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千穿萬穿，馬屁不穿”。愛聽好話是人的天性，不管愛不愛聽，想不想說，在交際中營造出一種積極傾聽、引為知音的氛圍，通過細節搔到對方的癢處，是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特別是上下級之間的人際關系——一大良方。

曾仕強教授也曾言：良好的人際關系不是靠拍馬屁，而是靠制造濃厚的“馬屁味道”。

當然“拍馬屁”也需要掌握相應的方式方法，掌握了節奏、拍得恰如其分，可以如同嚴嵩、和珅一般，入得老大的法眼，從此平步青云；若是手法不熟，很容易拍到馬腿上，從此被打入另冊，甚至被秋后算賬，畢竟馬可不是一種溫順的生物，讓其不爽了可是會尥蹶子的。

本文的主人公，大明代藩親王代惠王朱成錬，就是拍馬屁拍在馬蹄上的典型。

視國政如無物的親王

朱成錬，生于正統元年（1436年），是代藩第二代親王（不算追封的代戾王朱遜煓）代隱王朱仕壥的嫡長子，首封代王代簡王朱桂的曾孫，生母為朱仕壥原配楊氏，景泰元年（1450年）晉封為代世子。

天順七年（1463年）八月，朱仕壥薨逝，享年51歲，訃聞，朝廷依慣例“上輟視朝三日”、“遣官致祭”、“命有司營葬”，并賜謚曰隱。不久明英宗駕崩，因新舊政權更迭等原因，朱成錬直到成化二年（1466年）才得以襲封。

朱成錬的幾代先祖都是奇葩。

曾祖代藩始封君代簡王朱桂也是個無法無天的主，連皇帝的旨意都敢抗旨不尊。他干得最出格的一件事是：因寵幸小妾徐氏，將原配、代王妃徐氏及世子朱遜煓驅逐出府，任其自生自滅，“寵妾滅妻”到如此也是千古少見。要不是代王妃徐氏是中山王徐達之女，當朝皇帝明成祖朱棣的小姨子，“寵妾滅妻”很可能會成為現實。

祖父追封代王朱遜煓性子暴烈如火，為了母親王妃徐氏，與父親徹底鬧翻，不顧“父為子綱”的人倫，及宗室非奉召不得離開封地的祖制，私自赴京向四伯狀告父親。為此落得個“狠傲荒淫，違越禮法，不順其父”的評價，死后被賜謚曰“悼戾”。

生父代隱王朱仕壥，因自小被祖父代簡王朱桂另眼看待，受盡庶祖母徐氏的欺凌虐待，導致心理扭曲。一方面對外性子懦弱屈服于強權，以堂堂親王之尊竟然對守城武將屈膝下跪。另一方面對親族冷酷無情，天順年間以大同城中地方狹窄居住不便為由，違反諸藩聚城而居的祖制，通過朝廷將在世六位叔叔統統趕出大同不說，還想將年長的兩個兒子也別城而居，為此遭到明英宗的訓斥。

朱成錬的品行堪比代簡王朱桂和乃祖代戾王朱遜煓，視禮制、國法為無物，為了一己之私，哪怕敗壞國政都在所不惜。

1、擅離藩地

明太祖朱元璋雖然基于鞏固皇權的現實考量恢復了分封制，可也吸取了歷代藩王叛亂的教訓，對藩王的權力做出了種種限制，比如不得干預地方，無皇帝詔令不得擅離藩地。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年底，周王朱橚因擅離封地開封，私下前往鳳陽會見老岳父馮勝，惹來老爹朱元璋的無限怒火，一度被發配云南，在長兄朱標的求情下，才改判幽居京師。

靖難之后，由于明成祖朱棣的帝位就是由藩王逆襲而來，故此對藩王的限制越發嚴苛，在削藩的同時，還大范圍限制宗室的人身自由權。洪武時期，藩王們雖然不可以擅離藩地，但在藩國內部行動還是比較自由的，《皇明祖訓》規定“凡王出獵演武，只在十月為始，至三月終止”。可經過明成祖祖孫三代孜孜不倦地削藩，宗室的活動空間僅限于王府所在的城池內部，該城的城墻囊括范圍有多大，他們的自由活動空間就有多大，至于其他別說是出城“出獵演武”了，連出城送個葬、掃個墓都需要提前向朝廷報備，并有時間限制。

朱成錬卻將這一禁令視為無物，屢屢違反。

成化元年（1465年）四月二十一日，代隱王朱仕壥出殯，身為喪主的世子朱成錬，會同堂叔廣靈王朱仕（土+茲），及弟弟慱野王朱成鐭、和川王朱成鏝出城送葬。此行不僅沒有按慣例事先派人奏請，還借故在城外逗留良久方還。

為此本就負有監視代藩職責的大同方面有關官員（當為大同巡撫、鎮守太監等），據實上奏朝廷，請求朝廷做出處置。五月，明憲宗朱見深降旨訓斥。

“戊申，敕代世子成煉曰：得大同守臣奏，四月二十一日，世子偕廣靈王、慱野王、和川王送喪出城，良久方還。祖宗故事，世子、郡王出城，必先差人奏請。今乃輙自出城故，違朝命。朕念親親，姑置不究。敕至，世子與諸郡王宜深自省改，今后務要循理守法，毋蹈前愆，以全令名。”（《明憲宗實錄》）

朱成錬直到次年才得以襲封，很可能與此有關。然而他并沒有吸取教訓。

成化九年（1473年）四月，朱成錬在不會知朝廷的情況下，再次會同靈王朱仕（土+茲）、和川王朱成鏝，及侄子定安悼隱王長子朱聰潏，一連數日出城，前往真武廟敬香。

真武廟位于大同城西南方不遠處，一天之內辦完事綽綽有余，朱成錬竟連日前往，可見敬香只不過是借口，出城游玩才是真的。

順便提一句，定安悼隱王長子朱聰潏，是朱成錬胞弟、代隱王朱仕壥的嫡次子定安王朱成鏻的嫡長子，成化七年（1471年）二月，因為其父居喪時無禮，被處以停封，遷守祖墳的懲戒，直到成化十三年（1477年）七月才被開釋。也就是說此時他尚且是戴罪之身。

攜戴罪宗室擅離藩地外出嬉戲，可謂是數罪并舉。出來玩遲早要還的，當地守臣對此自然不會無動于衷，一封奏疏就將此事上達了天聽。

明憲宗再次降敕訓斥。有意思的是，因朱成錬等是宗室，所以被輕輕放過，反而是王府的屬官們代為了受過，以“以王府官不諫止”的名義“命逮治之”。

2、驅逐巡撫

朱成錬雖然沒受到處罰，可王府屬官被處罰，自認被落了面子，故而隨即就對當地守臣展開了報復。能夠上達天聽的，或為高官要員，或為當地鎮守太監，因此就大同而言，所謂當地守臣只能是大同巡撫與大同鎮守太監。

從朱成錬報復行為來看，將其擅離藩地之事捅到明憲宗案前的，應當是大同巡撫單獨所為，或大同巡撫與大同鎮守太監共同所為。當然由于大同鎮守太監出自宮中，在明憲宗面前大小也是個紅人，地位特殊，就算他參與了此事，朱成錬也不敢進行報復，于是乎將目標對準了大同巡撫。

大同自大明王朝開國起，就是進攻與抵御蒙古人的邊防重地，首封代王朱桂就是由豫王改封代王，來此就藩充當塞王的。靖難之后因削藩塞王的風光不再，可大同依然是大明九邊重地，為此朝廷在此設立大同鎮，與東面的宣府鎮共同組成拱衛京師北京的西北大門，在九邊之中重要性名列前茅，土木堡之變前也先統領的瓦剌大軍就是由此扣邊，敲開進攻北京的大門。

隨著文官集團地位的抬升，朝廷開始在軍事重地設立巡撫治理地方。正統元年（1436年），在大同、宣府兩鎮始設宣大巡撫，此后大同、宣府兩地的巡撫分和不定，或合設宣大巡撫，或分設大同巡撫、宣府巡撫。

成化九年，大同、宣府兩地的巡撫屬于分設，時任大同巡撫為殷謙。他于成化八年五月，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兼任大同巡撫。是故，他就是上奏朱成錬不法事的守臣。

為此回過神來的朱成錬，不顧自己名義上是大同鎮最高軍事長官，守土有責的事實，一意要把肩負著守衛大同責任，卻得罪了自己的大同巡撫殷謙給搞下去。為此哪怕壞了國防重事也在所不惜。

他向朝廷奏報殷謙的諸多不法之事，主要有一下三條：一是朝廷派出天使冊封代藩郡王時，殷謙沒有隨侍在側行禮，此乃目無王法；二是殷謙離城出視邊墻時，沒有向他這個名義上的大同鎮最高軍事長官辭行，此乃恃寵而驕；三是役使銀匠為自己服務后，不給傭錢，此乃知法犯法。

以當時的政治環境，這三條雖然有罪，但都是小過，加上殷謙也是能臣，通常情況下朝廷在罰酒三杯后，就輕輕放過了。可由于事涉藩王，為了顧全皇室臉面，只能委屈殷謙給他挪個窩了。

當然朝廷也知道殷謙有些冤，且邊塞也離不開此等能臣，遂將北京北大門的兩大巡撫進行了身份互換，殷謙轉任宣府巡撫，原宣府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鄭寧，改任大同巡撫。如此一方面安撫了代王朱成錬，另一方面也讓倆人脫離接觸，以防鬧出更大的動靜，影響京師防御。

“改命右副都御史殷謙巡撫宣府，右僉都御史鄭寧巡撫大同。初代王奏謙當朝使冊封郡王不隨侍行禮，出視邊墻不辭而行，幵役銀匠而不給傭錢，諸不法事。命戶科給事中杜嶠等往勘劾，奏謙當逮問。有旨宥之而敕，謙與寧兩易巡撫。”（《明憲宗實錄》）

3、誣告總兵

土木堡之變后，文官集團逐漸壓倒勛貴集團，大同巡撫的地位日益抬升，獲得“贊理軍務”的職權，成為大同總兵的頂頭上司。然而明代中期，大同巡撫在很多時候，并不能完全駕馭得住身為大同鎮最高軍事長官的大同總兵，甚至大同總兵強勢時還會不鳥大同巡撫。

天順年間，及成化中早期的大同總兵為彰武伯楊信。他是京城保衛戰重要功臣、識破也先的“叫門天子”詭計的名將昌平侯楊洪之侄。因于天順二年（1458年），在青陽溝之戰中大破瓦剌，而以功晉封彰武伯。在大同總兵任上也多有戰績，也算是一代名將。

可就是這么一個事關大同防衛的國之干城，為了一己之私，朱成錬也想盡辦法地要將他搞掉才肯罷休。為此，他屢屢上疏參奏楊信貪惰等不法之事多達十數件。

明憲宗對此非常重視，派出由肩負軍事監察的兵科給事中翟瑛、主管刑罰的刑部員外郎游佐、御用特務錦衣衛百戶宋鑒，組成的聯合調查組，前往大同詳細復核此事。整個調查組由代表主管部門的兵部、代表三法司的刑部、代表皇帝的錦衣衛組成，規格不可為不高，專業性上也無可挑剔。

然而，朱成錬對楊信的各項指責基本屬于誣告，調查組也應當是在秉公行事，故而結果對他極其不利。是以趁著調查組尚未將結果上奏，朱成錬再次上疏朝廷，更為詳盡地描述了楊信所謂的“不法之事”，并奏稱翟瑛等人抵達大同后沉迷于圍棋賦詩，對本職工作虛應其事。意圖借此把調查組諸人拖下水，將水攪渾。

明憲宗得奏，內心還是偏向自己的本家，于是命錦衣衛指揮趙璟親自前去復核。

調查組完成任務回京時，已知曉朱成錬所奏，可本著公心，依然據實上奏，且自請罪，獲得明憲宗的寬恕。

隨即，趙璟帶回來了最終調查報告，言稱朱成錬所奏多為誣告，為由“浸漁糧”、“芻出疆耕牧致寇”、“放軍納賄”三事確有其事，而翟瑛等人的報告過于簡略，有袒護楊信之嫌。

為此，明憲宗綜合各方面的意見作出判決：以邊疆急需用人，赦免楊信之罪，但停其俸祿二年；代王府左右長史，不能匡正朱成錬，停俸三月；翟瑛等人停俸半年。

“至是，璟還言信罪惟浸漁糧，芻出疆耕牧致寇，及放軍納賄之事，王所奏多誣，而瑛等所按頗略。都察院言信及瑛等皆當究治，王宜降敕切責，左右長史不能匡正，亦當并治。上皆是之，但以邊方用人之際，特宥信罪，仍停其祿二年，左右長史停俸三月，瑛等亦停俸半年。” （《明憲宗實錄》）

這個處罰可謂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甚至挑起事端的朱成錬壓根皮都沒有被傷到。

一記拍在馬蹄上的馬屁

朱成錬之所以敢如此肆意妄為，是因為他清楚，自己身為藩王能決定自己命運的，只有坐在紫禁城中龍椅上的那位，沒有他點頭，誰都不能把自己怎么樣。是故在大同作死的同時，也會拍皇帝的馬屁，比如明憲宗在位期間，管好代藩宗室事務，不給皇帝添麻煩。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八月二十二，明憲宗駕崩。九月初六，皇太子朱佑樘即皇帝位，十一日賞賜諸藩王白金、文綺、鈔錠等物。身為遠房叔祖的朱成錬獲賜白金三百兩，纻絲羅十五表，里紗十五疋，錦三疋，鈔二萬貫。

十月十九，即位剛滿一月的明孝宗去信制止了兩位親王赴京的請求。

德王朱見潾赴京的理由是給皇兄、大行皇帝朱見深奔喪。雖然明太祖在《皇明祖訓》中規定了“凡朝廷新天子正位，諸王遣使奉表稱賀，謹守邊藩，三年不朝”，以防止借此機會在京城謀反， 但朱見潾這番基于兄弟之情的理由還算說得過去。

可朱成錬的理由就奇葩了，竟然表示想要詣闕恭賀明孝宗登基之喜。且不說此舉是對《皇明祖訓》的明知故犯，只說此時明憲宗尸骨都還未寒，即便明孝宗內心對喜提皇位開心不已，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欣然接受他的恭賀。

“乙酉……德王見潾奏欲奔大行皇帝喪，代王成煉奏欲詣闕賀登極。各貽書止之。” （《明憲宗實錄》）

明孝宗不管是在歷史上，還是在當下都是公認的明君。即便是對明朝皇帝帶有偏見，認為明朝盛產奇葩皇帝，動輒給大明諸帝取下諸如蟋蟀天子朱瞻基、吃喝玩樂正德帝、宅男天子嘉靖帝、曠工皇帝萬歷帝、木匠皇帝朱由校等外號的人，在面對他時，也會口下留德。 “他是一個好皇帝，也是一個好人”，當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兒》中，給予了他以明朝皇帝最高的評價。

然而明孝宗再怎么圣明，終究是人，而不是神，再說即便是神也會因自己的喜惡而犯錯，何況是一介凡人。是故他也逃不脫這一規律。朱成錬赴京賀新君登基的行動雖然被拒，可終究在明孝宗心中留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象。

轉過年來的弘治元年，朱成錬借機向宮中敬獻了一頭海東青，被明孝宗欣然接受。

海東青，又名矛隼、鶻鷹、海青，是一種獵鷹，主要分布在北極以及北美洲、亞洲的廣大地區。中國境內產于黑龍江、吉林等地，《本草綱目·禽部》記載：“雕出遼東，最俊者謂之海東青” ，是古代狩獵中的重要幫手，能襲天鵝、搏雞兔。遼代四季捺缽制中的春捺缽有一項名為“頭鵝宴”的活動，每年春天遼代皇帝將行帳移駐鴨子河（今松花江）畔時，會放出海東青捕天鵝，捕到第一只天鵝后會擺宴慶賀，名曰“頭鵝宴”。

在明代，海東青也屬于一種難得一見的珍惜禽類。

明孝宗自即位以來匡正成化末年的亂局，“納諫如流，求賢若渴，留神政務，注意經史”，以至于天下之人“曉然皆知圣心勤政務學，絕無玩好之事”。

弘治初年的內閣首輔為北直隸博野（今河北博野）人劉吉，他歷經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弘治五朝，于成化十四年成為內閣大學士。在成化年間因尸位素餐，與萬安、劉珝被戲稱為“紙糊三閣老”，人送外號“劉棉花”。就是這么一個人，在成化二十三年十月被明孝宗任命為內閣首輔后，卻一掃前況，變得敢于任事，在首輔任上頗有建樹。這也體現了明孝宗用人的水平。

針對代王朱成錬進獻海東青一事，劉吉就進行了犯顏直諫。

明孝宗收受、馴養海東青，在常人看來是再平常不過的一件小事，畢竟皇帝也是人，誰還沒個愛好，只要能公私分明不耽誤國事就好。可在士大夫階層看來，皇帝無私事。比如奠定了明朝“仁宣之治”盛世的優秀政治家明宣宗朱瞻基，就因為愛玩蟋蟀的這個日常愛好，腦袋上頂了一個污名：蟋蟀天子。明末士人沈德符在其《萬歷野獲編》里，就繪聲繪色講述了明宣宗強征蟋蟀的“惡政”。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更是以一篇《促織》，對明宣宗的這一愛好大加嘲諷。

故而士大夫們對皇帝的一些個人愛好，會秉持著“不以惡小而為之”的態度防患于未來，堅決將其當做不良愛好打掉。

弘治元年十月十八夜，發生了“是日曉刻，月犯天樽西星，辰刻日暈色青赤又生，左右珥色赤黃，良久散”的天象。

當月二十日，內閣首輔劉吉領銜，率領朝臣借助天人感應之說，對代王朱成錬進獻海東青一事進行進諫，稱：海東青“無益于國，有損于人”，而代王身為朝廷懿親竟然“不體皇上憂勤之至意，乃以海青來獻，其為圣德之累，誠非小事”，皇上圣明遠超漢文帝自然不會受此“非理之獻”，何況“今年自冬以來京師久陰不雨，川廣等處旱災民饑，皇上勞心焦思，又嘗訓戒百官同加修省”，請求明孝宗退還海東青，并收回賞賜之物。

“今茲海青雖稱至微，代王獻諂而奉，皇上不察而受之，又賜以銀兩，表里誠恐天下之人從此窺見圣意所在，莫不爭投所好，以希寵利。臣等緘默不言，死罪莫贖，伏望皇上斷自宸衷，卻還所進海青，收回賞賜之物，以書報代王曰朕不受獻也。如此不惟可以絕天下窺伺之心，抑又可以貽后世稱頌之美。則皇上盛德，真可以比隆夏禹周武王，彼漢文帝又不足言矣。”（《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最終接受了諫言，照章辦理，并去信稱“今特歸還所獻海青，專書以報，或有忠言讜論，時致裨益，是所望也”。

可以說在劉吉等朝臣的干預下，朱成錬本來十拿九穩的一記馬屁，竟然意外地失手滑落到了馬腿上，可謂是時也命也！

弘治二年六月，朱成錬薨逝，在位24年，享年54歲，朝廷賜謚曰惠，并“輟朝三日，遣官諭祭，命有司治喪葬”。

阿越說

從朱成錬這一記拍在馬腿上的馬屁可以看出，雖有“千穿萬穿，馬屁不穿”之說，但馬屁也不是萬能的。常言道“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馬屁拍多了遲早有拍到馬蹄上的一天，到了那個時候，沒有多少實績打底，基本靠溜須拍馬獲得相應社會地位之人，輕則被棄之如履，重則身家性命不保，更有甚者還會遺臭萬年。自太史公在《史記》中創設《佞幸列傳》后，靠溜須拍馬上位才不配位者，便是歷代《佞幸傳》、《奸臣傳》的常客。

即便是在講究快節奏，酒香也怕巷子深，需要積極展現自我、推銷自我的當下，在制造適當的“馬屁味道”維系好人際關系的同時，也需要在工作中用實績去展現自我，如此才能在機會來臨的時候將其抓住，并坐穩位子，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而不至于一有風吹草動就搖搖欲墜。

所以一味的溜須拍馬要不得，只有懂得營造氛圍配上可以打底的工作實績打底，才能無懼風雨的一往無前，亙古以來皆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