶米運動，當局派保衛團前往鎮壓，將其驅散。

1935年7月22日

第29軍參謀長張允榮到津與日駐屯軍參謀長酒井等會商察東保安隊開拔日期、點驗手續、駐防地點等。

日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調任第2師團長；遺職由前野戰重炮兵第4旅團長陸軍少將多田駿繼任。

黃郛電武昌行營秘書長楊永泰，論中日政情及結束政整會事，內稱：“政會令王（克敏）代理，原屬不得已之舉，可暫而不可久……此局過于持久，小則端拱無為，徒耗巨額之經費；大則為人挾持，釀成甚大之流弊……速電中央斷然下令結束為宜。”

武昌行營主任張學良銜蔣介石命由武昌飛西安視察陜省駐軍。27日，張在西安召集西北區各將領開會，商討進攻紅軍計劃，于學忠、楊虎城、王以哲、龐炳勛、孫楚、李生達、高桂滋、孫蔚如、馮欽哉、井岳秀（副師長李藩侯代）及軍分會駐陜北參謀團主任毛侃、新編第一軍軍長鄧寶珊等均參加，決實行碉堡政策和“穩扎穩攻”辦法。31日飛返武昌。

國民政府任命焦易堂為最高法院院長。

西康建省委員會在雅安成立，劉文輝任委員長。

1936年7月22日

軍事委員會侍從室第一組主任錢大鈞飛韶關晤余漢謀，接洽粵省軍務整理。23日，余偕錢抵廣州開軍事會議，決定：粵軍一律照舊維持，餉項照舊發給，各軍暫駐原防；裁撤廣東軍政學校，改設中央軍校廣東分校。24日，余召開軍事整理會議，決定將第1集團軍改為第四路軍；任命徐景棠為總部參謀長，黃濤主持兵工廠工作，黃振球為防空委員長，李潔芝為廣州公安局長，陳策為虎門要塞司令。同日，海軍部次長陳季良、軍委會海軍處長陳策抵廣州與余商整頓粵艦。

第四路軍余漢謀第1軍莫希德第1師開抵廣州。

中共中央發布《關于土地政策的指示》，對地主、富農的政策作適當調整，以適應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形勢。《指示》規定：對地主階級的土地沒收之后，仍分給以耕種份地及必需的生產工具和生活資料；情況很壞的小地主的土地不沒收；富農的土地及其多余的生產工具（農具、牲口等），均不沒收。

1937年7月22日

日軍向華北秘密運送機械化部隊，并運送大量部隊秘密向華北集中。

青島、張家口、重慶、廣州等地日僑紛紛返國。

蔣介石電宋哲元稱，“聞38師陣地又撤，北平城內防御工事亦已撤除。如此，則倭寇待我北平城門通行照常后，彼必有進一步要求，或竟一舉而占我北平城”。

宋哲元在北平先后會晤參謀本部次長熊斌、軍事委員會政訓處長劉健群及第29軍駐京辦事處處長戈定遠等。經熊斌等人詳述蔣介石命宋哲元移駐保定用意后，宋氏始對中央政策完全了解，表示決遵照蔣介石命令行事，并中止與日本進行和平談判，積極備戰，下抗日守土的最后決斷。

宋哲元密電何應欽，報告11日與日方達成的三條協議，謂“查該條件內容，均甚空洞，本擬早日電呈請示。因雙方屢次沖突，故未即報告”。

晚9時，軍政部舉行盧溝橋事件第十二次會報會，何應欽主持會議，參加人員有陳調元、熊式輝及軍委會秘書長張群，其余人員同于第十一次會報會。劉光報告，鷹屋總顧問稱，連日用英語廣播，將此次中日沖突完全諉過于中國，使世界各國均深信責任在中國，而不在日本。此種國際宣傳戰，中國不可忽略。何應欽指定由徐祖貽與國民黨中宣部洽商，每晚增加對國際廣播，與日對抗。劉光報告軍隊調動，蔣介石指示，第10師、第38師開石家莊轉往武強、獻縣集中，第25師、第17師開石家莊。

彭德懷在陜西省涇陽縣云陽鎮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召開的紅軍高級干部會議上，作《紅軍改編的意義和今后工作》的報告，闡明紅軍改編的意義是為了推動國民黨進行全面抗戰，指出改編后的中心問題是保障共產黨對紅軍的單一領導，并保存紅軍固有的特長。

國家總動員設計委員會成立，何應欽任主任委員，籌劃對糧食、資源、交通、金融、財政等實施統制，指定資源統制由資源委員會、實業部、財政部、全國經濟委員會、交通部會同籌辦，由資源委員會召集。資源委員會等七部、會決定成立財務、礦冶、燃料、機器化學、棉業、建筑材料、牲畜毛革等八小組。

青海省政府主席馬步芳致電國民政府，表示“請纓之志，素懷殺敵之心，如有驅策，甘愿犧牲”。

上海商會、地方協會、總工會、市農會、市教育會、市婦女會、銀行公會、錢業公會、第一特區市聯會、第二特區市聯會、中國文化建設協會、各大學聯合會、律師公會、會計師公會、滬南區市聯會15團體，發起成立上海市各界抗敵后援會，是日開成立大會，通告全市動員抗敵救國，嚴厲制裁漢奸，征募抗敵救國捐，擁護蔣介石17日談話；推王曉籟、杜月笙、錢新之等121人為執委。

國民大會代表初選辦竣，所有候選人亦經審核公告，國選總所于本月16日電令各省、市選舉監督，一律于20日至22日舉行復選。是日，多數省、市已復選完畢，月內將當選代表呈報南京。

國民政府令派郭泰祺為議定中國—愛沙尼亞友好條約全權代表。

澳工黨理事會作出決議：一、日本侵略中國，應嚴詞詰責；二、對中國自衛行動深表同情；三、建議澳政府轉請國聯，依照《盟約》裁制侵略國。

1938年7月22日

日本陸軍參謀總長指示侵華各軍：土肥原被派往中國執行《適應時局實施第二期謀略計劃》，現地各軍應予以必要的配合和援助。

第一戰區程潛部克豫北涉縣，日軍退邯鄲。

韓德勤電呈蔣介石、孔祥熙，報告第八游擊司令曾錫珪“庇縱部下為非”，“收納土匪”，“擅撤國防前線部隊”，“意圖叛變”，請即派員接替該司令之職務。

蔣介石致電世界反轟炸不設防城市大會，譴責日機轟炸廣州及其他城市，呼吁大會采取措施“保衛老弱與非武裝平民之安全，并促進國際間之和平與秩序”。同日，國際反侵略大會中國分會會長宋子文、副會長邵力子致電反轟炸大會，要求各國采取集體行動，制止日軍暴行。

行政院長孔祥熙對軍官訓練團講演《敵我財政現狀之比較觀》，著重指出，“我們可以斷定，在長期作戰之下，日本的財政經濟必趨于崩潰，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在目前階段中，我們絕不能把日本的力量估計的過低，加以忽視，松懈了我們的奮斗”。并謂：“現在我們已切實作到全民抗戰了，但還有許多寶藏無法運用，許多人力均被浪費……我們如果要應付長期抗戰，爭取最后勝利，我們還需要更大的決心，更大的毅力，刻苦耐勞，忍辱負重。對于人力物力，務須極力節省，以達長期支持之目的。”

國民政府公布修正《礦業法》，規定“礦業權設定后得準許外國人入股合組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礦業”；對“以詐欺取得礦業權或違法私自采礦者，判處三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科以三千元以下之罰款”。

內政部核準將四川雅安、蘆山、天全、滎經、漢源、寶興、越雋、冕寧、西昌、會理、昭覺、鹽邊、鹽源、寧南、金湯、寧東16縣改隸西康省。

1939年7月22日

日機五架轟炸安徽屯溪，投彈25枚，死47人，傷百余人。

第二戰區一部攻克晉南長治。

汪精衛黨羽在上海指使暴徒襲擊《中美時報》、《華美晚報》及《大晚報》報社。

周佛海在偽《中華日報》發表長文《回顧與前瞻》，宣揚投降賣國論調，次日續刊。

南京日僑4000人舉行反英示威大會。同日，日軍通知英、美各國駐閩南僑民即日撤退。

周恩來、葉劍英致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長徐永昌，揭露國民黨制造平江慘案的真相。周恩來再電陳誠，抗議國民黨當局掩飾平江慘案真相，指出該案“純為陰謀慘殺”，要求派員會同查明，“使此沉冤大白于天下”。

蔣介石電香港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并轉錢新之、葉琢堂赴重慶共商金融問題。

國民外交協會在重慶宴請泰國華僑總會主席蟻光炎。黃少谷致歡迎詞，贊揚蟻光炎以60余高齡不辭跋涉，努力抗日之熱忱。

中國工業合作社在重慶召開總結工作會。報告稱：該社自去年8月成立以來，先后在陜西、湖南、江西、川康及云南等處成立辦事處，并在全國各地設立事務所39處，組織工業合作社600余，社員8000余人，貸款總額90余萬元。又在后方及淪陷區各地設立小型工作工廠約1200余所，社員達數萬人。

1940年7月22日

朱德、彭德懷、左權等聯名致電聶榮臻、賀龍、關向應、劉伯承、鄧小平等，并報中共中央軍委，計劃在華北發動大規模交通破襲戰，指出：日軍依據幾條交通要道，不斷向我內地擴大占領地區，增多據點，企圖封鎖與隔絕我各個抗日根據地之聯系。為打擊敵人之“囚籠政策”，打破敵進犯西安之企圖，爭取華北戰局更有利的發展，決定趁目前青紗帳和雨季時節及正太鐵路沿線敵軍較為空虛的有利時機，大舉破擊正太路。戰役之目的為徹底破壞正太路若干要隘，消滅部分敵人，收復若干重要名勝關隘據點，較長期截斷該線交通，并乘勝拔除該線南北地區若干據點，開展該路沿線之工作，以至基本上截斷該線交通。基本破壞區為井徑、壽陽段，對其他各重要鐵路線，特別是平漢、同蒲應同時組織有計劃的總破襲，以配合正太路戰役。戰役兵力組成為晉察冀軍區、第120師、第129師，共22至24個步兵團，另有總部炮兵團大部及工兵一部。其他各鐵路線配合作戰之兵力，由各區自行規定之，并限于8月10日前完成戰役準備。此次作戰即后來之“百團大戰”。

八路軍冀南軍區以第129師新7、新9旅及民眾萬余人，對德石路（德州—石家莊鐵路）進行破擊戰。至31日，共破毀鐵路10余公里、公路90余公里、橋梁2座。

第三戰區顧祝同部攻克安徽無為縣城，巢縣日軍增援。23日，顧部反攻，克復巢縣城。

日機120余架襲擊四川合川、綦江等地，投彈數枚，被中國空軍擊落偵察機一架。

日本新內閣組成：首相近衛文麿，陸相東條英機，外相松岡洋右，海相吉田善吾等。23日，近衛文麿發表施政方針，外交上依照日本獨立之立場，采行獨立外交，積極建造世界秩序；經濟上從速擺脫依存外國之弱點，重視中、日、“滿”之經濟提攜及對南洋方面的發展；刷新國民教育。

行政院政務視察團結束對湖南、江西、福建、廣東、廣西等省的視察，是日返抵重慶。

1941年7月22日

華北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從北平出發，飛往張家口、大同、包頭等地視察第一線之部隊。《新華日報》刊登第18集團軍駐渝代表關于第18集團軍行動真相的第二次談話。談話列舉大量事實，對中央社連續三天發表的所謂第18集團軍“擅自行動”的消息，嚴加駁斥。

行政院決定成立全國水利委員會，任命薛篤弼為主任委員，各有關部、會長官為委員，將原有之黃河、長江、珠江、導淮各水利機關均歸并于該委員會。

1942年7月22日

中國駐埃及公使館設立，一等秘書湯武代行館務，是日謁埃及總理兼外長那哈斯，呈遞到任函件。

印度公共衛生學院院長蘭安生抵成都，考察公共衛生推進工作。

1943年7月22日

新四軍一部渡江進襲蕪湖，當即攻入市內，與日軍第116師團駐軍及偽軍展開激烈巷戰，毀偽警察所一處。

汪偽外交部長褚民誼與法國大使館參事鮑斯頓簽訂《關于交還上海專管租界實施條款》及《了解事項》。軍事委員會任命王雷震為暫編第3軍副軍長。

新任河北省主席馬法五抵重慶，對記者發表談話，為龐炳勛投降日軍作辯護。

宋子文抵加拿大，要求參加英、美即將召開的魁北克會議，僅得于會議結束時表示意見之答復。

1944年7月22日

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部電令衡陽外圍援軍，應集中全力，先突破衡永公路附近之虎形山及汽車西站以西敵人陣地，再圖擴張戰果。并令空軍應集中力量轟炸虎形山及汽車西站以西之敵陣地，期發揮陸、炮、空協同戰斗之全力，得突破之迅速成功。

湖南戰場日軍停止對衡陽城的第二次總攻后，開始將主攻目標轉向增援衡陽的第62、第79軍，是日攻占第62軍陣地雨母山；前線指揮所亦受到日軍炮火襲擊。23日，雙方在火車南站激戰，第62軍軍部被襲擊，軍長黃濤命所部撤出南站。

日本新內閣組成。首相小磯國昭，海相米內光政，陸相杉山元，外相兼大東亞大臣重光葵，藏相石渡莊太郎。下午，全體閣員謁日天皇。同日，小磯向全國發表聲明，宣稱將努力使政府和大本營團結一致，并以堅決的意志加強國策的執行，借以爭取戰爭的勝利。并稱將加強和德國的關系，追求共同的目標。

汪偽政府為日本小磯內閣組成發表聲明，稱：小磯內閣的成立，“必將有更強力之新姿態出現，以適應此新局面。我國民政府對此，當仍本過去同盟道義之精神，集中人力物力，共同向擊滅英美之途邁進”。

中印緬戰區司令部派遣的第一批美軍觀察組（又稱迪克西使團）成員抵達延安。觀察組組長為包瑞德，成員有謝偉思、戴維斯等。

毛澤東與包瑞德在延安

國民政府明令公布《出國護照條例》、《國產煙酒類稅條例》。

馮玉祥發動的節約獻金大會在四川自貢市蜀光中學舉行，參加群眾3.5萬人，獻金1.3億元，金戒指130個，金鐲八只，布鞋一萬雙。其中個人獻金最多者為王德謙，達1500萬元。

1945年7月22日

新華社記者發表題為《內戰危險空前嚴重》的評論，指出：中國政治形勢在最近半年內被赫爾利、蔣介石政策推到了內戰的邊緣，內戰危險空前嚴重。國民參政會通過的關于“國民”大會的決議，決不會改變這一形勢；惟有三個條件可以制止內戰：一、解放區軍民一致團結起來，堅決地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堅決制止內戰；二、國民黨統治區人民民主力量一致團結起來，堅決反對內戰；三、英、美、蘇三國在東方問題上團結一致，反對中國的內戰。中國人民應該為爭取三個條件，反對內戰危險而斗爭。

毛澤東電重慶中共南方局工委負責人徐冰、劉少文，指出內戰危險空前嚴重，望將延安反內戰新聞，在大后方設法傳播；“望用最大的注意力布置云、貴、川三省的農村據點，準備將來打游擊”。

陜西省臨時參議會開會研究救災及兵變事，通過決議：一、富平、邠縣、隴縣等11縣亢旱成災，負擔繁重，請予減免糧賦，以蘇民困；二、鳳翔、同官等四縣遭受雹災，請予救濟；三、淳化縣梁于喬部嘩變，請政府迅予解決。

（綜合、修訂自《中華民國史大事記》《中華民族抗日編年》《中國抗日戰爭大事記》《八路軍大事記》《新四軍大事記》《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大事記》“抗戰直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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