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泊爾廟/康布爾寺 桃力民地區/伊克昭盟（今鄂爾多斯市）內蒙古自治區

16世紀中期，西藏的藏傳佛教中形成了一個以宗喀巴為創始人的黃教派別。16世紀后半期，阿拉坦汗率領鄂爾多斯部、土默特部向青海擴張，與藏傳佛教界有了接觸。

1566年，鄂爾多斯部首領之一庫圖克臺徹辰洪臺吉（簡稱庫圖克臺）在進兵藏區的過程中皈依了喇嘛教。1571年，阿拉坦汗會見藏傳佛教格魯派（即黃帽派，又稱為黃教，俗稱喇嘛教）領袖索南嘉措派來的高僧阿興喇嘛。

1574年阿拉坦汗多次派使者邀請索南嘉措來蒙古傳教。1578年，阿拉坦汗與索南嘉措在青海仰華寺會晤，右翼鄂爾多斯部、土默特部的一大批蒙古貴族受戒入教。阿拉坦汗尊索南嘉措為“圣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即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贈阿拉坦汗“轉千金輪咱克喇瓦爾第徹辰汗”。

此后，蒙古貴族紛紛建立寺廟，鄂爾多斯、土默特部遂成為黃教在內蒙古的最早、最主要地。

1579年，在歸化城（今呼和浩特市）南門外修建“甘珠爾廟”漢名“銀佛寺”（今大召）。

1584年，三世達賴喇嘛向土默特進發，1585年到鄂爾多斯庫圖克臺的駐牧地伊克錫泊爾（今烏審旗大石砭），坐禪三月之久，并為錫泊爾廟主持開光儀式。接著北上至博碩克圖濟農駐地，指示濟農修建三世佛廟，調停了鄂爾多斯三部間的糾紛。次年，土默特部僧格都楞汗等到鄂爾多斯迎接三世達賴喇嘛至歸化城。

1613年，博碩克圖濟農在黃河南岸今樹林召建起一座規模宏偉的召廟，名叫烏哈格尼巴達古拉格齊廟，即大召（又名伊克昭、王愛召、明朝賜名廣慧寺）。1622年，準格爾召建成。以后，黃教向鄂爾多斯腹地延伸，西路發展為杭錦旗的什拉召，南部的烏審則為黃教傳播的肇興地。

清朝建立之后，大力提倡蒙古人普遍崇奉喇嘛教，蒙古地區在康熙、雍正、乾隆時期建筑寺廟的風氣十分興盛，漠南蒙古每旗都建有寺廟，少者十幾座，多者幾十座。清廷實行對喇嘛的優待和獎勵政策，喇嘛不服兵役，不納賦稅，不負擔公義；同時規定，蒙古人家中有兩個兒子必須有一個去當喇嘛，有三個兒子的，要有兩個去當喇嘛；致使喇嘛數有增無減，內蒙古地區當喇嘛的人數占到了蒙古男子的百分之三十，有的盟旗達到了百分之五十。幾乎所有鄂爾多斯蒙古居民均信仰喇嘛教，每戶牧民中均有一男丁當喇嘛。

大廟的喇嘛有的達到數千人，小廟也有十余人。喇嘛廟既是進行宗教活動的場所，也是喇嘛們學習文化知識的地方。鄂爾多斯除七旗王府設有專教小王爺的私塾學堂外，牧民子弟想學一點文化，唯一的辦法就是去當喇嘛。喇嘛廟中有經學院、醫學、哲學、數學、天文、占卜、歷法等。在地廣人稀、文化落后的草原地區，喇嘛廟實際上成為當時蒙古地區文化教育的中心，造就了一些蒙古族有知識的文化人。

在這種背景下，喇嘛教在鄂爾多斯地區很快發展起來，以召作為基地，分東西兩路向伊盟各地延伸，東路以準格爾召、西路以杭錦旗的什拉召向縱深發展。致使鄂爾多斯地區寺廟林立。

1615年克泊爾廟/康布爾寺 即是這時興建的，藏傳佛教特色與規模的克泊爾廟/康布爾寺 曾喇嘛有約二仟人數左右。

克泊爾廟/康布爾寺為蒙漢藏式建筑。院落分為三部分，前部為經堂，有唐卡畫幅，有十八尊菩薩護法神像。過經堂為兩座二層配殿，西為藏經閣，陳列《大藏經》；東為蓮花殿，殿內墻壁用泥沙雕塑佛陀世界。佛殿供奉著豎三世佛、橫三世佛，八大菩薩、四大護法神像，供桌上陳列著菩提塔、殊圣塔等。佛殿藻井內有彩繪金剛壇城圖案。

1938年初中共綏蒙工委率八路軍騎兵團進駐桃力民地區的克泊爾廟/康布爾寺，開展建黨工作，加強抗日前線力量。中共綏蒙工作委員會由白如冰任書記兼宣傳部長,李衡任組織部長,趙通儒任蒙民部長,徐子猷任統戰部長,于占彪任軍事部長,白凌云負責婦救會工作,白成銘負責青救會工作。委員有云澤(烏蘭夫)、白海峰、孔令甫、劉興源等。綏蒙工委對外不公開，是以八路軍綏蒙游擊司令部名義開展工作，中共綏蒙工作委員會設在克泊爾廟/康布爾寺現木凱淖爾鎮大克泊爾村上。

中共綏蒙工委來到桃力民地區，創建了桃力民抗日根據地，領導了伊盟和河套地區的抗日救亡運動，并派軍事部長于占彪帶領邊萬富深入中灘(今巴盟烏拉特前旗白彥花一帶)了解情況，發動群眾，深入開展統一戰線工作，聯系蒙古王公貴族與地方武裝共同抗日為后來的包(頭)固(陽)工委的建立和活動打下了基礎，同時為中共中央開通綏蒙與蘇聯共產國際與蘇共中央通道和創建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提供了情報及創造了條件。

中共綏蒙工委為了更好地開展抗日救亡工作，在克泊爾廟/康布爾寺上創辦了油印《綏蒙抗戰》報，第一期正是以紀念“七七事變”一周年為主要內容與廣大群眾見面的。還在克泊爾廟/康布爾寺舉辦過一期抗日先進分子訓練班，為桃力民地區培養了干部，而且在這次訓練班上，將郝文清等先進青年秘密地發展為中共地下黨員。

1938年6月，中共綏蒙工作委員會為了創建桃力民抗日根據地，具體領導桃力民地區的抗日救亡運動，決定組建了桃力民工委，任命白成銘為桃力民工委書記，委員有白凌云、張治華、楊子華等人。

桃力民工委的主要任務是：宣傳與發動群眾進行抗日，建立抗日救國的群眾組織；建立秘密的黨組織；教育、訓練群眾性的武裝組織；進行統一戰線的宣傳、組織工作。

桃力民工委組建后，利用動委會這個公開的組織，廣泛地宣傳、組織群眾，進行了抗日救亡的各項工作。桃力民工委首先在桃力民地區組織起了青年救國會和婦女救國會。然后派干部深入群眾中做工作。工委書記白成銘和干部高耀堂深入到青年比較集中的桃力民小學，張貼抗日的宣傳畫，排演宣傳抗日的戲，散發油印傳單等。他們和楊子華在桃力民小學培養發展了一批黨員和團員。原內蒙政協常委郝文廣就是在桃力民小學讀書期間，于1938年由高耀堂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他們選送郝文廣、劉文斌等三名青年學生于1938年10月去延安參加了西北青年救國代表大會。這些青年從延安歸來，廣泛地在群眾中傳達了會議精神，產生了很大的反響。桃力民工委還派桃力民學校的年輕教師史左治，去延安參加了青年干部訓練班，為青救會培養了青年干部。桃力民工委委員白凌云帶領閻清芳等女干部深入各村，利用拜姊妹的方法結識了廣大婦女，向她們宣傳了黨的抗日主張。為了便于婦救會更好地開展工作，她們在各村組建了婦女組。越兆仁、史仙舟的妻子及張云生、劉淑云、高鳳英等都是當時婦女組的組長。桃力民工委通過這些婦女組織，發動廣大婦女給八路軍縫棉背心，做軍鞋，拆洗被褥和棉衣。不僅融洽了軍民關系，而且促使廣大婦女精神煥發。她們手拿針線，個個打心眼兒里高興，一邊縫一邊唱：“一針一針快快縫，縫好送到前線去，支援八路打日本?！彼齻冞€彼此對唱:“叫哥哥，上前線，要呀要小心”！“叫妹妹，請放心，抗日本，我要把命拼”。桃力民工委還利用婦救會這個公開的組織，在廣大婦女中提倡解放思想，沖破封建家庭的束縛，積極投身于抗日救亡運動。那時，桃力民地區的廣大婦女都會唱放腳歌，“好好一雙腳，纏的尖又尖，流血水，筋又爛，腳兒苦連天；纏腳真可憐，走路扶著墻，站下痛又酸，整天起來哭哭啼啼，總是不平安……”。同時，為了提高婦女的文化素質，動員十一、二歲的小女孩入學，還在各村為成年婦女辦起了識字班。居住在木花稍的張娟蓮、李二金、王玉英、王俊子、方候蘭、喬香香、杭樹花等老者都在那時參加過識字班學習。通過這些一系列的活動，廣大婦女認識提高了，她們走出了家務圈子，為前線部隊加工糧食、炒炒米，給部隊運送糧食、草料等，男同志能干的活兒她們也能干起來了。尤其令人欽佩的是木凱淖爾李家的童養媳曹桂蘭，她擺脫了封建禮教的束縛，不僅走出家門參加了抗日活動，而且于1940年冬離開家鄉，奔向抗日戰爭的疆場。成為桃力民地區唯一的女八路。

桃力民工委還領導地下黨員宣傳抗日，發動群眾給部隊供應糧草。桃力民地區大戶杭侯和(杭二)存有上萬石糧食，地下黨員以動委會的名義促成杭侯和在一段時間內，每天碾三十多石糜米，然后由動員委會派車拉送給前線，就這樣，僅杭侯和一家就給前線賣糧食兩三千石。

桃力民工委成立不久，便利用動委會組織設立了緝私站。那時，桃力民地區有條從寧夏通往包頭的大路。日寇占領包頭以后，寧夏的邊商不斷地往來于此條路上，大量地販賣日貨，乘機發國難財。緝私站成立后，發現日貨全部沒收，其它貨物也進行征稅。桃力民工委利用搞回的貨物，在烏素加汗(現木凱淖爾鎮烏素加汗村)辦起了合作社，即解決了廣大群眾買貨難的問題，又為工委、動委會等機關提取了活動經費。工委還利用所結余經費，派人以桃力民自衛軍名義從河套買回1000件皮大衣。這些皮大衣不僅成為合作社的暢銷品，而且成為工委團結蒙旗各界人士一致抗日的交易品。這些皮大衣陳列在合作社，蒙族上層人士和國民黨官員經常來買皮大衣，我地下工作者乘機向他們搞宣傳，并熱情地接待他們，用八路作風感化他們。一天，鄂托克旗王府派一個連來桃力民地區的蔣家村執行任務，工委得知后，專門把皮大衣送去，他們買到皮大衣個個都很高興，打那以后，這個連的指戰員和八路軍往來很頻繁。

到1939年春天，桃力民地區共發展黨員60余名，建立了木凱淖爾、大克泊爾、東桃楞(小地名，現屬木凱淖爾鎮烏素加汗村)，木花稍、紅石頭井(小地名，現屬木凱淖爾鎮烏素加汗村)、五臺塔并(驛站地，現屬烏審旗浩勒報吉鄉)等6個地下黨支部。

1939年春，綏遠省原蒙旗獨立旅即后來的新三師一團(后改為七團)進駐桃力民抗日。新三師名為國民黨部隊，實為以烏蘭夫為首的中共地下黨委領導的一支蒙古族抗日軍隊。七團將桃力民原有的抗日動員委員會改編成伊克昭盟桃力民蒙漢聯合抗敵委員會，領導群眾抗日，在桃力民擴充一個營的新兵。烏蘭夫同志經常來桃力民布置工作了解情況。

1939年9月，紅軍大學、西北黨校、中央民族學院等學校抽調百余名學員，組成一個騎兵連來到桃力民，編入八路軍騎兵團，投入抗日運動。1939年11月隨著在大青山建立中共綏遠省委，綏蒙工委轉進大青山地區與大青山特委合組中共綏遠省委。中共綏蒙工委為了鞏固桃力民抗日根據地，綏蒙工委轉進時在桃力民的烏素加汗村組建伊盟工委并利用克泊爾廟為聯絡處，伊盟工委中共綏遠省委與陜甘寧邊區黨委領導，對外以八路軍聯絡參謀處名義開展黨的工作。

1939年到1940年春，正當日寇加緊進攻華北的時候，國民黨反動派掀起了反共高潮。伊盟的一些反動分子也乘機緊鑼密鼓，同我黨、我軍制造摩擦，一時反共聲浪甚囂塵上。駐扎在桃力民地區的國民黨軍隊公開叫喊，說桃力民抗敵委員會是八路軍組織起來的，里面有許多共產黨員。為了避免摩擦，伊盟工委決定，把抗敵委員中已經公開的鄭朝珍、王德勝、薛向晨等同志撤出來，沒有公開的奇希古、楊子華繼續留在抗敵委員會。同時，伊盟工委將在河套地區工作的同志凡是身份暴露的都迅速撤出，沒有暴露的，繼續搞隱蔽工作，建立單線聯系。

1941年中，因抗日戰爭的形勢八路軍騎兵營撤出桃力民地區隨之伊盟工委一班人同時撤離了克泊爾廟聯絡處與桃力民地區，在陜甘寧邊區三邊地區堅持抗戰斗爭。

克泊爾廟/康布爾寺后毀于戰火戰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