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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亞東

近年來，網絡上有人把1949-1978年的“前三十年”，說成是為改革開放“打基礎”，稱之為“前人栽樹，后人乘涼”。這種觀點不僅顛倒了歷史因果，更試圖用“打基礎”的虛飾來掩蓋政治運動頻發、經濟困頓與社會創傷的歷史真相，模糊改革開放前后根本性的路線分野。若不正本清源，將扭曲全社會對改革開放真實意義的認知。

深圳城市風光 來源：Pixabay

統計數據本身就是無聲卻最有力的證詞。1952年，中國經濟總量占全球GDP的5.2%（世界銀行回溯數據），彼時中國尚處戰后復蘇期；而到1978年，這一比例竟萎縮至1.7%（中國政府網）。這意味著在所謂“打基礎”的三十年里，中國從全球第五大經濟體滑落至十名之外。

這一斷崖式跌落無可辯駁地說明，前三十年的制度安排非但未能夯實根基，反而導致國家經濟地位在全球視野中大幅衰退。當德日等戰敗國經濟迅速騰飛、亞洲四小龍強勢崛起之時，中國的持續相對下滑尤為醒目，深刻揭示了所謂“打基礎”的虛妄。

數據背后是更深層的體制困境。支撐現代化發展的真正基石——市場經濟、法治環境、產權保護與對外開放——在前三十年的實踐中，并未得到應有的發育和生長。

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徹底取締市場機制，扼殺了經濟主體的活力。從農業集體化、公私合營到大躍進、人民公社，一條剝奪農民自主權、消滅私有產權的政策鏈條清晰可見。僵化的指令性計劃導致資源配置嚴重扭曲，形成了“短缺經濟”的惡性循環。

大躍進時期宣傳海報 來源：維基百科

1978年改革的首要任務，正是革除這套積弊叢生的體制，而非“繼承”其成果。

同樣，在對外關系上，前三十年基本處于與世界市場和技術體系的半隔絕乃至對立狀態。不僅與西方主要經濟體斷絕聯系，1960年代后更與蘇聯陣營決裂，技術更新停滯，產業結構失調。對外開放的意義正在于徹底突破了前三十年構筑的樊籠，使中國得以大規模引進資本、先進技術與管理模式，實現追趕式、跨越式發展。

尤為慘痛的是，持續不斷的政治運動——從反右、大躍進到十年動亂——對社會結構和人力資源造成了毀滅性破壞。

知識分子被污名為“臭老九”，高等教育幾近癱瘓。1700萬知識青年被迫中斷學業上山下鄉，造成整整一代人的人力資本大斷層。

法治的脆弱萌芽被扼殺，社會信任瓦解，專業管理能力匱乏——當一個社會無法善待和有效使用其知識精英時，所謂“現代化基礎”不過是無本之木、空中樓閣。

再看看今天我們東北方的鄰邦，朝鮮作為固守前三十年模式不變的“活化石”，為我們提供了觸目驚心的鏡鑒。這個高度封閉、實行指令經濟和高壓治理的國家，深陷經濟長期停滯、民生凋敝、技術隔絕的泥潭。

朝鮮的窘迫存在，正是此類制度邏輯演進的必然歸宿，無情宣告了“打基礎論”的破產：如果中國當年未作轉變，沿著原有道路走到今天，等待我們的絕不會是水到渠成的繁榮，而只能是與之相似的貧困、失能的深淵。

從中國邊境臨江市眺望朝鮮中江郡，2024年2月29日

圖片來源：AFP via Getty Images

“改革”，顧名思義，就是對過往和改造和革命，在經濟領域更是一種顛覆性的鼎新和重構。1978年開啟的改革開放，其本質絕非歷史慣性的自然延伸，而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改革先驅們，在對前三十年沉痛教訓深刻反思基礎上，發起的政治路線與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轉向。

這是一場徹底的思想解放運動：沖破“兩個凡是”的桎梏，確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終結了教條主義的思想枷鎖；這是一次政治路線的系統性調整：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廢止“以階級斗爭為綱”，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策航向；這更是一系列制度層面的破冰：聯產承包責任制從根基上瓦解了人民公社體系，民營經濟破土重生并日益壯大，國門洞開引入外資激活市場，經濟特區以無畏探索開辟制度試驗田……

每一步都是對舊體制的決裂與重塑，是在否定泥沼中生長出的制度新芽。

鄧小平“不管黑貓白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的務實箴言，正是對前三十年空談意識形態、忽視發展實效扭曲邏輯的根本矯正。

改革開放中的鄧小平 來源：BBC

將這場充滿政治勇氣與智慧、于荊棘中開辟通途的偉大轉折，曲解為順理成章的“延續”或“水到渠成”，既是對先驅們改革精神的褻瀆，更是對歷史真相的篡改。

必須警惕的是，“打基礎論”的沉渣泛起并非偶然。這種論調實際上是一些網絡大V精心編織的話術，旨在模糊改革開放前后的歷史分野，為指令經濟思維和行政管控模式的回潮“招魂”“貼金”。

其深層次意圖在于侵蝕和掏空市場化改革的社會共識，為強化行政干預、壓縮市場空間、限制個體權利進行思想鋪墊與氛圍營造。這種通過重塑集體記憶來瓦解社會對改革開放價值認同的企圖，是一種極其危險的信號。

在直面歷史復雜性的前提下，我們不否認前三十年曾在重工業布局、特定基礎設施建設（如部分水利工程）及零散技術人才積累等方面取得成果。

但絕不能以這些局部光亮，去美化整體路線之謬誤。更不能將慘烈的經濟災難與浩大的人道代價的沉重話題，用所謂的“必要學費”或“發展陣痛”而輕輕帶過。

真正支撐中國經濟崛起并融入世界的力量之源——逐漸發育的市場機制、艱難起步的法治框架、擁抱全球的開放格局——恰恰是在奮力掙脫枷鎖過程中浴火重生的嶄新體系。它們是改革的成果，而非改革的前提。

所謂“打基礎論”，本質上是通過時空錯位的敘事魔術，遮蔽前三十年的沉痛教訓，貶低改革開放破舊立新的開創性價值。

統計數據像航標一樣指示著正確路徑的選擇：1952年中國GDP全球占比5.2%，1978年滑落至1.7%，而到2024年，這一數據已躍升為17%（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條陡峭的V字型曲線，正是改革開放與所謂“打基礎”三十年之間天壤之別的歷史注腳。

1980 - 2030 年（含預測）間，中國 GDP 隨時間推移呈逐步增長態勢

圖片來源：IMF

溫故知新，才能免于重蹈泥濘。 以鐵一般的意志捍衛“思想解放—市場經濟—對外開放”這一用苦難和鮮血換來的改革真諦，我們方能穿透迷霧，使中國巨輪永不偏離通向繁榮與尊嚴的主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