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秩序瓦解之后，可能轉向新的有共識的霸權秩序，也可能轉向破碎化、沖突的非霸權秩序。在前一種情況，每個國家的經濟結構與霸權的世界經濟相容；在后一種情況，由于沒有出現一種通行的世界經濟模式，因此各國的模式、各國實現積累的社會形態都是互不相容的。因此在非霸權周期， 各種模式之間的競爭會加劇。

制度的比較

由于舊霸權已經失去了統攝力，各國內部的秩序也開始動搖和瓦解，世界也就失去了一種通行的發展模式和治理模式。先完成國內霸權重構的國家，將在國際模式之爭中占得先機。如果這個國家實力超群，則將成為新的霸主，將內部制度推廣到國際上。因此在霸權轉換的過渡時期，各種模式之間的競爭將會加劇。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內部發展動態、制度特點，成為西方高度關注的對象。

2014年，國際關系英國學派的代表性學者巴里·布贊（ＢａｒｒｙＢｕｚａｎ）和喬治·勞森（ＧｅｏｒｇｅＬａｗｓｏｎ）提出了一個不同發展模式的分析框架：自由民主資本主義、社會民主資本主義、競爭性威權資本主義以及國家官僚資本主義。而這四種模式之間的不同是國家角色的大小。自由民主資本主義鼓吹市場作用，限制國家作為，施行民主；社會民主資本主義盡量平衡市場、國家與民主三者的關系；競爭性威權資本主義則傾向于國家控制市場，同時限制民主；國家官僚資本主義拒絕民主，其國家與市場的關系也比較密切，難以判然分開。 這四種模式中，前兩種可攏括稱為“民主資本主義”，后兩種可攏括稱為“威權資本主義”。

這四種模式，是為了便于論述和比較而構建出來的理想模型，在現實生活中并沒有完全對應的國家，且現實情況也在不斷變化。布贊與勞森認為， 大體而言，英國、美國以及其他英國血統的國家是自由民主資本主義，歐陸大部分國家、南美、日本、印度和韓國是社會民主資本主義，俄羅斯、伊朗、坦桑尼亞、肯尼亞、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屬于競爭性威權資本主義，一些亞洲的社會主義轉型國家、大部分海灣君主國以及一些中亞國家則屬于國家官僚資本主義。

四種模式各有優劣。自由民主資本主義國家是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以來全球“新自由主義轉型”的先鋒，金融與債券市場最為發達，受危機沖擊也最大。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美國向新自由主義轉型之后，工人的工資上漲幅度受到了抑制。為了提升民眾的購買力，信貸業發展起來，民眾借債購物、 借債買房成為常態。如果房價能一直保持升勢，且通脹和利息都能保持穩定，這種情況倒也無所謂，民眾確能獲得實際好處。但是一旦通脹率增高， 銀行隨之上調利率，買房的人就會減少，而手里有房的人將面臨雙重壓力：房產價格下降、還貸金額增加。到了一定程度，樓市崩盤，樓市背后的金融風險爆發，便就導致了２００８年的金融危機。自由民主資本主義國家應對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的方式多為控制通脹、削減政府開支，外加央行的量化寬松政策。但這種方法如要起效，就必須同時配合經濟增長，否則就會加劇貧富分化。

與自由民主資本主義相比，社會民主資本主義中的“社會”成分更為突出，也就是說，更強調社會整體的福利與責任。在社會民主資本主義國家中，國家的角色更為突出，不但親自引導產業發展，還要負責為民眾提供福利。通常說來，自由民主資本主義危機多、風險大、不平等嚴重，但增長快、 就業率高；社會民主資本主義則正好反過來。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社會民主資本主義國家（歐陸國家）因為與自由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美國）關系緊密而受牽累，自身也陷入危機之中。在德國帶領下，歐元區主要以緊縮作為應對危機的主要政策，甚至比美、英還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與美、英相比，歐元區經濟增長更為緩慢，而民眾對不平等的容忍程度更低，因此緊縮政策對歐元區所帶來的沖擊更大。

競爭性威權資本主義國家中也有選舉，但因達不到“公平、公正、公開” 的選舉標準而仍被西方民主國家視為異類。這些國家通常有一個占統治地位的政黨，推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對社會的管控相對嚴格。不少國家既保持了政治穩定，也實現了經濟增長。在２００８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競爭性威權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表現總體優于民主國家。這主要是因為它們與全球金融市場的聯系不是那么密切，而且應對危機的決策更為迅速有力。２０１１年的“阿拉伯之春”也并未削弱競爭性威權主義國家的優勢。東歐國家匈牙利的總理歐爾班在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６日的一次講話中指出：“今天，世界試圖去理解那些非西方、非自由，甚至非民主，卻非常成功的國家。”他認為“自由民主國家已經不能保持全球競爭力”，并表示匈牙利要建設“非自由民主”國家。此番講話震動了西方世界。

國家官僚資本主義對海外資本開放，市場有活力，也有表現不錯的本土企業，但與此同時國家在市場中扮演突出角色。競爭性威權資本主義和國家官僚資本主義也有缺陷。在施行這兩類模式的國家中，官商太近，易生腐敗；由市場發展所導致的社會多元化的活力未能得到及時有效疏導；貧富分化十分嚴重，甚至甚于自由民主資本主義國家。

重估“歐洲模式”

競爭性威權資本主義和國家官僚資本主義強調國家的功能，力圖在現有條件下以國家之力引導資本、聚集資本、發揮資本的戰略潛能。這種做法在全球競爭中優勢漸顯，在全球金融危機后受到了廣泛關注。

歐盟委員會曾在２０１０年的一份文件中指出：“當歐洲需要解決它自己的結構性弱點的時候，世界已經快速前進，十年后將是非常不同的面貌……來自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競爭正在加劇。中國和印度等國家正大力投資科研技術以助其產業爬升價值鏈、‘躍’入全球經濟……”英國《經濟學家》雜志在２０１２年曾推出特刊討論“國家資本主義”，稱“在西方自由資本主義遭遇危機之時，新興市場中崛起了一種新的、強大的國家資本主義”。

到了２０２４年，歐洲的緊迫感更強了。這一年，歐盟邀請兩位“老領導” 領銜撰寫了兩份關于歐洲競爭力的重磅報告，并將這兩份報告作為歐盟改革的重要參考。第一份報告是意大利前總理萊塔（ＥｎｒｉｃｏＬｅｔｔａ）于當年４月公布的《不僅僅是市場》。第二份報告則是意大利前總理、歐洲央行前行長德拉吉（ＭａｒｉｏＤｒａｇｈｉ）于９月發布的報告《未來的歐洲競爭力》。

德拉吉的報告更為詳盡、開闊和尖銳，更受歐盟及歐洲媒體重視。歐洲主流精英也在很多場合闡述了與此報告類似的觀點。德拉吉報告的主要參照國家是美國和中國（尤其是美國），并將歐洲的競爭力、國際影響力與歐洲發展模式聯系起來。可以說，該報告代表了歐洲主流精英關于歐洲發展模式特點、其所面臨困境、困境的原因及主要解決辦法的系統、清晰的闡述。

首先，德拉吉報告概括了歐洲發展模式的特點，對此作高度評價，并稱應堅持此模式。報告如是概況歐洲發展模式：“歐洲模式結合了開放的經濟、高度的市場競爭、強有力的法律框架以及消除貧困和財富再分配的積極政策。這種模式使歐盟既實現了高水平的經濟一體化和人類發展，又降低了不平等程度。”報告指出，歐洲絕不能為了追求經濟增長就犧牲歐洲的基本價值觀：“歐洲的基本價值觀是在可持續的環境中實現繁榮、公平、自由、和平與民主。歐盟的存在是為了確保歐洲人能夠始終受益于這些基本權利。如果歐洲不能再為其人民提供這些權利———或者不得不在它們之間進行權衡取舍———那么歐洲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換言之，歐洲主流精英十分重視歐洲發展模式中所蘊含的“公平”和“積極非財富再分配”，并不打算在任何改革中舍棄此特色。報告在列舉歐洲所取得的成績時自豪地指出，“歐洲的收入不平等率比美國和中國低約１０個百分點”。報告還特別指出，民眾對全球化的反感恰恰說明，歐洲應該比過去更加重視社會融合問題———“只有在強有力的社會契約的配合下，轉型才能為所有人帶來繁榮”。

其次，報告以十分嚴厲的口吻，指出了歐洲發展模式當前面臨的困境。 從內部看，歐洲的生產率增長十分緩慢，這使得歐洲缺乏實現其社會和地緣目標的底氣。“歐盟提出了一系列雄心壯志，如實現高水平的社會包容、實現碳中和以及提高地緣政治相關性等，這些都有賴于穩健的經濟增長率。 然而，過去二十年來，歐盟的經濟增長速度一直低于美國，而中國則在迅速追趕。”據稱，歐盟的勞動生產率從１９４５年相當于美國的２２％上升到１９９５年的９５％，但隨后勞動生產率增長放緩，回落到美國水平的８０％以下。而從外部看，冷戰結束后支撐歐洲經濟增長的三個外部條件——貿易、能源和防務——正在逐漸消失。歐盟是非常依賴國際自由貿易的經濟體。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歐盟的國際貿易占ＧＤＰ的比重從３０％上升到４３％，而美國則從２５％上升到２６％。然而，多邊貿易秩序目前深陷危機，世界貿易快速增長的時代已經過去。在能源方面，俄烏沖突后歐盟停止使用俄羅斯油氣，失去了廉價的油氣資源。在防務方面，歐盟長期依靠的美國“保護傘”和戰后長期享有的“和平紅利”也消失了。

最后，報告給出了歐盟的應對思路。歐盟歸根結底還是要通過提高生產率從而提高競爭力；與此同時，必須保證外部環境的“公平”和“和平”。對于面臨不公平競爭環境的個別行業，歐盟應該創造必要的公平競爭環境。 這一點，實際上是針對一些國家的“國家補貼”等政策。報告又指出安全是可持續增長的先決條件，因此歐盟還要抵擋重大的地緣政治沖擊。這一點主要指的是俄烏沖突對歐洲安全架構造成的損害。

值得指出的是，從德拉吉報告看，一方面，歐洲主流精英認為，歐盟在提高競爭力時，雖然要調動市場競爭，但不想讓“市場”不受限制。比如，報告在指出歐盟要在創新方面向美國學習的同時，也強調“應避免美國社會模式的弊端”。而另一方面，歐盟精英認為，歐盟在維護有利國際環境的同時，雖然應該發揮國家和歐盟的作用，但不應該讓“國家”壓倒“市場”。比如，報告專門指出，提高競爭力“不應被狹隘地視為一場零和游戲”。歐盟不能一心提高全球市場份額、提高貿易順差、制造產業巨頭，因為如果這樣做，可能就會扼殺競爭和創新，還可能會壓低工人工資。雖然歐洲應該大力發展高新前沿技術，但同時應該高度重視培訓工人的技能，否則“人工智能也可能破壞歐洲的社會模式”。

簡言之，歐洲精英將美國和中國作為自己發展模式的主要比較對象，希望從中得出應對國際秩序動蕩的有益啟示。某種程度上，歐洲從美國學習了“市場”，從中國學習了“國家”。但是，歐洲珍視自己的“社會民主資本主義”，希望維持其價值觀、追求相對均衡的發展，并不希望變成“美國”，也不希望變成“中國”。

來源：特約撰稿 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