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電視劇《亮劍》的人，相信都對李云龍、孔捷和丁偉在軍事學院進修時那段關于“授銜”話題的插科打諢印象深刻，用丁偉的話講：

雖然只是小說和影視劇中的虛構趣事，但在真實歷史上，也確實有這么一段類似的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恰是有著“無銜將軍”之稱的耿飚與“和尚將軍”許世友。

有意思的是，建國后的許世友在與耿飚的一次交流中提到了“未來會授什么軍銜”的話題，不料幽默風趣的耿飚當即笑著答復他：

此話一出，二人面面相覷，不由分說的會心一笑。

在新中國的57位開國上將中，許世友的資歷、軍功和排名不可謂不靠前。按照耿飚的說法，如果參加授銜，自己豈不是要位列大將行列？

其實，放眼當時的一眾開國元勛們，未參與授銜卻有資格被授予大將的大有人在，如程子華、李先念、滕代遠等人，都是名副其實的大將之才。

相比之下，耿飚給人的印象更多的還是在建國后從事政治工作的“文官”形象，但實際上，耿飚的風格卻和許世友有些類似，早年也是個“猛張飛”式的人物。

1922年底，蔣先云和毛澤覃受教員之托前往水口山礦開展工人運動，到達水口時，二人在當時眾多童工中發現一個身體壯實、健步如飛，背著重物也如履平地的少年，來了興趣的毛澤覃上前一問，才知道此人名叫耿飚。

在毛澤覃開辦的工人俱樂部里，耿飚也是備受關注的那個。毛澤覃親自教他文化，帶他學習英語，一系列的施教舉措也為他后來從事外事活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早期工人運動期間，耿飚因為腿腳靈活而被任命為聯絡員。不久后，耿飚帶著由水口礦工組成的游擊隊員參加了紅軍，擔任紅3軍第9師的偵察參謀。

自幼習武且身體健壯的他在戰場上迅速成長，在那個紅軍裝備匱乏，普遍以冷兵器持械近戰的年代里，耿飚一把大刀耍得虎虎生風，即便徒手對敵也很難被傷及分毫。

除了勇猛外，耿飚的軍事智慧也十分在線。首次反“圍剿”的戰斗中，紅9師師長徐彥剛見26團遲遲攻擊無果，索性讓耿飚前去查看和督促。結果，耿飚卻現場指導全團利用附近池塘旁邊的土坎作掩護，沖過封鎖地帶，沿小路向敵后方攻擊，最后一舉突破了敵軍的防線。

戰斗結束后，耿飚因功被提拔為紅9師作戰科長。隨后，在師長徐彥剛的倡議下，紅9師正式建立起一個專門培訓連、排干部的教導隊，而耿飚則被任命為第一期教導隊隊長兼政治指導員，成了名副其實的軍事教員。

當然，相比于教授軍事知識，耿飚最擅長的還是實戰較量。而讓他大放異彩的，正是長征初期的那次湘江之戰。時任紅1軍團4團團長的耿飚因身患瘧疾，原本是被安排留守蘇區的，經過一番對上軟磨硬泡后，耿飚才搭上了長征的末班車。

紅軍在闖過三道封鎖線到達最為兇險的湘江邊時，面對越來越多的圍追堵截敵軍，耿飚和楊成武率紅4團艱難阻擊敵人的圍攻。形勢千鈞一發之際，耿飚再次掄起大刀沖向敵陣，最終為全軍突破湘江封鎖線贏得了寶貴時間。

遵義會議后，紅軍進行了一次部隊縮編，時任紅7軍團19師師長的黃開湘改任紅4團團長，耿飚則被調往紅1師任參謀長。

之后，紅軍三大主力正式會師于陜北，耿飚與其他師級干部一起進入紅軍大學學習。在這里，耿飚結識了紅四方面軍中大名鼎鼎的許世友。

同為紅軍中的“大刀團長”，同樣年富力強、武藝精湛，耿飚和許世友二人很快就有了一見如故的感覺。

在抗大學習的間隙，二人還會時不時的在操場上表演一番自己擅長的武藝招式。有意思的是，不同于拜師少林的許世友，耿飚的武功來自于家傳，其父耿楚南便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雙鉤大俠”。

因此，論拳腳功夫，耿飚自然是不懼許世友的。但為避免傷了和氣，耿飚還是建議雙方各自表演擅長領域的功夫，也算是“以武會友”了。

抗戰爆發后，耿飚與許世友雖然身處天南地北，各自征戰一方，但彼此卻心意相通。即便多年后相見，二人之間仍有說不完的話。

許世友一生保持著農民的純樸本色，始終堅守在軍事指揮的前沿，即便在古稀之年，依舊掛帥指揮了對越自衛反擊戰的東線戰役；而耿飚則專心致志地從事起參謀工作，由“猛張飛”轉變成“諸葛亮”。

加上耿飚又善于學習和接納新鮮事物，不僅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自學《工程學》而成為紅軍中的“架橋專家”，還通過長征期間繳獲的照相機拍攝了許多珍貴的照片，成為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撰寫《西行漫記》時的珍貴素材。

正是這種濃厚的好奇、好學精神，讓他在參謀長的位置上愈發出色。抗戰爆發后，耿飚任129師385旅參謀長，大部分時間都留守在陜甘寧邊區。而同一時期的許世友則在膠東“打紅了山東半邊天”。

至1944年，耿飚奔赴晉察冀軍區擔任副參謀長兼聯絡部長，在抗戰進入尾聲后指揮部隊一舉收復了被日軍占領多年的塞外重鎮張家口。

解放戰爭全面爆發后，耿飚任晉察冀野戰軍參謀長，先后參與指揮了石家莊外圍戰役、正太戰役、青滄戰役和保北戰役，占領了數十個縣城和軍事要點，殲滅了大批敵人。

不過，就當時的總體情況而言，晉察冀野戰軍在傅作義的壓制下打得并不算太好，直至年過花甲的朱老總親自到晉察冀整軍備戰，并組建以楊得志任司令員、羅瑞卿任政委、耿飚任參謀長的“楊羅耿”黃金組合后，局面才有了顯著的逆轉。

之后，根據教員打殲滅戰的精神，耿飚協助司令員楊得志先是策劃了清風店戰役，全殲國民黨整編第3軍，生擒軍長羅歷戎；隨后又參加了解放石家莊戰役，使石家莊成為解放戰爭中首個被我軍攻克的大城市。

隨后，耿飚所在部隊改編為華北野戰軍第2兵團，在參加完平津戰役后，第2兵團正式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9兵團，耿飚繼續與楊、羅搭檔，擔任19兵團副司令員兼參謀長一職。

隨著19兵團加入第一野戰軍建制并陸續參加了太原、咸陽以及蘭州戰役，耿飚的職業軍事生涯也隨之出現了轉折點。

新中國成立之初，在周總理的提議下，耿飚脫去軍裝進入外交戰線，成了有名的“將軍大使”。有意思的是，在出使瑞典時，當地的武官曾問及耿飚在戰爭年代的統兵數量，耿飚不假思索的回答了句“大概十幾萬吧！”這名武官倒吸一口氣，肅然起敬地對耿飚說道：

1955年全軍大授銜時，耿飚因為早已離開軍事系統，不出意外地沒能參加授銜。而他的老戰友許世友則獲授上將軍銜。

值得一提的是，許世友曾專門就授銜一事詢問過耿飚本人的看法，而耿飚則是半開玩笑的對他說：

當然，對于歷盡滄桑的兩位革命老戰友而言，這不過是一個趣談，但即便耿飚接連錯過了1955和1988年的兩次全軍授銜，但他卻打破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一個任職記錄，即繼羅瑞卿逝世后，耿飚成為新中國第一個沒有軍銜的國防部長。

盡管沒有軍銜，但對一個軍人而言，這又是一份難得的殊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