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中共中央抗戰期間經綏蒙紅色通道與共產國際蘇共中央的工作重要片斷

中共中央關于綏蒙工作的指示

1935年12月1日毛澤東復張聞天電(《毛澤東年譜》上，第585頁)

“關于紅軍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針，我是完全同意的。"

“最好是走山西與綏遠的道路。,”我們應在明年夏天或秋天與外蒙靠近。”

193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瓦窯堡會議)通過《中央關于軍事戰略的決議》(《紅軍長征文獻》，第877頁):

第一步在陜西.....著手綏遠方面的布置....著手組織蒙古游擊隊。

第二步....擴大蒙古游擊隊最少200人。加緊對綏遠的布置。完成騎兵旅。

第三步在綏遠:由山西向綏遠轉進之時機，依日本帝國主義對綏遠之行動如何而定。

1937年10月，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歸綏城（今呼和浩特）不久又占領了包頭市，延安中共中央北大門伊克昭盟（今鄂爾多斯）面臨日寇入侵，斗爭形勢迫切需要中國共產黨在這一地區進行具體、深入的工作，領導人民群眾開展抗日斗爭。

中共中央1938年4月成立了蒙古工作委員會。白如冰任蒙古工作委員會書記，趙通儒、于占彪同志為委員（委員沒有具體負責分工）。

1938年5月中央中央和陜甘寧邊區黨委根據綏遠省敵我形勢的發展，認為開展蒙民工作不夠，需要蒙、漢民一起動員，共同抗日。決定將蒙古工委改為綏蒙工作委員會。綏蒙工委繼續住在張家畔不行，需要進到伊克昭盟內地來領導這場斗爭。中共綏蒙工委即到伊盟內地的桃力民。這塊地區，漢人較多，人口較密。

中共綏蒙工委的組成人員是：白如冰任工委書記兼宣傳部長、李衡同志任組織部長、趙通儒同志任蒙民部長、于占彪同志任軍事部長、工委委員：云澤（即烏蘭夫同志）、白海鳳、孔令甫、劉興源等同志。

白成銘同志負責青年救國會工作，白凌云同志負責婦女救國會工作。中共綏蒙工委對外是以八路軍綏蒙游擊司令部政治部的外部名義出現。

1938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指示中共綏蒙工委（后改稱綏遠省委、綏察區委）組織開辟二條重要紅色國際交通聯絡線：

一條是延安中共中央—陜甘寧邊區三邊—伊克昭盟—中灘地區烏拉持旗西公旗到—外蒙古烏蘭把托—蘇聯莫斯科的國際交通路線，

另一條是延安中共中央—陜甘寧邊區三邊—伊克昭盟—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四子王旗到—外蒙烏蘭把托—蘇聯莫斯科的國際交通路線。

輔助滿都拉支線

滿都拉支線：歸綏城-途達茂旗-蒙古接壤的滿都拉口岸-外蒙烏蘭巴托

輔助百靈廟支線

百靈廟支線：沿著達爾罕貝勒旗與四子王旗兩個旗之間的古驛道“大銀路”向北-到達阿特崗山谷察汗陶勒蓋-經呼和音阿曼烏蘇泉-再向東北方向，到達四子王旗什不圪山(苦艾或苦蓬之意)的烏蘭呼都根浩來口岸-外蒙烏蘭巴托

輔助歸綏城向南支線

歸綏城向南支線：歸綏城-經涼城到垚泉村-山西左云-山西省興縣中共晉西北社會部。

領導者是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與中共中央書記處，中央社會部，中共綏蒙工委書記白如冰（后改稱綏遠省委、綏察區委），中共綏蒙工委委員軍事部長于占彪（后改稱綏遠省委、綏察區委）中共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傅作義部特派員潘紀文，中共綏察區委社會部長王聚德、中央交通局大青山國際交通組主任李春田。

鐘春林（長征紅軍），趙光，段占元，林廷，楊寶山，吳鐘生，郭申振，于美泉，中央社會部孔飛與云清，許秉智（長征紅軍），高鳳英，云曙碧等同志先后參加了這二條重要紅色國際通道工作。

共產國際（第三國際）列寧領導創建，存在于1919～1943年，總部位于莫斯科，是一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組織的國際組織。

第三國際為自己規定的任務是團結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推翻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統治，確立世界范圍的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世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徹底消滅階級，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第三國際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成員最多時包括7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共產黨組織、400多萬黨員，召開過7次代表大會、13次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

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與成立后相當一段時間是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接受指導與支持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指導和幫助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了全國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組織。

1943年5月15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作出《關于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并于5月25日公開宣布《解散共產國際的決議》，聲言這是為了適應反法西斯戰爭的發展，便于各國共產黨獨立處理問題。1943年5月26日，蘇共中央發表決定，完全同意解散共產國際。

中共中央書記處

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改稱中共中央書記處。中央委員會閉會期間行使中央委員會職權，中央全會閉會時的中共中央。

六屆六中全會（擴大）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舉行

延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包括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張國燾、博古，朱德、任弼時，后增補：王明，康生，陳云為中央書記處書記，由張聞天負總責，主持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工作。

中央社會部

1939年2月，中共中央書記處作出《關于成立社會部的決定》。

1938年春，“中共中央保衛委員會”成立，主任為康生。

1939年10月，中共中央保衛委員會改為“中共中央社會部”，負責中共情報與反情報工作，部長為康生、副部長李克農。

中央社會部成立陜北公學和西北公學，并舉辦多期培訓班。

1940年8月18日，中共中央敵區工作委員會同中共中央社會部合署辦公，對外仍采用中共中央敵區工作委員會名義，中央敵區工作委員會主任周恩來、副主任康生。

各地社會部設置：

中共中央西北局社會部部長張邦英

陜甘寧邊區政府保安處處長周興

中共中央華中局社會部部長潘漢年

中共中央北方局社會部部長楊奇清

中共中央山東分局社會部部長劉居英

中共中央晉綏分局社會部部長周怡、

副部長鄒大鵬

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社會部部長許建國

中共中央南方局社會部部長秦邦憲

1941年皖南事變后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毛澤東親任局長的中央調查研究局。

1941年9月，中共中央又決定成立中央情報部，作為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統一的軍政戰略情報機關。

中情部與中社部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主要任務是軍政戰略情報的獲取與研究，也保留較小的機構指導各根據地的保衛工作。

指導情報工作用中情部的名義，

指導保衛工作用中社部的名義。

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兼任中情部部長，

副部長：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副部長：副總參謀長葉劍英、

副部長：中社部副部長李克農。

部長康生主管政治運動、政治保衛，

部里的常務工作由副部長李克農主持。

中央機要科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機要科隨中共中央進駐延安后駐于此處。中央機要科初到延安時，同時兼負中央軍委機要工作。

科長：鄧穎超，后由葉子龍接任，

副科長：李志忠任

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飛機轟炸延安后，中共中央機要科撤出鳳凰山麓，遷往八路軍總部駐地王家坪。

后來隨著形勢的發展，分別成立了中央機要科，中央軍委機要科，中情部機要科。

中央機要局于1942年4月4日成立，中央機要局和機要工作委員會同時成立。

康生兼任局長，李志忠任副局長，委員有康生、葉劍英、王首道、李志忠。

1943年3月，中央機構調整和精簡，機要局合并于中央機要科，中央機要科駐楊家嶺，歸中央辦公廳秘書處領導。李質忠任科長，曾三任協理員。

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中央交通局，吳德峰任局長。1940年中央交通局對外有一個特別的名稱，即“中共中央農村工作委員會”。實際上，農委并不管農村的事，干的仍然是交通工作，主要負責敵后及國統區的交通，護送接送干部到各地與回延安開展工作，參加與共產國際和蘇聯的交通。

1937年七七事變后8月，中央指示楊尚昆與劉少奇在太原建立北方局領導機關，劉少奇任書記，楊尚昆任副書記。

1938年9月至11月，六屆六中全會對北方局領導成員作了調整，楊尚昆任書記。

1941年初，楊尚昆去延安，北方局工作由彭德懷負責。

1942年8月底，中央批準北方局以楊尚昆等七人為委員，楊尚昆未返回華北期間由彭德懷代理書記。

1943年9月，彭德懷去延安，鄧小平代理北方局書記。1945年8月，中央決定撤銷北方局。

《抗日戰爭時期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1937—1943.5）》

蘇聯向中共提供資金援助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共一大召開以前。到1934年夏秋間，莫斯科與中共中央及中共在各地的武裝力量失去電訊聯系后，蘇聯和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援助基本都停止了。

此后直到1936年，在三個重要因素的作用下，又恢復了蘇聯對中共的援助。

第一，中共建立了穩定和可靠的根據地；

第二，雙方的電訊聯系得到恢復；

第三，中共的經濟狀況需要資金幫助。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的軍事行動威脅到蘇聯的戰略安全，為此，蘇聯加大了對中國共產黨的援助力度。

自莫斯科的經費援助和各種物資幫助，從1937年斷斷續續一直持續到抗戰結束。

1937年蘇聯資金援助是陜甘寧邊區全年總收入的5.2倍，直到后來1946還是1.5倍。除此直至抗戰勝利后中共中央再沒有得到來自蘇聯和共產國際的經費援助。

新編陸軍第三師

師長白海峰，參謀長包清華，

政治部主任紀貞甫，代主任烏蘭夫(云時雨）

七團團長紀松齡，政治主任克力更，

八團團長朱實夫，政治主任王允文，

騎兵九團團長云蔚，政治主任寒峰。

師、團、營、連的主要領導骨干多數是共產黨員，士兵中也有共產黨員。1940年，全師已發展到200多名黨員，師有黨委，連有支部。

黨委成員是烏蘭夫、孟純、奇稀古、云飛揚、克力更、王允文；烏蘭夫任中共地下黨委書記。

1938年春由蘇聯共產國際聯絡中央通過神府邊區發電報給烏蘭夫，讓去延安匯報工作。4月，烏蘭夫到達延安，高崗帶去見毛主席。白海峰報告了向國民黨政府要武器、裝備和既將改番號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三師的情況，烏蘭夫匯報了部隊各方面的情況。

毛主席聽后非常高興，指示：要利用國民黨給的番號，爭取國民黨的供給，設法把部隊擴大；部隊不要駐神木，要移駐伊克昭盟，開展群眾工作，組織武工隊，做好爭取和團結蒙古王公的工作；要培養干部，把部隊作為培養干部、特別是培養蒙古族干部的學校，要注意保護和保存這一批革命力量。

中共中央成立綏蒙工作委員會任命烏蘭夫為委員。

中共綏蒙工委委員趙通儒、于占彪、劉瑞森是新編第三師的聯絡官。

趙通儒經常到新編第三師傳達中央和綏蒙工委的指示。

于占彪時常透過新編第三師了解國民黨對日本侵略者軍事態事。

1941年春，劉瑞森從邊區來傳達高崗談中央的指示：新三師現在不能宣布起義，不要來延安……。新編陸軍第三師住地伊克昭盟鄂托克旗桃力民村

烏蘭夫1929年共產國際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同意派烏蘭夫回國并成立共產黨西蒙工委：烏蘭夫后任共產黨西蒙工委書記并與共產國際駐蒙古國代表阿莫嘎耶夫持續保持工作狀態，1938年共產國際通報延安中共中央。

抗日戰爭時期，中灘地區屬于包頭縣四區，（包頭四區今大部地區屬鄂爾多斯市達拉特旗)與烏拉特西公旗共管地區。

漢族與其它民族村落歸包頭縣四區管轄，日本侵略者占領包頭后，日偽包頭縣縣長劉澍、縣維持會會長張紹棠。

中灘地區的蒙古族屬西公旗旗府管轄，西公旗旗府王爺去世由王爺福晉（妻子）奇俊峰主持代王爺職權。

1938 年 5 月 中共中央指示綏蒙工作委員會在烏拉山前的中灘地區建立抗日根據地，抗戰爆發后，日軍駐綏蒙兵團改編為駐綏蒙軍隸屬華北方面軍第二十六師團大部兵力和偽蒙軍主力，部署在平綏鐵路沿線的集寧、歸綏(今呼和浩特）和包頭及其兩側附近的城鎮，時刻威脅著陜甘寧邊區政府北面。

成立綏蒙工委時中共中央書記處指示：

“綏蒙包頭與烏拉特西公旗所轄中灘地區是通向陜甘寧邊區的咽喉，也是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所在地陜甘寧邊區的北方門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為了保證陜甘寧根據地的安全，必須在這里建立起來前哨陣地與抵抗力量。同時也是建立從新疆之外的另一條由陜甘寧邊區經伊克昭盟、烏拉山和大青山到達外蒙古國的共產國際與蘇聯國際聯絡交通與受援軍民重要物資的國際運輸通道?！?/p>

1938年6 月初，綏蒙工委軍事部長于占彪帶領邊萬富、任信、蘇振華、鐘春林等人越過鄂爾多斯高原，北渡黃河到達中灘地區，按照中央指示建立抗日根據地與中灘抗日政府，建立前哨陣地與抵抗力量防止警哨阻止日軍進犯，同時建立從延安、三邊、伊盟桃力民經中灘至四子王旗、烏蘭巴托的國際交通線。

為了保證陜甘寧根據地的安全，建立起來前哨陣地與抵抗力量。建立從新疆之外的另一條由陜甘寧邊區經伊克昭盟、中灘烏拉山和大青山到達外蒙古國的共產國際與蘇聯國際聯絡交通與受援軍民重要物資的國際運輸通道。綏蒙工委軍事部長于占彪帶領邊萬富、任信、蘇振華、鐘春林等人于1938年中于中灘地區在“拿起槍桿拼活路”于占彪從小跟隨劉志丹鬧革命的口號宣傳動員中灘蒙漢青壯年成立的革命隊伍。

八路軍大青山聯絡支隊：

竇文林-八路軍大青山聯絡支隊隊長兼區長。(八路軍中灘抗日游擊支隊隊長兼區長)

邊萬富-八路軍大青山聯絡支隊副隊長兼副區長。(八路軍中灘抗日支隊副隊長兼副區長)

鐘春林-長征老紅軍，八路軍大青山聯絡支隊政委。(八路軍中灘抗日游擊支隊政委)

靳崇德-長征老紅軍，八路軍大青山聯絡支隊中隊長。(八路軍中灘抗日游擊支隊中隊長)

郝永海-中共地下黨員，八路軍大青山聯絡支隊聯絡官。(八路軍中灘抗日游擊支隊聯絡官)

袁力-八路軍大青山聯絡支隊書記官。(八路軍中灘抗日游擊支隊 書記官)

辛挨生-八路軍大青山聯絡支隊一分隊長。(八路軍中灘抗日游擊支隊一分隊長)

武錫爾-八路軍大青山聯絡支隊二分隊長。(八路軍中灘抗日游擊支隊二分隊長)

于世新-八路軍大青山聯絡支隊三分隊長。(八路軍中灘抗日游擊支隊三分隊長)。

秦占彪-八路軍大青山聯絡支隊四分隊長戰士。(八路軍中灘抗日游擊支隊四分隊戰士)并且加入了十幾名經過戰爭的紅軍戰士作為骨干，全隊150名指戰員。

1936年中共中央與紅軍主力東渡黃河，發起東征戰役，目的是傳播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抗日思想，爭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如果在山西能站穩腳跟，就可以進入綏遠、察哈爾兩省，能夠直接對日軍作戰。其中心目的是“與共產國際與蘇共中央的取得直接聯系”，開辟綏察兩省國際交通線。獲取共產國際與蘇共中央物質上的援助。

1938年5月14日毛澤東電令朱德、彭德懷、賀龍、關向應、肖克等“······在平綏路以北沿大青山脈建立游擊根據地甚關重要，請你們迅即考慮此事”。

中共晉西北即成立中共大青山特委，武新宇任中共大青山特委書記，李維中、武達平等任委員。

八路軍120師組建了以李井泉、姚喆、王尚榮率領的八路軍120師大青山支隊深入綏遠省大青山一帶與中共大青山特委和1938年11月改組中共大青山特委與中共綏蒙工委成立的中共綏遠省委開展創建抗日游擊根據地的工作。

中共大青山特委書記武新宇回憶：

“現在公開講大青山脈建立游擊根據地戰略是：大青山游擊根據地的戰略是牽制侵華日軍并堅持下來，戰略上拖止打擊日本從中國西北、中亞威脅、包圍共產國際蘇聯的部署，牽制侵華日軍對外蒙古對蘇聯作戰的準備和發動，這是對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重大貢獻。在陜甘寧邊區北大門牽制日本侵略者：堅持下來可早地發動對日戰略大反攻?！?/p>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改組中共綏蒙工作委員會成立中共綏遠省委，白如冰、于占彪、白成在延安中共中央書記處、中央社會部與毛澤東處受領指示。

1939年3月中上旬，中共綏遠省委在武川五塔背村召開第一全體會議，白如冰首先傳達了中共中央指示，宣布中共中央決定，省委由白如冰、武新宇、劉瑞森、李井泉、趙通儒、于占彪、白成銘七人組成。白如冰任省委書記兼蒙民部長，李井泉同志除任八路軍大青山支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外，還兼省委軍事部部長，于占彪同志任軍事部副部長，武新宇同志任宣傳部部長，白成銘同志任組織部部長。伊盟的趙通儒和后套的劉瑞森同志為省委委員，仍分別留在伊盟和后套工作。第一全體會議除伊盟的趙通儒和后套的劉瑞森外全部參加了會議，會議按中共中央指示具體部署了綏遠省地區的抗日黨政軍全面工作。特別強調中共中央確定【國共合作時期】中共綏遠省委的工作方針，就是“長期隱蔽，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對外公開身份都是大青山八路軍或動委會。

（也就產生以后許多年大青山大部分干部戰士與群眾和組織送到延安參加革命的蒙漢青年只知道大青山八路軍或大青山八路軍支隊與大青山八路軍司令部而不了解中共綏遠省委與黨的各級組織與成員）

會議決定與記錄上報中共中央書記處，抄報中共晉西北軍政委員會，八路軍120師黨委。

按照地區劃分，綏遠分綏西、綏中和綏東三個區:

綏西是土默特旗、武川的一部分和莎縣、托縣，

綏中是陶林一部分、武川大部分和土默特旗一部分;

綏東是涼城、陶林一部分，

以及豐鎮、集寧等地(當時沒有綏南，和林格爾等地歸晉綏分區管，后來才劃回來)。

上述三個地區建立黨的組織。

開始的組織名稱是:

綏東叫工委，綏西和綏中叫特委。

綏西特委書記是楊植霖，組織部長薛世英，宣傳部長李垣，民族部長賈力更兼任，

綏中特委書記是武達平，組織部長馬亞夫，宣傳部長曹振之，

綏東工委書記是白成銘，成員有程仲一和饒興。程仲一是綏東動委會付主任，饒興是八路軍大青山騎兵支隊政治部付主任，并負貴帶綏東一個團。

1939年中中共綏遠省委決定成立中共土默特工作委員會，賈力更任書記，勇夫、李森、張祿、云浦（烏蘭夫胞弟）趙誠為委員，云清（烏蘭夫胞妹）任書記員。

賈力更共產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烏蘭巴托(對外名稱烏蘭巴托中國工人俱樂部）干事長兼會計，七七事變爆發全面抗日戰爭，共產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派賈力更為內蒙古特派員共產黨蒙古工委書記，賈力更與共產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烏蘭巴托持續保持工作狀態，1939年中共成立綏遠省委后共產國際通報延安中共中央，賈力更參加中國綏遠省委工作兼任中共土默特工委書記，并確認為上報中共中央核準的中共七大代表。

1939年10月，中共綏遠省委按照中央指示利用冬季的到來選派歸武邊區工委書記郝登鴻前往武川縣北部、四子王旗前往外蒙古烏蘭巴托，旅蒙商人段占元陪同，二人以旅蒙商人的身份前往外蒙烏蘭巴托。

中共綏遠省委書記白如冰回憶：

“······從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開辟一條到外蒙的國際交通路線。一九三九年，中央指示綏遠省委，在工作條件具備的情況下，新開辟一條從大青山到外蒙古烏蘭巴托的國際交通路線。我們能否完成這一任務，心中沒有多大把握。我們決定先派人對即將開辟的國際交通路線作些探索，然后根據探索的結果，再向中央正式報告。經了解，從大青山到烏蘭巴托必須經過蒙民聚居地區--四子王旗，但這個地區，原來我們沒有工作基礎，政治情況和風俗習慣不清楚，所以要探索這條交通路線就要先定帶路人。在大青山我們所熟悉的群眾中，沒有去過烏蘭巴托的，只有少數過去由內蒙到外蒙庫倫(烏蘭巴托的舊稱)一帶經商的人才去過，但對這些人的政治情況，大都不甚了解，隨意找個人帶路有很大危險。經過多方了解，通過多次醞釀，選了一個去過外蒙的人，名叫段占元，他政治上比較可靠，對外蒙的地形比較熟悉，會講蒙古話，懂得蒙族的風俗習慣，會騎馬。我們找他談了話，經過他的同意，決定由他帶路。向導確定了，我們黨內要派一名政治上堅強的、頭腦清醒的、在關鍵時刻敢于犧牲自己的同志前往探索。經反復討論，決定趙光同志去完成這一任務。趙光同志原名叫郝登鴻，他當時擔任中共歸武邊區工委書記，外人都稱他是八路軍的趙副官。他是陜北橫山縣人，靠近伊盟烏審旗。因此，他會說蒙語，亦懂蒙古的風俗習慣，中學文化程度，頭腦靈活，政治可靠。這次派人考察國際交通路線純屬試探，故事前沒有報告中央。趙光和段占元同志走到外蒙邊界處被扣當作“敵特”送往烏蘭巴托，又轉到莫斯科第三國際(共產國際)。第三國際與中央聯系，中央答復不知道這件事情。這樣，趙光同志在莫斯科被關押多時。任弼時同志1949年春從莫斯科回到延安時，問到我有沒有一個叫趙光的到外蒙探路，我說有，是我們派的，已去多時，沒有消息。任弼時同志將此事報告了第三國際，將趙光同志放回來了。通過這次試探，了解到開辟從大青山到烏蘭巴托的國際交通路線是可行的，我們將這一情況報告了中央。中央決定這條路線由李春田同志負責，楊保山同志(伊盟鄂托旗牧民、中共黨員)參加，仍由段占元同志帶路。......

段占元的公開身份是旅蒙“永興堂”買賣商號掌柜，郝登鴻扮成伙計。他倆趕著一輛裝著炒米、木碗等蒙古族日用雜貨的馬車。沿途一邊吆喝，一邊還做著“以物換物”的買賣前往外蒙古。

從布魯圖(今補力太)向北郝登鴻和段占元在中蒙邊界勘察地形時被日軍巡邏隊發現，他們為躲避敵人的追擊，從查干洪壕賴山口入外蒙古。由于日本巡邏隊的追擊外蒙方即以特務嫌疑的查扣郝登鴻與段占元，共產國際遠東分局向共產國際烏蘭巴托(對外稱“中國工人俱樂部”)通報了這一情況，共產國際烏蘭巴托(對外稱“中國工人俱樂部”)認識段占元旅蒙商人的身份，蒙方把段占元驅逐出境（段占元后參加國際交通聯絡工作），將郝登鴻轉往莫斯科共產國際備查是否有中共中央委中共綏遠省委派出烏蘭巴托的任務。

1040年4月中央社會部和陜甘寧邊區保衛部共抽調干部和工作人員，有情報員、報務員、秘書、警衛員(陜西安塞人。外號“大丑子”)、后勤干事共二十五人成立中共綏遠省社會部“中央社會部綏遠情報總站”。設：情報室、治安室、偵察隊、總務科。中央社會部還專門為他們配了二部電臺。

中共綏遠省社會部（后稱：晉綏邊區社會部、綏察區社會部）接受中央社會部直接領導并同時接受中共中央西北局社會部的工作指導，接受中共綏遠省委/晉綏邊區委、綏察區委領導。

中共綏遠省社會部（后稱晉綏邊區社會部、綏察區社會部）情報工作開展不久，正是德國侵略蘇聯的全面最高峰，對日軍動向，擔憂日德軸心國合圍蘇聯，也成為了蘇聯莫斯科方面關心的重中之重，他們不斷向延安中央發出情報尋證請求，要求偵察中蒙邊境日軍部隊的動向。也因為此原因，日偽對綏蒙地區及中蒙邊境的控制更加嚴格，對中共抗日武裝的掃蕩也更為殘酷。

中共綏察區社會部長王聚德率領的社會部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下，依然做出了卓越的情報貢獻。偵知了“日軍將北進騎師團裝甲機動聯隊撤回張家口轉赴山東”的有涉中蒙邊境日軍部隊的動向軍事情報，報到了延安中央社會部最終轉交給了莫斯科最高層。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衛國戰爭中兵力使用決策的重要參閱決策依據之一。

在1940年8月，中共綏遠省社會部/晉綏邊區社會部、綏察區社會部根據中央對情報工作的指示精神，在綏遠建立多處情報站，分別是：靖邊、定邊、桃力民(克泊爾廟)、鄂托克前旗、中灘、包頭、畢克齊、美岱召、土默特、綏遠（歸綏）四子王旗、集寧等對敵工作站。情報站。

情報站任務是搜集日偽、國民黨、土匪及地方武裝的活動集結與開赴情況，重點工作點在平綏鐵路沿線火車站與日偽軍住地。

抗戰時期的中共綏遠省社會部/晉綏邊區社會部、綏察區社會部含領導組建的情報站是中共對綏蒙邊疆日偽情報工作與國際情報合作的重要支撐點。

1940年7月中共綏遠省委改為中共晉綏邊區委員會正式成立。白如冰任書記，劉俊秀任組織部長，王聚德任社會部長兼宣傳部長，于占彪任武裝部長。

晉綏邊區黨委管轄的整個范圍是綏東、綏西、綏南、綏中和雁北等五個地區。

雁北地委書記：趙仲池，

綏中地委書記：賈長明，

綏東工委書記：程仲一，

綏西地委書記：王聚德'兼'，

綏南地委書記：李全超。

1940年6月-1942年10月經中共中央書記處同意為了保障中共中央書記處與中央社會部交與經綏蒙紅色通道與共產國際蘇共中央的工作，加強軍事作戰與抗日動員群眾保衛人民和抗日政權相結合的抗戰形勢經八路軍總部，晉綏邊區武裝部報請民國軍事委員會與八路軍總部正式批準成立八路軍第一二0師獨立（綏察）第二支隊。

八路軍第一二0師獨立（綏察）第二支隊成立標志綏蒙抗戰大青山根據地有了八路軍第一二0師大青山騎兵支隊與八路軍第一二0師獨立（綏察）第二支隊這二支正規部隊序列的抗日武裝力量。

八路軍第一二0師獨立（綏察）第二支隊司令員于占彪晉綏邊區委員、軍事部長兼，

八路軍第一二0師獨立（綏察）第二支隊政委白如冰中共晉綏區委書記兼，

八路軍第一二師獨立第二支隊政治部主任白成銘中共晉綏區委委員、組織部部長兼。

李達光八路軍第一二師獨立（綏察）第二支隊參謀長，副參謀長寧德青，

八路軍第一二師獨立第二支隊轄綏西，綏中，綏南三個大隊。

綏西大隊長楊建林綏西武裝部長兼，大隊長政委王聚德晉綏區委員、社會部長兼，

綏中大隊長張志遠綏中武裝部長兼，綏中大隊政委賈長明綏中地委書記兼，

綏南大隊長張云峰綏南武裝部長兼，綏南大隊政委李權超綏南地委書記兼。

在這支部隊領導下還組建蒙民游擊隊，組織了“武工隊”，在基層縣以下黨政組織的領導下開展工作。

蒙古游擊隊：

1940年中中共綏遠省委，中共土默特工委成立蒙古游擊隊，隊長李森、高鳳英，指導員賈力更兼、長征紅軍許秉智、奇俊山。基本為騎兵部隊。負責共產黨蒙古工委、中共土默特工委武裝軍事行動，配合中共綏遠省委軍事部與共產國際烏蘭巴托的工作，配合中共綏遠省社會部的工作。

1940年中中央交通局秘書李春田按中央交通局安排任大青山國際交通聯絡主任在八路軍大青山騎兵支隊以司令部聯絡參謀的身份，負責“延安經大青山至烏蘭巴托”交通機要信件傳送交送工作，不負責任與共產國際聯絡交送軍事物資與資金物資工作。

八路軍大青山騎兵支隊為保障國際交通聯絡安全,秘密與偽蒙軍第五、八、九師建立聯系，訂立“互不侵犯”的協定。八路軍騎兵支隊把九連（又稱特務連，連長胡定良后期叛變，指導員黨生貴后期叛變。）配屬交給國際交通聯絡李春田領導。

經中央交通局的選認，林廷等人參加機要國際交通。林廷：中共黨員。代號“小上海”國際交通聯絡組組長，曾在蘇聯西伯利亞鐵路局當過工人，能說一口流利的俄語。段占元:中共黨員。代號“敖子”。國際交通聯絡組交通員，旅蒙商人，熟悉綏遠省以及蒙古國的地形和道路以及蒙古族傳統習俗。吳鐘生:中共黨員?；皡侵竞汀?。國際交通武裝隊隊長，曾任職八路軍120師敵工部偵査科，后潛伏在紅格爾蘇木(錫拉木倫廟)稅征所，成為一名稅征員。國際交通武裝隊吳鐘生等十二名武裝隊員。

李春田國際交聯絡組攜帶的機密信函中曾有中共中央開具的1940年1月，共產國際蘇蒙“新盛名義運軍火三十六輛至延安”的收據。

1940年12月按中共綏遠省配合指示，在四子王旗韭菜溝村“烏記糧店”當常柜于1937年入中共黨員的楊保山(蒙名孟克敖其爾)來到延安。中組部副部長李富春對其考核，決定能騎善射又會蒙語的楊保山參加國際交通聯絡組的交通聯絡工作。

楊保山國際交聯絡組攜帶的機密信函中曾有中共綏遠省委（后稱中共綏察區委）移交給中央交通局使用的韭菜溝村“烏記糧店”的全部賬目和財產明細?！盀跤浖Z店”是中共綏遠省委（后稱中共綏察區委）直接管理的秘密工作站。

為保護信函和國際交通員的安全起見，決定國際交通是從有一定群眾基礎的四子王旗穿越內外蒙界線。

此后，國際交通聯絡組護送人員或傳遞信函，都是由四子王旗布魯圖改道向北，穿過后草地，到達腦木更蘇木衛鏡席勒一帶潛到國界線附近，等日軍機動巡邏隊的汽車走后，過查千洪壕賴山口，進入蒙界。李春田和段占元留在山口南面的嘎査或牧點，段占元扮成掌柜，李春田扮成伙計，用和當地蒙古族牧民“以物換物”的形式交易中藥材和皮毛打掩護，接應返程的林廷。他們通過這種方式，先后圓滿完成了中央交通局的任務。

1941年2月中共綏遠省省委領導的武歸縣一二聯區區長高鴻飛收到國際交通組在黃草洼村北面積芨灘受困的消息后，立即帶領區小隊一班的隊員，急行軍九十多華里前來解圍。當晚，他請來南號村村民檢狗子作向導，趁夜色偷偷進入南號村，來到偽警察臨時居住的院外。不曾想，高鴻飛和栓狗子在翻院墻時，被躲在房頂煙鹵后的暗哨開槍擊中，二人當場犧牲。班長趙燕小立刻帶人沖進院子，開槍擊斃了煙囪后的暗哨，并一舉全部抓獲了五個偽警察。

國際交通組率領十四名蘇聯返回人員連夜趕往泉子灘，兩天后到達大青山支隊司令部所在地萬家溝轉往延安，完成了這次的護送任務。

《季米特洛夫日記1933-1949》

“首戰平型關，威名天下揚”的林彪，是在1938年11月的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結束后，帶著毛澤東委托他交給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六中全會材料去蘇聯養病的，在那里有3年時間。

1941年10月，林彪離開莫斯科，由季米特洛夫安排人護送回國。但林彪一行到達烏蘭巴托時遇到麻煩，由于'120師大青山騎兵支隊配合中央交通局大青山國際交通聯絡站的九連連長胡定良率連隊大部投敵叛變并獲得有重要八路軍首長通過日軍全面的'封鎖了大青山地區，他們進退不得，幾經聯系國內交涉，只允許林彪一人乘飛機返國。劉亞樓、李天佑、楊至成、鐘赤兵、賀誠等人則被困在外蒙古自謀出路:做買賣、行醫、放牧、加入蘇軍……當林彪獨自飛到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時，1942年的元旦就要來臨。

此次事件后造成中央大青山國際交通聯絡站人員傷亡與因交通聯絡線的中斷而全面撤離。

1941年10月26日，120師大青山騎兵支隊叛徒胡定良獲悉了的高鳳英將和綏西其他干部參加第二天在大火燒召開的綏察邊區委員會工作會議的情報，立即把情報提供給了日軍厚和憲兵分隊。日軍派出十二輛汽車，載著一百多兵，當夜包圍了萬家溝。

綏察區黨委社會部長兼綏西地委書記王聚德和高鳳英等戰友們在萬家溝馬黃龍壩下窯洞里休息。

10月27日太陽初升時，從山溝中提水回來的游擊隊員小交其發現山后隱藏的敵人。迅速通知王聚德他們。接著戰斗打響，王聚德立即帶人燒毀文件，埋好電臺。然后拿起武器與敵人進行了激烈的戰斗。此時，被圍在窯洞里的交通站工作人員和游擊隊員共有十七名。由于敵眾我寡，再加上我方被四面包圍，王聚德、高鳳英、李陟、王永會、李轉才、丁云、李天保等十二名抗日志士戰斗到彈盡援絕，在小火燒窯洞及附近的山溝里壯烈犧牲，三名游擊隊員受傷被俘后犧牲。只有土默特工委的勇夫和游擊隊員小交其兩人順著山溝逃走，脫險。王聚德警衛員大丑子因為兩天前被調到北線段當傳令兵，幸免于難。

此次重大損失造成中共綏察區黨委社會部兼中央社會部綏遠大青山站首腦機關和蒙古游擊隊的全部損失。

摘自綏察區委社會部'電臺隊長'張達明憶之女張軍書：

“1941年10月25日，綏察區委社會部部長兼綏西地委書記王聚德和游擊隊長高鳳英帶領部分機關干部、游擊隊員在固陽一個叫萬家溝村小火燒的幾個窯洞宿營時，由于叛徒胡定良的告密，日偽軍派了12輛卡車對小火燒重兵偷襲。王聚德等12位同志壯烈犧牲，被俘2人，所有機密文件丟失。只有一個15歲叫焦其子（音）的勤務員因掉進煤坑里，末被敵人發現。他跑出來了，找到距離小火燒約15里地外的張達明部報告。得到消息后，父親立即組織前往救援。待父親等7人趕到現場時已經晚了，只能在廢墟中檢查損失情況，全部文件已經燒毀，掩埋了12位烈士遺體，收留了15歲的勤務員焦其子。父親立即決定與延安聯系，但三、四天后仍然無果。父親決定用從延安帶來的密碼與延安中央社會部聯系。（父親張達明用的是從延安帶來的密電碼。此密碼只能在緊急情況下方可使用。他為了確保密碼安全，防止丟失，將密碼完全背下來記在腦子里）。延安復電："由姚喆同志去接收并另行安排。"

同時更換了電臺密碼及波長并要求按新的密碼回復。'1941年10月30日'父親按照更換后的電臺密碼、呼號、波長、聯絡時間，向中央詳細報告了王聚德等同志的犧牲經過。這就是有名的"小火燒"事件。 ”

120師大青山騎兵支隊司令員姚喆、副司令員陳剛、參謀長張成功致.......電文/摘自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文集

1941年11月14日

電文文字實錄：

姚喆、陳剛、張成功致毛澤東，王稼祥、朱德、葉劍英、康生、賀龍、關向應、周士第電

關于綏西地委書記王聚德等遇難的報告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甲)據綏西報告:敵百余人于十月十八日進到察素齊以北大溝之小火燒，將地委機關包圍，當場犧牲工委會宣傳部長兼地委書記王聚德、譯電員李智、蒙古游擊隊隊長云長生②、戰士六名，被捉去三名，失長短槍九支，大洋九千余元，譯電密本文件尚不詳。

(乙)這次受襲擊之原因如下:

(一)因為糧食困難， 不要掩護部隊，偵察警戒不注意,敵到房子上還不知道，也沒有哨兵。

(二)機關過于分散，不靠近部隊。

(三) 請轉康生同志的電臺暫不要與他們的電臺通報，等姚①過去查明后再通報。

①姚，指姚喆。

②云長生，指高鳳英。

《青山英烈》

高風英烈士傳 '摘錄'

陰歷九月初三，高鳳英和綏蒙區黨委社會部長王聚德他們來到“大火燒”。因為王聚德的初來，炊事員為招待這位稀客，也就便給日夜操勞的王部長和高隊長補補身體，在給大家安排吃蕎面的時候，特意弄了一斤白面，準備給他們三人吃，可是王聚德、高鳳英不讓特殊，硬讓把白面倒到蕎面里，這天中午大伙就一起吃了一頓白蕎面。高鳳英帶的蒙古游擊隊來后，這個地方就熱火起來。他領著大家唱歌，和大家起娛樂，部隊立刻活躍起來。特別是新兵更是朝氣蓬勃，生龍活虎。第二天傍晚，楊樹灣要開個重要會議，高鳳英帶領幾個同志去了。會議由中共綏蒙區委書記白如冰同志主持，參加的只有四、五人。除高鳳英外，還有土默特旗工委委員勇夫，有在溝口活動的地下工作人員云正旭等。白如冰給他們一一布置工作;布置完以后，由勇夫介紹，高鳳英和云正旭認識了。云正旭見高鳳英光腳Y子，沒有鞋穿，就把自己的鞋脫給了他。這鞋是歸綏城永生齋制的，牛鼻淺臉，毛布底子。高鳳英難得遇上這樣一個大腳板，所以穿起他的鞋來也分外服腳。這些日子，他只是心急如火地給大部隊籌集糧食、布匹，為了使大伙兒不致于挨餓受凍，把自己冷熱也置之度外了。

幾天來，他一直是穿著一雙張了嘴的鞋在怪石上，在荊棘叢中行走。好在腳板巳磨起老繭，還可以堵擋一一陣;只是已到深秋，山里的陰溝里已經結冰，張了嘴的鞋是有難對付的。會后，高鳳英帶上同志們返回“大火燒”。當晚，因為有遠道而來的客人，大家也就特別歡樂。同志們聚到南面的土窯作幫、荊條蓋頂的"前進坑”里，玩起樂器來，勇夫吹枚，有些同志拉胡胡，奏起土默川家鄉小調來。高龍八歲的小孫女站在一旁觀看，她見高隊長和王部長都不在，很是納悶:白天高隊長領上戰士們唱歌子，現在，戰士們吹拉起來，他干什么去了? 一會兒他見王部長從西面的窯洞里出來，于是跟上王部長回到自家住的窯洞。這時大約有十點鐘左右。

王聚德，陜西省清澗縣人，系中共中央社會部成員，一九四O年由延安派來大青山區，擔任綏察區黨委社會部長。他所領導的社會部由區黨委及中央社會部雙重領導，其主要任務是搜集日偽軍的情報，配有一部電臺及幾個譯電員，向中央社會部直接匯報工作，使延安能及時了解大青山區情況。高鳳英所帶的蒙古游擊隊正是保衛他所領導的社會部。他，中等身材，紫糖色臉，待人接物文雅而謙和。這天晚上，他來到高龍的窯洞里，見高龍兩口子和兒子有旺和衣躺在炕上，就坐在地下的小凳子上，與他們談了起來。他說，他們派出去的工作組已經回來，東面有火線，西面也有火線。他談了一會兒走了，這時，上面的樂器已經不響了， 土默特旗工委的勇夫也下來了。

就在這天夜里，日本鬼子的十二輛汽車從薩拉齊鎮出動，沿路抓了好多帶路的，開到了小萬家溝口。鬼子跳下汽車，翻過幾道山梁，把“大火燒”包圍了。原來綏蒙區黨委社會部的特殊工作以及它的電臺早就引起敵人的注意，敵人幾次企圖破壞，但終因社會部在蒙古游擊隊的保護下經常轉移而未能得逼。近幾天，鬼子又派出特務，帶上信鴿到萬家溝等地偵察八路軍情況，而社會部和蒙古游擊隊駐地正是兄弟部隊在兩天前住過的地方。狡猾的敵人沒有在夜間動作，一直等到第二天清早才發起進攻。

1941年10月26日這天是陰歷九月初五，早晨，當山梁已經清晰可辨的時候，李天保和小交其兩個小鬼到山下抬水，當他們正要舀水的時候，突然聽到山上有人在“喂一一喂”地招呼他們。他倆抬頭一看，見對面山上伏著日本兵，鋼盔明晃晃的，正向他們瞄準。李天保拔腿就跑，日本兵開槍了。天保迅速地跑上山梁，報告敵情。小交其見勢不妙，把帽子頂在四尺多高的馬茹子上，迷惑敵人。馬茹子是山間叢生的灌木，紅皮子，小葉子，荊條上生長著密密麻麻的三角形的菱刺。小交其頂好帽子，在馬茹子叢中左轉右踅，不見了。

這天清晨，勇夫也到了溝里。敵人發現了他，照他頭上就是一槍。子彈在頭皮上擦了一道血印，他撲倒在地，爬起來跑脫了。

“嗒嗒嗒嗒一一”敵人的機槍響了，雨點一樣的子彈向“大火燒”梁上的窯洞射去，窯洞上的土撲簌簌地落下來。高鳳英、王聚德同志聽到對面的槍聲，當即組織戰士們在洞里還擊敵人。此時，敵人的槍聲大作，子彈象暴雨一樣潑來。憑著槍聲的方向和經驗，他們斷定已經被敵人四面包圍。在危如懸卵的情況下，高鳳英和王聚德同志果斷而迅速地把黨內重要文件和來往信件銷段，不讓有一片紙留給敵人。而后，他們利用窯幫作掩

護向敵人還擊。他倆住的窯洞都沒有窯門，只用制條捆子堵著。這時，荊條捆子已經倒下，擲彈簡一個接一個地打來，洞門口子彈打得土花飛濺。南窯洞青著南山上敵人的機槍方向，是唯一可組織突圍的面，曾組織了兩次突圍，但由于敵人占據了有利地形，加之密集的槍炮封鎖，突圍沒有成功，北窯洞對著敵人的機槍，也遭受了慘重犧牲。高鳳英住的西窯洞在一個緩坡下面，緩坡的斜后側形成陡勢，有一道落差很大、樹木叢生的深澗。他的勤務兵已經沖上緩坡，再有幾步就可以下坡入澗，但受傷了。高鳳英離西北方面入溝的地方(“大火燒”山巒的缺口)僅有十幾步，只需要二三十秒鐘的時間，就可以縱身入澗，轉入環形溝，在巨巖和樹叢的掩蔽下，或許會象勇夫和小交其那樣，有脫身的可能，而此時，他因銷毀材料已經失去了那樣的時間。戰斗在“大火燒”激烈地進行著。高鳳英同志高聲呼喊著:“同志們，這是生死存亡的時刻，我們共產黨人決不能被敵人所嚇倒!今天，正是我們為千千萬萬中國同胞報仇雪恨的時候!打呀!”他左右揮動著盒子槍，專打敵人的機槍射手。鮮血，在他的額上臉上淌著;鮮血，在他的胸中沸騰著。他雙眼迸射出憤怒的火光，象利箭般射向野獸般的侵略者，射向那些引狼入室的叛徒。他那金剛似的身軀，宛如一尊堅不可摧的鐵塔，巍然屹立在塞上高原的這一山巒上;那些依山挖的土窯洞也成了難以攻破的堡壘，盡管敵人投入了數十倍的兵力，也沒

能夠在短時間內把這十幾人的陣地奪下。敵人幾次組織進攻，企圖攀登“大火燒”山巒，都被八路軍和游擊健兒打下去了。戰斗一直從清晨打到近午，八路軍和游擊隊的手榴彈投完了，子彈也所剩無幾。人民的好兒子、黨的好干部，年僅三十二歲的高鳳英同志，在突圍中英勇地犧牲了。他的腿部受了重傷， 胸側、腹側、頭部各中一彈。王聚德部長也在激戰中犧牲了。到這時，除小勤務員還活著而外，其余的十一名同志都戰斗到最后一刻，壯烈犧牲了。

這是一場寡不敵眾的戰斗。高鳳英等同志面對數十倍的敵人全無懼色，浴血奮戰，在重圍中，他們首先想到的不是個人，而是組織的秘密、同志的安危和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的安全。為了保衛祖國的每一寸土地不受敵人侵犯，他們最終負出了血的代價。

槍停了，日本兵披著綠色繩絡偽裝，越過環形溝，攀上“大火燒”梁。他們把上下幾層窯洞搜查了一遍，把彈盡援絕的三個戰士和高龍父子用繩子捆在一起，逼著他們跪在高鳳英同志住過的西窯洞前，身后架上了機關槍。同時把負了重傷的高鳳英的勤務兵從北坡上拉下來，摔在窯洞口。這勤務兵年歲很輕，不足二十。他不久前還病著，半個月來憑著高龍老伴的精心護養方得痊愈，今天卻遭此不幸。盡管他滿身、滿臉都是血，傷勢那樣亞重，但他還咬緊牙關，艱難地匍匐著向高鳳英同志的遺體爬去，想著再看一眼對自己關懷備至的指揮員。被捆在一起的同志不忍目睹這一慘象，一個個悲憤交集，眼里迸出淚花。殘無人道的日本鬼子不等勤務兵爬近高鳳英的遺體，就摟動機槍扳機，對準他的胸部、腹部射了一梭子彈.....

這次戰斗，犧牲了十二名同志，他們是:高鳳英、王聚德、李陟、丁云、王永會、李轉才等。

王聚德 休息與壯烈犧牲時的土窯洞

注：王聚德中央社會部派任中共晉綏邊區黨委社會部部長兼宣傳部部長兼綏西地委書記。

上述損失因為任務的特殊性120師與120師大青山騎兵支隊只是少部分連隊配合并沒有參與，120師與120師大青山騎兵支隊對上述任務的重要性與重大性并不了解。

但經過損失后，承擔中央任務的主要領導人白如冰、于占彪、潘紀文、白凌云、李春田、鐘春林、許秉智等同志陸續撤離大青山地區，白如冰兼任政委，于占彪兼任司令的120師獨立二支隊也全部的分地委大隊劃轉并入120師大青山騎兵支隊所配合地委團建部隊序列。

大青山地區從此不承擔黨中央與共產國際的聯絡任務。

注：

1，白如冰、于占彪在中央書記處、中央社會部受領任務由于任務保密級別的特殊原因不能通報傳達給120師與120師大青山支隊，后續經中共中央書記處同意為了保障中共中央書記處與中央社會部交與經綏蒙紅色通道與共產國際蘇共中央的工作，經八路軍總部，晉綏邊區武裝部報請民國軍事委員會與八路軍總部正式批準成立八路軍第一二0師獨立第二支隊成立的主要任務也是完成中央任務對外是警衛黨委及所屬地委任務，120師與120師大青山支隊不了解與部分120師與大青山支隊下級干部傳言大青山地區無法生存二個支隊經費緊缺等均為無法了解特殊任務引起的。

2，1941年初皖南事變爆發-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新四軍被國民黨以借口圍繳。中國共產黨強烈要求共產國際和蘇聯提供武器援助，準備奪取蘭州及甘、涼、肅三州，與蔣介石決裂。2月1日，毛澤東致電季米特洛夫，稱：“破裂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在徹底破裂之后，蔣介石肯定要向日本投降。那時我們無疑將會處境艱難，受到來自日本和蔣介石兩個方面的打擊。如果那時你們不能公開援助我們，那我們的困難將是很大的?！钡K聯方面認為國共兩黨關系仍可避免徹底破裂，此外蘇聯為了防止國共兩黨分裂和內戰：

暫停對國民政府提供援助的同時，

暫停向中國八路軍提供軍事援助。

斯大林為首的蘇共中央認為國共兩黨兩軍團結抗戰日本侵略最符合蘇聯本國的利益。如此一來，蒙古—綏遠的紅色國際交通線在皖南事變之后軍事物資就不再使用此交通線。

中央紅色國際交通聯絡任務將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直接聯系在一起，在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綏蒙大青山地區、伊克昭盟地區是其重要一環存在的意義非同的價值。

共產國際和蘇聯通過紅色國際交通線向中國共產黨提供了財政、軍事、醫療、通訊、干部培訓等方面的援助，使中國共產黨在極為艱苦的環境中堅持下來，渡過抗日戰爭最為困苦的階段并不斷壯大，這對于中國共產黨自身的發展和抗日戰爭的勝利有著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