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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初期，蔣介石在1937年淞滬會戰撤退時，已經透露對南京時期黨務工作的不滿，之后在武漢時期（1938年初），批評范圍擴大。

他指責黨員只做官不做事，重權位而不重責任，有上層而無基層，驕傲自大，不屑探求民間疾苦，有黨章而無紀律與訓練。因為這些缺失多半是黨員個人的，所以他提出的改正方式是鼓勵黨員們進行自我完善，包括勤勞敬愛、為國犧牲、為民服務、為主義奮斗。

不久之后，又曾經批評黨務工作人員只知爭權奪利而不負責任，已經變成特殊階級，有似滿清時代的旗人。

到了1939年初，蔣介石更具體而公開批評國民黨，“現在全國各地，黨員沒有活動，黨部缺乏工作，甚至只有空的黨部而不見黨員，或只有黨員名冊，而不見黨員活動。”

他甚至在國父紀念周上公開痛責黨員們的貪腐懶惰，告誡他們必須努力工作，刻苦自勵。

他還說黨部變成是衙門，黨務工作人員變成是官僚，無怪乎國民黨在人民群眾中聲望大降，只有輕視，沒有尊重，為老百姓所不齒。

1、蔣介石對國民黨的不滿及對策

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的無奈感和遷就感。他私下抱怨，他對黨務稍作急切認真的處理時，黨內元老人士就會產生誤會，而少壯人士又缺乏朝氣，“事事皆非，無事不壞，誠不可救藥矣。”

而他自己認為能夠做的也只限于“安老懷少，徐待其行而已。”雖以總裁之尊，卻是百般無奈。不久之后，他對國民黨黨員隊伍落伍廢朽程度的失望，竟然使他一時異想天開，認為如果提早實施憲政，或許可以防止國民黨的“誤國誤黨”。

這一切言詞都足以加強我們的設想，蔣介石對國民黨的弱點并非缺乏了解，對它的批評也相當嚴厲，但是他似乎在內心并不把國民黨看成是自己的政治歸宿，反而是一個外在的異化實體。

蔣介石在日記中檢討和反省國民黨狀態時，也顯示他對黨務缺點高度熟悉，并且批評得淋漓盡致。

1939年初，他就詳細地列舉了黨在各方面的缺失，包括：

甲、本黨現狀官僚化，衙門化。乙、黨在民間聲望衰落，被視為爭權利，包訴訟，不知民間疾苦和不聽民眾呼吁。丙、黨員精神墮落散漫，摩擦攻訏，無勇氣無廉恥，自私自利，丁、黨部組織空虛腐敗，缺乏訓練。戊、黨委工作虛偽停滯，徇情謊報，陽奉陰違，有名無實。己、黨工作內容散漫零落，無小組會議，不知主義，不遵命令，有職員無黨員，有薪水無工作。

蔣介石文字如此銳利無情，即使是國民黨的敵對陣營也很難提出更全面性而權威的指控。這些文字記錄的存在，也對于戰時國民黨的缺失和它的領導人的自我剖析，得到許多可貴的啟示。

針對以上缺失，蔣介石也提出若干整黨建議，包括：

積極爭取有志人士入黨，健全地方基層黨部，減少兼職弊端，不準兼薪，“以解除人民痛苦，為民服務，為黨員之首務”，戒除內部斗爭，加強小組會議功能，不得干涉行政和企圖主導行政。并且主張黨的中央委員都應該以黨務作為主要工作。

隔不多久，他又列舉一批新的缺點，包括：

黨務消沉疲弱、無法健全振作；二等以上的人才不肯入黨，黨務無法發展；地方上黨政機關和人員不能合作協調，各級黨部之間和同級黨部之內人員不能團結；各級黨部無法掌握教育、保甲和生產合作機關；本黨一切組織、宣傳和訓練都比不上共產黨；黨員不肯深入民間，參加基層工作，黨員干部辦事不切實際，不肯研究負責，辦事沒有效率，黨委變成是官僚；民眾不信仰本黨和黨員，黨不能掌握青年，而大學教員一般反對國民黨；黨政不能團結合作。

才過了一日，他再度加碼他的不滿，指出：黨對人地事物四者都應該定出組織程序；應該建立保甲、清丈土地、興辦合作、開辟交通、實施動員、發展教育；黨應該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黨應該定出精神總動員綱要，新生活運動綱要，國民經濟運動綱要，縣以下黨政機關應該運用《建國大綱》、《民權初步》等書，和政治社會心理物質各種建設之關系。

蔣介石本人也認識到，雖然抗戰時期國民黨在人數上看來是擴張，但在機能上則是衰退，許多缺點亟需改正，許多工作亟需進行。

陳誠先后是政府政治部和三青團領導人，但是對于國民黨的批評同樣嚴厲。他在1939年春天寫道，“本黨對于一切只知無理的，消極的統制，而不知積極的，理智的去領導。相反地，一般只知黨權高于一切，到處以領導地位自居，而不懂人情世故，不知天高地厚的蠻行，因此引起社會上的厭惡，應設法痛改。”

至少到了1942年，某些國民黨高層領袖已經對黨務工作產生了危機意識。

6月底陳誠提到“本黨致命傷”詳細列出三方面缺失：

（1）組織復雜（小組織）：互相摩擦，互相攻擊，只顧私人關系，不顧國家利害，無正義，無是非。
（2）機構復雜：非但架床疊屋，而且各成系統，正式公文辦不通，私人函電最有效，中央命令可不理，私人意見不可違。
（3）法令復雜：矛盾沖突，朝令夕改，只為個人方便，不顧實際需要。

他以通俗直白的文字，把社會民間對黨的不滿說得條理分明。但是他的重點依然是黨中央的弊病，對于黨高層和基層脫節現象并未予以著墨。

蔣介石本人也已認識到問題嚴重性，并設法提高縣級黨務工作人員素質，作為全面性加強黨力量的方法之一。在1942年11月23日召開的國民黨第五屆十中全會上，蔣介石把黨力量衰退的責任，歸咎于各級黨書記能力低落，以及黨活動經費短缺。

因此他指示，黨應該把選拔合格黨員以負責縣黨部工作當成是當務之急。為了加強黨對政府的領導，蔣介石提出一條新規定，即讓縣黨部書記兼任縣長。但是，這種解決方法混淆了癥狀和病因而淪為不切實際，因為不論是中央黨部還是重慶政府，都沒有能力大量指派縣黨部書記兼任縣長。原因很簡單，那就是縣長任命權在很大程度上，操縱在地方實力派軍政首腦手中，重慶政府鮮能染指。

2、經費的短缺

國民黨自我強化的企圖，在其他許多方面也以失敗告終。比如說，國民黨為了加強黨基層組織，曾經計劃在所有鄉和鎮行政區中建立黨部，在“保”中建立黨小組。但直到1944年為止，在重慶政府名義上控制的230000個鄉和鎮中，只有60953個建立了黨部，覆蓋率不足27%。更何況，形式上的建立和實質上的運作之間還有說不盡的差距。

國民黨最基層的組織——黨小組——存在問題更嚴重。即使我們毫無保留地信賴國民黨提供的數字（可能大幅夸張），1944年農村超過50萬的“保”中也只有167314個黨小組。涵蓋率也低于33%。換言之，廣大基層不見國民黨組織蹤跡。

關心黨務的王子壯在1943年曾經發表過一份感慨，他寫道：

“精干人員殊少由黨務方面謀出路者。下級縣黨部人員因生活不足，更不免為新土豪劣紳之事實，借以稱霸地方。工作方面，實難發展。……以我國今日之農業社會，大權則操諸耆紳，不危害鄉里，已屬善者。”

國民黨只著力于上層派別的斗爭分贓，黨領袖對于基層工作既不關心，也一籌莫展。基層即便有黨員人數，但是沒有組織，不能發揮力量，名存實亡，是最大癥結所在。

盡管戰時國民黨吸收新黨員的作風是“來者不拒”，它依然無力擴大組織，其主要原因在于它無法引起廣大民眾反響。即使在1940-1941年為配合“新縣制”實施，黨曾經發起一場大規模群眾性入黨運動，但吸收新黨員人數實際上也不到原定指標的30%。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國民黨幾乎從婦女界完全撤出。國民黨自從1924年改組以來，始終不能開展婦女運動，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不能吸收有能力的知識婦女入黨，而這個現象到了抗戰時期尤為顯著。黨無法激發群眾自發熱情申請入黨的結果是，它往往采取強迫入黨的蠻橫手段，反而激怒更多人轉而反對國民黨，嚴重打擊黨的威望。

人們拒絕參加國民黨，并不僅僅因為它沒有提供對個人事業前途的指望（因為所有的有權勢者都已入黨，而且他們在官僚機構中的職位和地盤已經固若金湯），也因為黨的微薄經費將會導致一事無成。

在南京時代，黨的活動經費約占中央政府財政預算的2-5%。在抗戰時期，經費急劇縮減，即便是這些少得可憐的黨務經費，也一律被上級機關壟斷，下級機關自生自滅。其結果是，在鄉鎮及其下級黨務機關所有工作人員都無薪給，一切黨務活動都需靠黨員繳交黨費維持，而1940年黨員每月黨費只有兩角錢，靠這點錢來維持黨的任何活動都是荒謬之極。

經費匱乏常迫使縣和縣以下黨務機關長期處于完全停頓工作狀態。鑒于戰時中國社會普遍性貧困，黨經費短缺強烈地打擊了人們參加基層黨組織工作的意愿，而那些已被分配去做這類工作的人，更是急不可待地想逃脫樊籠。

3、紀律渙散

缺乏干練勝任的干部，是國民黨長期面臨的嚴重問題。清黨以后，國民黨停止了在群眾和學校中的黨務工作，造成在此后10年中缺乏新血供應。在南京時期，由于經濟、政府、軍隊和交通等領域的急劇發展，又把黨內許多人才吸引離開黨務工作。

例如，中央政治學校創校的明確目標就是為了培養高質量黨務干部。然而它事實上轉型成為一所公共行政學校，許多畢業生竭力擠進政府機關而不是黨務工作。

國民黨在戰爭時期，無論在中央、省或是地方階層，都倉促地舉辦了許多訓練計劃。但是黨務干部培訓工作經常被其它許多更為緊迫的需求所擠壓。因此在1937-1941年間，從事黨務工作的干部在國家培訓計劃僅占受訓人員的6.5%，而在地方培訓計劃中，則僅占受訓人員的2.1%。這些微不足道的數字再次反映出一種現象，即和上層黨務工作相比，地方黨務工作沒有受到重視，因此培訓工作無關緊要。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戰爭結束。

上述因素的綜合影響，不可避免地使基層組織產生了非常嚴重的道德和紀律方面問題。從歷史上看，國民黨從來不曾是一個以紀律嚴明著稱的政黨，唯一例外是對付共產黨分子。1930年代，國民黨屢次在黨紀問題上進行自殘，因為凡是反蔣介石運動領袖人物都會被“永遠開除黨籍”，然而一旦和蔣介石的矛盾消弭，他們的黨籍又會被恢復。這種情況對黨的紀律政策和執行機構的正義性和公正性，構成極大諷刺。

它只是證明所謂紀律者，無非是政治斗爭的借口，缺乏道德正義內容。

在抗戰的最初四年里，紀律持續下滑。1937-1941年間，盡管有大批黨員不稱職、懦弱、腐敗，甚至潛逃變節，但只有1827起違紀案件被送交中央監察委員會處理，而其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案件的判決是永遠開除黨藉，其它案件則僅僅以給予嚴重警告，或輕微的留黨察看處分而結案。

鑒于中央監察委員會完全不起作用，因此國民黨又另起爐灶地建立“黨員監察網”，藉此表明黨重整綱紀的決心，也反映出黨中央對黨紀日益惡化的擔憂。

監察系統設立于1940年10月，其用意是將黨內中統局長期以來進行的秘密偵查活動予以正規化和加強化。盡管監察系統成立時大張旗鼓，但是實際成效非常值得懷疑。因為這個擁有44000多名工作人員的龐大監察系統，在1944年度只讓541個違紀黨員受到嚴厲懲罰。這一記錄充分證明，一個黨員在戰爭年代，只要不公開投降日偽政權或投奔共產黨，就有足夠信心可以逃脫任何貪贓枉法罪責。戰時黨紀律實際上是自欺欺人。

以上敘述讓我們了解到，民眾對國民黨的蔑視其來有自。即使那些仍然堅持黨的政治理想者，也會鄙視黨部在地方上的所作所為。

4、何以沒法整改？

國民黨秘書長吳鐵城在1944年承認，黨顯然已無力在基層黨員中喚起任何熱情，哪怕是鼓勵黨員參加黨小組活動也力不從心。他對這種冷漠憂心忡忡，但卻公開表示無力扭轉局面。

簡言之，南京時期的軍事化趨勢雖然阻礙了黨的肌體成長，但至少還能夠履行有限度的統治職責。一旦戰爭爆發后，在地理、社會組織和人口文化等劇烈變化的沖擊之下，黨的機構全盤失靈。在1938年3月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以后，蔣介石本人對國民黨的批評變得更加嚴厲和頻繁。

他在有關戰時黨務的演講中，多次把黨的缺點歸結為紀律廢弛、道德敗壞、組織松散和機關官僚化，全部都敗壞了黨的聲望。蔣介石的批評也被中央黨部秘書長和組織部長重復引用。中央組織部部長朱家驊甚至在1942年底坦承，許多縣黨部的風紀和工作作風質量的惡劣程度，讓他簡直沒有顏面造訪他們的辦公室。該年初，陳誠在湖北恩施與干部訓練團學員對談中，也發現這些中高級公務員的受訓者普遍蔑視黨團，直指它們的負責人都是青年們所不齒者。

1944年5月，民眾對國民黨的憎厭達到了新高潮，以致歷來以行事溫順著稱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一次會議上，也忍不住嚴詞厲色地宣泄他們對黨組織部和黨領袖們的絕望情緒。

盡管這些批評顯示，黨內部分領袖并不是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存在，但重要的是他們永遠不可能像中共那樣在黨內發動大規模整風運動。如同國民黨最顯著的組織特色是它是由兩部分拼湊而成。一部分是大量的普通黨員，在戰時涌進國民黨，他們的權勢和支持來源來自地方權勢力量，而他們的效忠對象也是這些地方權勢力量。

另外一部分則是從東南沿海地區連根拔起，而棲身于大后方的國民黨領袖們。他們在名義上繼續占據領導地位，但實際上卻無法注入引進新的組織手段，去建立對普通黨員的溝通和領導。基本上，戰時國民黨已經淪為水上漂萍，對于廣大社會土壤，完全無法播種插秧而栽培成開花結果。

縱觀國民黨在長達八年戰爭年代的歷史，沒有執行過任何有實質意義的建黨整黨計劃，當然首先能夠歸罪的因素是戰爭破壞，使黨領袖們難以從事長期性整改計劃，但是還有兩個重要原因。

最直接的原因是國民黨過于倉促地引進了一大批有名無實的黨員，在形式上成立黨部，而縣鄉級以上黨部工作人員又可以用公款、領薪水，成為一個“在朝黨”。如此之黨，縱然經費不充裕而無法推展黨務，但卻可以支薪勉強糊口，進而運用手中權力去尋覓法外“生存之道”。在這個過程中出現的地方黨務干部，完全沒有使命感去培養社會深厚基礎和發展黨員。

他們心中所想，是如何運用黨的招牌追求自身利益，而不是探訪民隱為民喉舌，從廣大民眾中發展黨員，成為生產力，最后成為得力干部。這個鍛煉和訓練工作在基層完全沒有得到重視，其結果是黨務在基層虛有其表。有一群行尸走肉的黨員，更有廣大的漠不關心、甚至是心懷怨恨的民眾，以致造成黨的基層組織全面癱瘓，精神萎靡。

然而更深層原因，可能是蔣介石對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國民黨在革命過程中的作用的認識。有鑒于蔣介石在戰前一向偏重軍事而忽視黨務的歷史背景，即使他在抗戰時期想要加強黨的功能，可能也很難找到合適辦法和干部。

還有另外一個可能性就是，盡管他曾經公開而盡情地鄙視國民黨的無能，他也或許不會因黨的沉淪而過分擔憂。因為盡管戰爭的確帶來巨大壓力，但是蔣介石對中國革命的觀點，似乎依舊沒有修正。

他親自審定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就是最好證據。該書于1943年出版，是蔣介石對國民黨革命目標一貫看法的最權威論述。該書充滿了個人情緒化的論述，尤其是針對中國在西方帝國主義壓迫下所受的屈辱，強調要集中民族意志，廢除不平等條約，并將此視為民族革命的終極目標。

依他所見，以軍閥為表現形式的中國國內封建主義問題，已經因北伐成功而解決。相對而言，他強調此后國家的革命熱情必須全部投入到廢除不平等條約這一未竟的事業中去，因此號召民眾踐行“聯合”、“團結”、“公德心”和“奉公守法”，以求實現“中國之命運”。

按照蔣介石的這個思路，中國內部的社會經濟結構完全沒有進行革命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只要國民黨領袖們把重慶政府機關和軍隊牢牢控制住，則國民黨本身即使衰退也不致招致大禍。既然國民黨領導層存在著這樣觀點，無怪乎當他們看到普通黨員不僅不積極實施訓政時期各項事業，反而壓迫民眾和貪污腐敗時，也能對此聽之任之，并不產生危機感。這個認知上的惰性，在抗戰時期持續不斷。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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