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27日中午,我和朋友正在吃火鍋,忽然手機收到一條微信,是我同事發來的,打開一看,我神經頓時緊張起來。
“聽說你們小區昨晚有一個年輕人跳樓了?就在我住的這一棟!”
同事是外地人,租住在我居住的小區。這個小區是我們村拆遷后的回遷安置房,緊鄰我們工作單位——我們村所屬的街道辦事處。這時,我想到早上打開微信,看到16號樓群里有人在議論,說昨晚凌晨聽到有人在樓下嚎啕大哭。現在想來,這肯定與同事所說的跳樓事件有關。
那跳樓的會是誰呢?16號樓都是小戶型,居住的大部分都是租戶,如果是年輕租戶跳樓,那大概率跑不掉兩個原因:感情和工作。也是,經過三年疫情,大家的神經都被磨成了一層薄薄的窗戶紙,稍遇事端,就會被捅破,走向崩潰,墜入萬丈深淵。
飯畢,我打電話給母親,她解開了我的疑惑:跳樓的人是王釗。不是租戶,是我們村的人。當然,也是這個安置小區的人。
我和王釗并不相熟,他比我小四五歲,二十七歲,和我堂弟是同齡人。在此之前,從堂弟那里,零零散散聽說過他的一些事情。為了趕上拆遷安置補償,王釗不到法定結婚年齡,就與鄰村的一位同齡姑娘閃婚,還連生倆娃,兩個孩子一個年初生,一個年尾生,屬相都是一樣的。拆遷之后,補償款到手,他漸漸染上賭癮。加之,雙方缺乏感情基礎,妻子索性與他離了婚,同時將自己名下那套安置房出售。但后來,又聽說他和妻子又復婚,重新購回了這套房。
而這次他的跳樓身亡,可能也與這些過往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數天之后,和堂弟在一起吃飯,我才算是了解到事件的原委。
王釗復婚后,并未改掉賭博的惡習,欠下數十萬元的債務。更為糟糕的是,他私自挪用所在工廠的公款幾十萬元,作為賭本,以求翻盤,不想又是血本無歸。為此,他家里天天雞飛狗跳,他每天都得面對著妻子和長輩的謾罵和指責。
跳樓那天晚上,他先是在朋友家喝酒,喝多后回到家。妻子看到他這副醉生夢死的樣子,劈頭蓋臉對他就是一頓輸出,然后又把他母親叫過來,開始第二輪批斗。可能是他本就承受不住自己所造下的后果,加上酒精的催化,便奪身而起,打開窗戶,從10樓一躍而下。
王釗父母居住的那棟樓在我家北側,樓層與我家在同一高度。我的書房向北,正好可以觀望到他家的客廳。那幾天晚上,我坐在書房,隔窗望去,總能看到唏噓的一幕:客廳聚集著親朋,每個人都面色凝重,垂頭喪氣,三三兩兩的年長婦女握著王釗母親的手,嘴巴開開合合,不用猜,也知道盡是安慰的語言。他父親時起時坐,佝僂著背,背影比平時蒼老消瘦了許多。
夜深后,眾人散去,唯剩老兩口坐在沙發上如雕塑般一動不動。
這一幕在我心底久久揮散不去。王釗之死不足為惜,可他父母又憑什么要承受白發人送黑發人之痛呢?大家被時代洪流裹挾著離開世代居住的村莊,搬進嶄新的安置樓房,開啟城市生活,內心肯定是對未來充滿期待的。可是,誰又能料到,在這城鎮化進程的車輪之下,好多人丟失了成長的根基,迷失了回家的方向,喪失了奮斗的初心。甚至,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
在高樓拔地而起之時,我們是否做好了居住進去的準備。難道,樓越高,只是為了跳樓更方便嗎?
村莊,剎那即逝
我們村是鄭州市東北郊區的一個普通村莊。2013年9月份,響應政府合村并城政策,全村開始搬遷,村里的建筑也在一周之內全部拆除完畢。
臨近拆遷,恰逢我高中畢業暑假的最后幾天。當時,我正忙著準備大學報到所需的各種材料以及生活用品。入學前夕,我幫著父母完成了有史以來最浩蕩的一次搬家行動,與他們一起,向這座祖祖輩輩生活了數百年的村子做了最后的告別。
入學后,我時常會與父母通電話,順便了解村里的拆遷進度:今天張三家的房子被推了,明天李四家的院子被平了,“昨天拆到××家了,今天剛到你大爺家,別看他家只有兩層,可當初打的是7層樓的地基,每層都打圈梁,用的都是16號的鋼筋,難拆得很,兩輛鉤機捯飭了一個上午才推平。”
就這樣,我從與家人的電話中掌握著這座村莊“死亡”的全過程。
但耳朵帶來的寞落始終無法與眼睛帶來的震撼相比擬。中秋假期,我著急忙慌地離校返家。當我在村西的107國道下了出租車,站在路邊,一眼望去,村里所有建筑已經蕩然無存,映入眼簾的,是村子最東邊的賈魯河河堤。在此之前,我總覺得從村西穿過整個村莊到賈魯河畔,是一段很漫長的路程,而現在站在這里,沒有了那曾參差林立的房舍、樓宇,這段漫長的路程瞬間變得只有一眨眼皮那么近。
拆遷之后,村民們各自分散,很多人沒有額外的房產,會選擇租房子住。有些村民為節約居住成本,會在尚未被征收的耕地里搭幾處活動板房,作為暫時的居所。不過,這種形式只有極少數村民選擇,因為,耕地很快也被政府征收。
我家選擇了在外租房,一住就是6年。
拆遷后,開發商每半年給居民發放一次過渡費,用于村民在過渡期的生活開銷。過渡費每人每月1200元,3年后若未如期完成回遷,費用標準則翻一番。
因此,村民們大多能輕松承擔在外租房的成本。
人口的沉浮變換
拆遷安置政策規定,在分房戶口截止前,凡是正常婚遷和新出生的人口,在本村依法落戶的,均享受安置待遇。因此,很多家里有適齡青年的村民,都早早將孩子的婚姻大事提上日程。那幾年村里可謂“喜事不斷”。
領證、遷戶口,然后按期領取過渡費,坐等分配安置房。如果時間充裕,能趕在戶口截止之前將孩子生下并落戶,那就又多一人享受安置待遇。
那些未到法定結婚年齡的青年,即使結婚,也無法領取結婚證。沒有結婚證,女方就落不了戶。沒關系,雙方可以先舉辦儀式,把孩子生下來,男方帶著孩子去做親子鑒定,然后拿著親子鑒定報告去戶籍室給孩子落戶。這樣,就可以先將孩子的安置待遇握在手中。
王釗和他妻子正是走的這種途徑。
所以,從拆遷啟動到戶口截止,短短6年,原本一個只有四五百人的小村莊,人口竟比6年前翻了將近一番!隨之而來的,是離婚率的空前攀升,王釗的跳樓悲劇,也可以說是由此而產生的。
其次,一些村民也時刻謀劃著如何最大限度地攫取安置資源。政策明文提出,男女雙方結婚時,女方若攜帶有16歲以下的子女,該子女也可享受安置待遇。
我有一位本家叔叔,獨身一人,與一位帶有一個10歲女孩的單身媽媽,辦理了結婚和戶口登記。這樣,母女二人順利領取到過渡費,待到分房時,母女二人共分得200(每人80平住宅20平商業用房)平米安置房。按照先前約定,過渡費歸母女二人自由支配,我叔叔留給他們母女二人一套60平米的房子,剩下140平米則歸我叔叔所有。一切風平浪靜塵埃落定后,二人再解除婚姻關系,互不糾纏。
在拆遷前后,類似于這種“假結婚”“假離婚”的案例不在少數。為了各取所需,瞄準安置政策的空子,能鉆則鉆,尋求利益最大化,實現“雙贏”。可真結婚也好,假結婚也罷,唯一不變的,是人口野蠻地增長。
人口急劇膨脹的同時,也有一大批人未能挺到喬遷新居的時刻。這其中大部分都是由于年老和疾病而離世的,也有一些,因意外而匆忙掉隊。
鄰居王高,去世時剛剛50出頭。他家也是拆遷后在附近一個安置小區租房子生活。有天晚上,這個小區有人家辦喪禮,吹吹打打非常熱鬧,王高抱著3歲的小孫子也前去圍觀。誰承想這家人放炮時,一顆未在空中炸響的禮炮,從半空中落了下來,正好掉在王高的衣領處,隨著禮炮的綻放,王高脖頸處大動脈被炸斷,當場死亡。幸的是,懷里的小孫子竟未受波及,沒有受傷。
這件事發生在距離拆遷時的3年半后,已經超過開發企業當初承諾的分房期限。
如果開發企業能夠如約完成安置小區的建設,村民們能夠按期搬進新居,那么,像王高這樣帶著遺憾和意外而離去的那些村民的前途命運,是否會被改寫?
預支人生
王釗的故事,并不是個例。
我們村位置偏遠,與那些都市村莊的拆遷不可同日而語。即使這樣,對于祖祖輩輩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來說,最終到手的安置款項也是以往不可想象的。他們不知要在土地上辛勤耕耘多少年,在魚塘里揮灑多少血汗,才能獲得這樣一筆“巨額”收入。
對于即將邁入社會的青年人來說,這筆“飛來橫財”,以及若干年后到手的大幾百平米房子,也堆砌了他們迷失自我,開啟紙醉金迷生活的底氣。這中間有做投資的,有開網吧的,有玩高利貸的,但更多的還是像王釗那樣,走上了賭博的不歸路。
有一位年齡比我小一歲的同村男孩小張。小張和妻子也屬于閃婚,妻子娘家是外地一個偏遠山村的,當初也是了解到我們村剛好拆遷,經人介紹,嫁給了小張。
小張屬于有痞氣的社會小青年,婚后不顧家,終日喝酒打牌,逛夜店,有時連著好幾天不回家。他父親早逝,母親是退休老教師,苦口婆心規勸過多次,妻子也因次與他發生口角,但都無濟于事。他最終背負了四五十萬元的外債,基本將自己的拆遷補償揮霍殆盡,走投無路之下,又將尚未分得的房子預支抵債。
從拆遷到分房的6年,以及分房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像小張一樣把房子抵押和預支的人不在少數。他們在時代的潮流中獲取了本需要奮斗多年才能得到的財富,但同時也被時代的潮流卷入其中,不僅耗盡手中現有的財富,也透支了自己和家人將來的人生。
“集中行動”
2019年初,我以社會工作者的身份入職到我們村所在的街道辦事處。此時,距離我們村最終的分房日期只剩下不到半年。我也因此見證了許多分房前夕的關鍵事件。
縱觀近些年全國各地的拆遷案例,總有一個高頻詞匯出現在大眾視野:釘子戶。
不錯,凡是涉及拆遷,總會出現那么幾個“釘子戶”與政府和開發企業周旋死磕。歸根結底,所謂合村并城,所謂拆遷安置,甚至是所謂“城鎮化進程”。在微觀層面,在具體到政府、開發企業和村民的角逐當中,不過是一場勢必要有一方需要“妥協”的游戲。在這場游戲中,大部分村民都選擇了妥協,因為他們知道這是大勢所趨,只要安置條件說得過去,大家都同意,自己也一定不會螳臂當車。
可是,出于對安置政策的質疑,以及對某些特權勢力在拆遷安置過程中勾結操縱的不滿,也有企圖讓自己整個家族都吃上拆遷紅利的利益訴求,總有些人拒絕妥協,拒絕接受已經板上釘釘的安置政策,毅然決然選擇“釘”在原地,絕不搬遷。
面對這些“釘子戶”,政府首先選擇的是發動一切力量去做思想工作,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但這些無疑都是徒勞的。對于這些下定決心去當釘子戶的人來說,如果“情”和“理”管用的話,自己也不必“釘”著不動了。沒有實實在在的利益,一切免談。眼看合村并城項目的滾滾車輪不斷向前推進,不能因為幾家釘子戶就耽誤拆遷大局。
那就誘之以利。那段時間里,街道辦事處的包村部門幾乎天天都要跑到釘子戶的家里,在政策允許的最大范圍內,給予這些釘子戶便利。
比如老李一家,從全村村民開始搬遷到全村被夷為平地,他家始終巋然不動,孤零零的三層小樓佇立在村子的西北角。在村民們或在外尋租,或寄住親戚家的這些時光,他們一家五六口人始終居住在自己的房子中。街道辦的工作人員經過再三協商,根據政策做出最大讓步,只要他家同意搬遷,承諾補發他家拆遷后這些年的過渡費,并幫助他家尋找合適的住處,享受正常的安置待遇。
這些條件,對于配合政策完成搬遷的人來說,已經相當優厚了。別的不說,他家這些年一直居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光房租可是省下了一大筆。可老李另有他圖——他希望自己在合村并城項目啟動前就已出嫁的女兒,也能回村享受安置待遇,希望政府能按有本村戶口人員的標準,讓他女兒也分得100平方(80平住宅和20平商業)的安置房產。
但他這一訴求觸碰了安置政策的紅線。根據安置政策,凡是分房和戶口截止之前就已經出嫁并遷出戶口的女兒,均不再享受本村安置待遇。更何況,老李女兒早在政策出臺前就已非本村村民。真把這方便給了他家,口子一開,那不全亂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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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不耽誤合村并城項目的大局,面對始終拒絕配合的“釘子戶”,政府最終會采用“集中行動”的手段予以回應。所謂“集中行動”,說白了就是強拆。
對老李家實施的“集中行動”安排在了2019年的5月份,也就是分房儀式啟動的一個月前。
5月的天氣已漸顯溽熱,由于街道辦事處人力有限,所以特意從安保公司聘用了一批特勤,此外還調來了救護車和醫護人員,以備突發狀況。這次集中行動開展得相當順利,在老李一家歇斯底里地謾罵以及絕望地嚎啕大哭中,特勤人員迅速將他家里所有物品搬離房屋,置放在安全距離以外。隨著鏟車和挖機“轟隆隆”的鳴叫,三下五除二,老李家被夷為平地。這顆“釘子”,一上午就被拔掉了。但故事并未完結,老李家由此開啟了長達數年的上訪之路,持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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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彰顯出“集中行動”冰冷如鐵、強悍如山氣質的,是在對老楊的廠房進行拆除的時刻。
老楊早年靠開工廠生產魚塘用的增氧機發家,膝下一兒一女,平時和女兒關系走得近,與兒子關系很僵。后來女婿創業做生意,老楊將手中大幾百萬的積蓄都投了進去,結果女婿生意失敗,賠了個底朝天,老楊半輩子的收入也幾乎全搭了進去。而自己的工廠也進入瓶頸期,為了轉型購置新設備,老楊以廠房作抵押,又欠下數百萬元的外債。偏巧不巧,趕上了合村并城項目的啟動,工廠面臨拆遷的窘境。
其實,如果不是遇到拆遷,老楊依靠自己的工廠,假以時日,也能慢慢將這些外債償清。大勢所趨,現在只能就拆遷補償與政府和開發企業協商周旋了。老楊提出的條件是,如果讓自己按照要求搬遷,政府和開發企業首先要把自己所欠外債的窟窿補上,此外,再額外就工廠拆除而受到的損失支付給自己一筆可觀的補償費。這座工廠是老楊實現翻身、償清外債的唯一依靠,如果工廠再得不到令自己滿意的補償就貿然被拆,他這后半輩子就徹底沒戲了。所以,他拒絕妥協,也選擇了“釘”在原地。
對政府和開發企業來說,老楊的提出的條件根本就是天方夜譚,無論從政策角度還是人道主義情感,都是無法滿足的。所以,老楊以及他的廠房最終所要面臨的,只能是政府的“集中行動”。
我至今都清晰記得對老楊廠房實施“集中行動”那天所發生的一切。
早上七點,街道辦事處幾乎全體工作人員都到達了行動地點——老楊廠房。隨后是數十名身著黑色制服的“特勤人員”,進入現場,把守各個要道,并架起攝像機做好全程記錄。兩輛救護車各配備三四名醫護人員嚴陣以待,陣勢遠遠超過對老李家實施的那次集中行動。按照程序,特勤人員先進入廠房,對廠房內的機器設備以及各種有價值的物品進行搬離。這個過程中,始終有一位頭發花白,身著破舊白襯衣和灰色短褲的老年人在不遠處屹立著,一動不動,只用飽含憤怒與絕望的眼神遠遠盯著眼前的一切,他就是老楊。
作為普通工作人員,我和辦公室的同事只是前來壯壯聲勢,并未親自參與一線的行動。時值盛暑天氣,辦公室的幾位女生在廠房東側不遠的地方尋到一處樹蔭,就蹲在那里閑聊,我開始也在那里,一邊和她們聊天,一邊目睹著眼前正在進行的一切。沒過多久,辦公室的一位男同事過來,讓我和他一起去買水,我就過去了。
剛走出大概一百多米,還未上車,就聽見身后傳來一連串“嘣!嘣!嘣!”的聲音,我和男同事趕忙扭身,朝剛剛離開的地方望去,只見樹蔭下面的幾個女生抱頭鼠竄,旁邊的特勤人員也丟下攝像機和要搬離的物品,一哄而散,撒腿狂奔。再仔細一看,老楊懷里抱著過年那種連發沖天炮,正對著逃散的人群猛烈轟擊,第一炮瞄準的就是剛剛在樹蔭下聊天的那幾個女生,有兩三人手臂都被急速飛行的炮火擦傷。若不是臨時離開,我說不定也要掛彩呢!
一輪轟擊完畢,在老楊要點燃下一個沖天炮的間隙,手腳麻利的工作人員順勢奪下他手中的“作案工具”。老楊眼見自己無力反抗,轉手從口袋里掏出一小瓶不明液體,迅速灌入自己口中,隨后直愣愣坐倒在路邊的草地上,面露極為掙扎和痛苦的表情。
經過確認,老楊喝下去的,是平時用來給機器清除鐵銹的被稀釋過的硫酸!街道辦的工作人員趕忙帶領醫務人員前來查看,包村部門的孫姐急得團團轉。自從拆遷工作啟動,一直都是她代表街道辦負責與老楊對接和談判。這次集中行動,她背負著極大的精神壓力,生怕出現一點意外,現在老楊悍然飲下硫酸,以死抗爭。這節外的一出,打得她措手不及。
孫姐帶著醫護人員來到老楊身旁,準備對他實施救援。沒想到,老楊強忍腹中劇痛,用盡殘留的力氣猛然起身,不知從哪里拿出一把短刀,刺向孫姐的腰部。孫姐大叫一聲,撲倒在地上。
旁邊的醫務人員也驚呆了,原本要對老楊實施救援,現在只能轉換目標,趕忙把孫姐扶起到救護車上,展開急救。
這一切的發生,距離我只有不到十米,一連串的變數猶如電影情節,讓我久久不能平息。
縱使有如此驚心動魄的一幕,也并沒有阻擋住這場“集中行動”。老楊被救護車拉走后,行動繼續。很快,老楊的廠房如老楊自己一樣,轟然倒塌。
老楊被送入醫院后,沒有搶救過來,當晚就離開人世。我那幾位被老楊“炮火”殃及的女同事,得到了單位的悉心照料,不久康復出院。
分房,一波三折
在千呼萬喚中,在某些人對過渡費的戀戀不舍中,分房的腳步悄然來臨。
分房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截止戶口。戶口一旦截止,每家每戶所能分得房子的平米數也就最終敲定,不管家里再有人過世,或是再有新生人口,房產分配數字均不再改動,所謂“生不添,死不去”。對戶口數的最終敲定,需要進行多次核查研究并通過張榜來公示,全程一共公示三次,三榜過后,就塵埃落定、木已成舟。
在張貼前兩次公示時,安置房尚未封頂,并且每家新生人口也都及時上了戶口,情況與公示出來的基本沒有出入,所以表示異議的人不多。第三榜,也就是最后一次的公示是在安置房封頂之后,在張榜之前,街道辦事處和開發企業特意帶領村民代表前去剛剛封頂大吉的樓房參觀巡視。
回來后,代表們將參觀情況告訴了村民們,村民們炸開了鍋。
原來,新建安置房的各方面情況與當初開發企業在拆遷前承諾的相差甚遠。戶型,公攤面積,樓間距,小區綠化,最關鍵的消防通道,沒有一樣是完全按照當初約定建設的。同樣的戶型,如果處在邊戶,陽臺處會比不是邊戶的多出2到3平米。80平米的兩種戶型,一種陽臺設在不朝陽的北面,另一種干脆連陽臺都沒有。120平米的戶型倒是南北通透,一南一北,兩個陽臺。但衛生間的設置,卻是讓人哭笑不得。拆遷前開發企業拿給村民們看的戶型圖紙是兩室兩廳兩衛,除公共衛生間外,主臥單獨設有一個主人衛生間。而在村民代表看房時,發現主臥并沒有衛生間,而是在客廳北面陽臺處看到了這第二個衛生間。
經調查核實,發現開發企業在實際建設中并未按照原圖紙進行施工,120平米戶型在施工時就只設有一個公共衛生間,主臥根本就沒有預留衛生間。工程進展到一半時,政府工作人員發現了這個與合約不符的漏洞。為防止后續產生糾紛,遂責令開發企業和建筑公司進行整改,但是項目已經動工,十多棟半截大樓早已經平地而起,總不能拆了重建吧。最后,開發企業和建筑公司采用了這個奇葩的整改方式——在北側小陽臺開一個下水道,以作第二個衛生間之用。
然而,按照生活習慣,誰也不會在陽臺裝個馬桶,為最大限度保留陽臺空間,很多村民都選擇將這個預留的下水道封死。可問題來了,一棟樓15層,如果要將這個下水道封死,就必須樓上樓下15戶全部統一意見,有一家不同意,要保留這個下水道,那么其他14戶還真是沒轍。開發企業這個故作聰明的小伎倆,著實帶來不少鄰里糾紛方面的隱患,也為后來村民的對抗情緒“添磚加瓦”。
村民們面對開發企業的失信與糊弄,以及政府的監管不力,所積郁的巨大不滿,終于在三榜公示張貼之時爆發了。
那是2019年1月份,農歷新年前夕。在街道辦事處負責張貼公示的包村人員到達之前,大批村民就已經聚集到張榜地點——安置小區南大門。未能到達現場的也都被拉進了微信群,時刻保持與現場的聯系,大家在微信群中義憤填膺,各抒己見,展開了“頭腦風暴”:該找誰對接,要提出什么樣的訴求,在什么時候提,以及用什么方式提,如果遇到突發狀況該怎么辦,還考慮到人員分工,一切都安排得妥妥當當。大家因而也士氣高漲,仿佛勝利就在眼前,自己的利益訴求已經觸手可及。
為防止口舌雜亂無章,村民們推選出幾位民意代表,與政府和開發企業進行交涉和談判。群主王巨叫得最歡,嚷嚷著必須抓住這最后的機會,與政府和開發企業死磕到底,討要到本該屬于村民自己的權益。但當大家一致要推舉他為代表之一時,他卻以種種借口極力推辭,表示自己會竭盡全力支持奮戰在一線的代表們,如有任何需要,定當全力以赴。
我也被堂弟拉到了微信群,所以從群里觀察著場內場外的各種動向,目睹了事件的全過程。
大約兩小時后,街道辦事處包村部門的工作人員到達張榜地點。現場村民一擁而上,七嘴八舌開始發表各自的意見,剛剛選出的民意代表頓時成了擺設。面對喋喋不休的村民,包村部門的工作人員也頓時被嚇住了。說白了,他們只是普通工作人員,也是按照領導要求前來張貼公示,至于村民們的意見和訴求,他們自然也是無能為力,更何況很多人也從未遇到過這種場面。
當雙方劍拔弩張之時,一個年長一些的包村工作人員率先發聲,告知村民們街道辦事處的相關負責領導隨后就到,到時大家可以向領導反映自己的訴求,但是大家這樣亂哄哄的,東一榔頭西一棒槌,問題肯定也得不到很好的解決,最好還是先統一一下意見。經這位工作人員一番勸說,村民們的情緒算是稍稍平復了一些,也忽然想到剛剛已經選出了幾位民意代表。
街道領導來到后,幾位代表迎上去,極力控制著各自的情緒,將問題說了一遍。
面對咄咄逼人的村民,這位領導含糊其辭,說出的也都是一些場面話,什么正在研究啦,與開發企業積極溝通啦,各種設施后續會逐漸完善啦。這無疑更加刺激村民們的對立情緒,有幾個村民甚至攛掇村里的幾個未成年孩子把告示給撕了下來,更有幾個年輕村民圍著一個包村的工作人員,厲聲呵斥要求必須給出說法。這個工作人員不知是真被這陣勢嚇壞了,還是有意假裝,順勢撲倒在地上。包村領導見狀,也不再給村民們解釋,拿出手機,打出求救電話。
我當時剛剛到街道辦事處工作,閑暇之余也為領導們送送報紙和文件。
那天上午,我正要把一份文件給街道書記送去,剛走到他辦公室門口,就聽見書記正義憤填膺地在給別人打電話:他們把我們的人都給推倒了!看來那位領導已經把現場情況匯報給了書記。隨后,他向派出所求助,要求出警前去張榜現場維持秩序。
退出辦公室后,我趕緊打開微信,注視著群里的動向。
果然,沒多久,數名身著警服的人員到達現場,村民們的氣勢頓時收斂了不少。經過一番理論和撕扯,幾名民意代表和攛掇撕榜的村民被警察帶走了。代表中的一位包姓婦女,在被帶上警車時仍是叫嚷不休,不斷吐出凌厲的字眼。后來聽說,被帶走的這些人一直到過完年后才被放出來。
在警察的勸導和警告中,現場村民只得四散而去。那個剛剛還活躍異常的微信群也再沒人發出一條信息。我無意中發現,群主已經換成了另外一個人,原群主王巨,已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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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有風波,分房的日子還是如期而至。
2019年6月12日上午,安置小區四周張燈結彩,巨大的紅色充氣拱門在燥熱的風中左搖右擺,一排長達數十米的帳篷坐落在小區外圍西側。
街道辦事處還特意讓開發企業調來數十臺大功率空調,給冒著酷暑前來參加分房的村民們送來陣陣涼意,現場還有抽獎活動。據說,最低一等的獎品也是200元的丹尼斯商場購物卡,考慮不可謂不周到。我因為當天工作出外勤,所以沒能親自體驗這歷史性的一刻。
父母代表我家參加了這場分房盛宴。
分房規則實行抽簽制,一共兩輪。第一輪抽簽是確定順序,第二輪抽取的才是房屋門牌號。由于近幾年為了分房,大家是能生則生,而且中間也正好趕上“二孩”政策的出臺,所以幾乎每家每戶的人口都不低于三人,也就說明每戶所分得的住房基本都不低于240平米(每人80平米住宅面積)。又由于大部分的戶型設置是每單元的每層樓兩邊兩個120平米的,中間兩個80平米的,為了壓縮工作流程,另一方面也為了方便村民將來居住,政府因地制宜,遂采用了“套餐制”,就是將一套120平米的房子和旁邊一套80平米的房子綁定,抽一次簽,同時分得一大一小兩套房子。
這種方式的好處是,兩代或三代同堂的人家不愿意擠住在一套房子里,但為方便互相照應,又不想住得太遠,所以長輩住在80平米的小戶型當中,年輕人帶著孩子住在120平米的大戶型當中,正好解決了這個問題;不便之處是,合村并城后,村民們沒有了耕地,很大一部分收入來源要依靠房屋出租,所以很多人會選擇將80平米的小戶型出租出去,這樣勢必就會和自己的租戶成為鄰居,性格不同而又有利益瓜葛的陌生人隔墻而居,很容易產生嫌隙。
我在戶口截止之前已經結婚生女。父母二人和我們一家三口,還有妹妹,6口人最終分得兩個“120+80”的套餐,外加一套80平米戶型,一共480平米住宅房。妹妹那80平米房子,媽媽和爸爸已經商量好作為她將來的嫁妝,對此,我和妻子毫無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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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就是裝修,從6月底到年終,安置區內整日乒乒乓乓,各家各戶都洋溢在裝修新居的喜悅與忙碌中。終于,大部分村民都趕在農歷新年之前,裝好自家的新房,在新居中,度過了第一個新年。
年后,疫情防控緊張,外地在鄭務工人員滯留老家,無法返鄭,這讓房屋出租陷入了低谷。有遠見的村民在房子下來之后,先緊著出租房裝修,結果年前就租出去不少。
我媽媽有點“不見兔子不撒鷹”的態度。天暖后,隨著疫情防控的解除,很多村民都迅速把房子租出去,可我家遲遲沒動靜。媽媽說很多人來看過房子,可最后都沒了下文。我了解后,很快明白過來:別人的房子不僅裝修得好,而且家具家電一應俱全,還通過“抖音”“小紅書”等平臺發布招租信息。反觀我家的房子,雖說是裝修得也不差,但是空蕩蕩的,床、衣柜、空調、電視機、洗衣機什么都沒有,也并未使用自媒體或相關招租平臺發布信息。我把這些告訴媽媽。媽媽說,現在買了床、買了家電也是放在那,等有人確定租了再買也不遲啊!我勸她,人家租客自然要貨比三家,想盡快拎包入住。我媽起先不以為然,眼看幾個月過去,都沒人來租,才聽了我的建議,置備家電。我也幫著在她的“抖音”發了一些招租圖文。
沒多久,房子就租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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