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冬天，湖北江陵縣的風刮得尤其寒冷，吹得人臉都生疼。一輛軍綠色的車在土路上顛簸，車后座上，武漢軍區司令員楊得志眉頭緊鎖，手里攥著一張泛黃的紙條，上面歪歪扭扭寫著“江陵縣熊河鎮，侯禮祥”。

“快到了嗎？”楊得志問司機。他剛到武漢任職沒多久，心里一直惦記著這位30多年沒見的老戰友。當年在長征路上，侯禮祥就是他手下最勇猛的營長，強渡大渡河時，侯禮祥更是第一個跳上木船，頂著槍林彈雨往前沖。

可自打1939年侯禮祥負傷回鄉，兩人就斷了聯系，只偶爾從老戰友嘴里聽到些模糊的消息。

1929年，侯禮祥在江西碰上紅軍擴編，招兵的時候，負責登記的文書聽旁人都叫他“禮祥”，隨手就在登記冊上寫了“李祥”。那時候兵荒馬亂，誰也沒把這當回事，侯禮祥自己也覺得，叫啥都行，能有口飯吃、能打反動派就行。

在部隊里，侯禮祥是出了名的不怕死。1934年長征，強渡大渡河時，他是先鋒營的班長，抱著木板就往對岸沖，子彈嗖嗖從耳邊飛過，他愣是沒躲一下，還拉著后面的戰友往前沖。

楊得志當時是團長，在岸邊看得清楚，戰后更是拍著他的肩膀說：“侯禮祥，你小子命真是比石頭還硬！”

湘江戰役更險。1934年11月，紅軍被國民黨軍圍在湘江邊，侯禮祥背著受傷的楊得志往外沖，后背中了一槍，血順著衣服往下淌，他咬著牙說：“團長，你別睡，咱還得看勝利那天呢！”最后硬是把楊得志拖到了安全地帶，自己卻昏迷了好幾天。

1939年，侯禮祥在一次戰斗中被炮彈碎片炸傷了腿，走路一瘸一拐的，沒法再上戰場。組織上找他談話，說湖北敵占區需要人潛伏，讓他回江陵，化名“侯文彬”，假裝成國民黨的聯保主任，給紅軍送情報。

臨走前，領導把他的紅軍證明、立功獎狀都裝在一個木盒子里，囑咐他：“這是你的根，藏好了。”侯禮祥把木盒子埋在老宅的地窖里，隨后就回了江陵。

白天，他穿著長衫，跟國民黨的人虛與委蛇，晚上就借著月光寫情報，讓地下黨同志偷偷取走。有好幾次，差點被發現，他都憑著機靈躲過去了。村里人背后罵他“漢奸”，他聽見了也不辯解，心里想：等革命勝利了，你們就知道我是干啥的。

可沒等勝利，意外先來了。1943年，村里來了伙土匪，把他家翻了個底朝天，地窖里的木盒子也被偷走了。侯禮祥急得滿嘴起泡，那盒子有他攢的幾塊銀元，這就算了，他的證明可都藏在那個盒子里。從那以后，他心里總是惦記著：沒了證明，以后咋跟組織認親？

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傳到江陵，侯禮祥半夜里睡不著，蹲在門口哭了半天。他想，這下好了，能堂堂正正說自己是紅軍了。可當他找到縣里，說自己叫“侯禮祥”，是紅軍營長，工作人員翻遍了檔案，都說沒這人。

“你是不是記錯了？”工作人員問。侯禮祥才想起當年名字被寫成“李祥”，趕緊說：“可能登記成‘李祥’了。”工作人員又查，還真有個“李祥”，籍貫、參軍時間都對得上，可備注里寫著“1939年失蹤，疑叛變”。

“你看，”工作人員指著檔案，“這人是叛徒，你可不能亂認。”侯禮祥急得直拍大腿：“我不是叛徒，我是去做地下工作了！”

可他說不出具體聯系人，當年的地下黨要么犧牲了，要么失聯了，誰能為他作證？

更糟的是，有人翻出他當年當“聯保主任”的事，說他“幫國民黨做事”。1957年，“反右”的時候，他被定成“反革命分子”，送去勞改，一去就是十年。

在勞改隊里的時候，他聽說楊得志當了大官，托人寫了封信，說自己是“侯禮祥”，是他的老部下。可送信的人不認識字，把信交到縣里，干部一看，字歪歪扭扭，還敢提楊得志，直接扔了，說“這是騙子”。

1971年，侯禮祥勞改期滿回家，腿更瘸了，身子也垮了。他聽說楊得志在濟南軍區當司令，心里又燃起一點希望。這是他最后的機會了。家里啥都沒有，他帶了些干糧，拄著根木棍就往濟南走。

從江陵到濟南，幾千里路。他沒錢坐車，只能步行，餓了討口飯，渴了喝河水。侯禮祥拖著傷腿，走一步挪一步，鞋磨破了，就用布裹著腳，腳上的血泡破了又結，結了又破。走了好幾個月，終于到了濟南軍區門口。

站崗的哨兵見他破衣爛衫，以為是要飯的，把他往外趕。“我找楊得志司令，我是他戰友侯禮祥！”他喊著。哨兵瞪他：“司令是你想見就見的？快走！”

侯禮祥就坐在門口不走，從早上坐到天黑。有個老兵路過，見他不像騙子，問了幾句，聽他說得出當年強渡大渡河的細節，心里動了動，就進去通報了一聲。

楊得志正在開會，聽說有個叫“侯禮祥”的老兵找他，心里“咯噔”一下，這名字他記一輩子。趕緊散會，跑到門口，一看見侯禮祥，眼淚就下來了。眼前的人，頭發花白，滿臉皺紋，穿著破爛的衣服，跟當年那個虎虎生風的小伙子判若兩人。

“禮祥……”楊得志拉住他的手。侯禮祥看著他，嘴唇哆嗦著，半天說不出話，最后就說了一句：“首長，我找你找得好苦啊……”

兩人在辦公室里聊了一下午。侯禮祥把這些年的事一說，楊得志聽得直嘆氣，罵自己“沒照顧好老戰友”。他寫了封證明信，說“侯禮祥（曾用名李祥）系我部老紅軍，1939年奉命從事地下工作，忠誠可靠，望地方政府妥善安置”，還給他塞了些錢，讓他回家。

侯禮祥揣著信往回走，心里踏實多了。可走到半路，錢和信都被偷了。他一下子癱在地上，覺得天塌了，這是他最后的希望啊。

回到家，侯禮祥徹底蔫了，病也加重了，躺在床上，連口熱飯都吃不上。村里人見了，有的可憐他，有的躲著他，說“這特務，活該”。

1973年，楊得志調任武漢軍區司令，一到任就打聽侯禮祥的消息。有人說“江陵有個叫李祥的老頭，據說以前是紅軍，現在病得快不行了”。楊得志心里一緊，趕緊讓人查，越查越覺得就是侯禮祥，立馬坐車趕了過去。

看到侯禮祥的樣子，楊得志又氣又心疼。他當即召集縣里的干部，拍著桌子說：“侯禮祥是我親眼看著打仗的英雄，當年強渡大渡河，他第一個沖上去；湘江戰役，他背著我突圍，差點犧牲。你們說他是特務，有證據嗎？”

干部們支支吾吾，說“檔案里是那么寫的”。楊得志說：“檔案錯了！我來證明！”他馬上給楊勇打電話，楊勇也是當年的老戰友，認識侯禮祥。楊勇一聽，當即說：“我作證，侯禮祥是好同志！”

兩個開國上將作證，縣里不敢怠慢，可還是有人質疑：“地下工作的事，得有更權威的證明。”楊得志想起當年安排侯禮祥潛伏的是葉劍英，又給葉劍英寫了封信。葉劍英一看信，立馬回了，說：“侯禮祥1939年確系我部安排潛伏，任務完成出色，忠誠不二”。

有了葉劍英的證明，誰也不敢再懷疑了。1975年，江陵縣重新審查，認定侯禮祥是老紅軍，地下工作經歷屬實，給他平反了。

平反那天，侯禮祥拄著拐杖去了縣里。干部給他鞠了一躬，說：“對不起，讓您受委屈了”，還給他發了補貼，每月40塊，雖然不算多，可那時候也夠他生活了，看病也能報銷。

侯禮祥拿著補貼，先買了兩斤肉，給老伴燉了鍋湯，老伴跟著他受了一輩子苦，從沒吃過幾頓好的。他還去村頭的小賣部，買了張毛主席像，貼在家里最顯眼的地方。

從那以后，侯禮祥的日子慢慢好起來。1991年，侯禮祥去世，享年79歲。去世前，他拉著兒子的手說：“別忘了楊司令，別忘了黨，是他們給了我清白。”

楊得志后來聽說他去世的消息，嘆了口氣，說：“禮祥是個好兵，一輩子沒享過福，卻為革命吃了一輩子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