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是世界史的秒時指針——叔本華

1928年，蔣介石聯合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發動第二次北伐。在國民革命軍抵達濟南之時，日本以保護僑民為由向濟南增兵，阻撓北伐。

中國內戰，日軍憑什么干預呢？原來一戰中，日本借口向德國宣戰，接管了德國在山東的特權，把山東省變成了它的勢力范圍。而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張作霖戰勝吳佩孚，山東又是奉系軍閥張作霖劃給張宗昌的地盤。

日軍與奉系關系曖昧，在山東互為表里，有一定程度的同盟關系。因此革命軍北伐，日軍才要橫插一手，節外生枝。

1928年5月1日，北伐軍占領濟南。3日，日軍進逼濟南與北伐軍交火，掩護奉軍后撤。同一天，日軍闖入山東交涉公署，將外交官蔡公時割去耳鼻虐殺。7日，日軍向蔣介石發出了12小時的最后通牒，要求蔣嚴懲有關軍官，解除抗日武裝，撤至膠濟鐵路20華里以外。11日，日本占領濟南，燒殺搶掠，造成6123人罹難、1701人傷殘，史稱“濟南慘案”。

中日濟南交火后，引起國際新聞界普遍關注。中方想痛斥日本狼子野心，獲取國際社會普遍支持。卻因為一些客觀原因，“有理說不出，百口莫辯”。日方則趁機占領輿論場，顛倒黑白，把濟案變為了施暴者的“一言堂”。

濟案發生后，日軍得益其在1920年代鋪陳的新聞網絡，在媒體上反應迅速，統一口徑將沖突原因歸結為北伐軍大肆搶劫當地日僑。到5月3日，日本東方通訊社連發7篇報道，從不同角度增加細節，潤色添彩，完全將日本士兵塑造成了無辜的自衛者，被迫抵御北伐軍對僑民的侵害。

東方通訊社報道一發，被英文媒體爭相轉載，保僑之辭甚囂塵上。為了喚起國際輿論的“反華情緒”，日通訊社還將濟案與“南京事件”聯系，稱濟案是一年前“南京事件”的重演。

@南京事件，即“炮轟南京事件”，1927年北伐軍占領南京，引發排外搶劫，數名外國僑民遇害。停泊在江面的英艦“良美拉爾特”號、美驅逐艦“諾亞343”號、“潑利司登344”號向南京城內進行猛烈炮擊，炸死炸傷中國軍民2000多人

壟斷中國新聞的英系報刊，在“濟南事件”上明顯受到了日方影響。5月初，兩家最大的在華英系報紙《字林西報》和《大陸報》都大量援引日方對此案的敘述，連發《士兵目無法紀，蔣介石無力約束，事態失控》《南方部隊大肆劫掠》《面對南京的誹謗，日本已失去耐心》等專欄文章，指向性明顯。

面對日本將濟南慘案與南京事件的無端聯系，英系報刊也鸚鵡學舌。《字林西報》稱，“濟案是國民黨重演'南京暴行'”；“不可否認的是，一些北伐軍隊是出了名的到處搶劫且粗魯傲慢”；“日本在山東擁有巨大的利益，出兵保護理所當然”。《大陸報》還稱，“人們在了解了英國人在中國（南京）的遭遇后，很難苛責日本出兵保護其在華僑民生命安全的做法。”

不僅如此，英系報刊還借題發揮，上升到對中國民族性的批判。《大陸報》稱，“一次又一次的暴力事件，都會把在華的外國居民拽回幾個世紀之前，無論上海的生活條件如何現代，他們仍然活在未開化的中世紀。”《字林西報》挖苦道：“中國人難道就不能長點腦子嗎？收回（漢口）租界有什么好處？劫掠南京又有什么好處？就算南軍將濟南城的日本人全殺完，又能得到什么好處？中國一直迫切地希望被平等對待，但通過一樁樁類似的事件，只會離文明世界越來越遠。”

說來奇怪，英媒如此搬弄是非，有什么目的呢？英系報刊為何要在事實還不清楚的情況下，如此輕信日本一面之詞呢？筆者認為，主要有如下四點原因：

其一：一戰以后，英法意日為國際聯盟四大常任理事國，彼此之間會互相照應，以維護戰后世界格局。

其二：英日同盟雖被終止，但日本仍然是英國在遠東維持戰略平衡的伙伴。

其三：英系報刊為上海英國僑民控制，這些僑民由于長期離開母國，有一種以“租界”為中心的價值觀。隨著中國統一，收回主權事業的進展。英僑民擔心他們在上海的特權受到威脅，因此為日本在山東的特權撐腰。

其四：袁世凱死后，中國進入軍閥混戰階段，長期的戰爭給外界留下了“無序”“混亂”的刻板印象（類似當代的阿富汗、敘利亞）。而日本在明治維新后積極脫亞入歐，在國際上形象較好，信息源顯得較為“可信”。

英系媒體在中國問題上一言九鼎，一時間大江南北，世界各地，都被親日宣傳搞得烏煙瘴氣。在這種情況下，卻有幾家外刊頂住壓力，成為了一股清流。

與英系報刊的“助紂為虐”不同。《密勒氏評論報》和《北京導報》兩家美國報紙倒說了不少公道話。《密勒氏評論報》沒有引用日方的報道，而是轉述前線記者田伯烈（H.J.Timperley）提供的新聞，稱：“北伐軍進入濟南時是一片和平景象，堪稱典范”；“蔣介石士兵對外國人頗為友善”；“濟南沖突的原因是日本士兵向國民黨士兵開火。”

《密勒氏評論報》還質疑日本在濟案的動機，認為濟案是日本保護北方軍閥的一場軍事行動，是日本政府為轉移國內矛盾而制造的一場國際糾紛。面對英系報刊對日本的偏袒，《密勒氏評論報》毫不留情地指責英媒倒向日方，淪為日本宣傳的代言人。《北京導報》立場沒那么鮮明，但也說明要對日方的信息警惕。該報評論道：“無論事件因何而起，都不可避免地激起了中日兩國民眾憤怒的情緒，在這種情況下，無論譴責任何一方都要尤為謹慎。”

雖然相比日發行量8000份的《字林西報》，《密勒氏評論報》只是周發行量5000份的小報，并不足以逆轉輿論場“一邊倒”的狀況，但其公正客觀的報道，還是為外界了解濟案提供了不一樣的視角。

美系報刊為何仗義執言？除了因為美國與日本在太平洋的競爭關系、美國20世紀的知識界理想主義氛圍、美國的貿易自由理念等因素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該報一半的訂戶是中國知識分子。

無論怎么樣，美報畢竟雪中送炭，殊為可嘉。那么“當事人”中國又在干什么呢？原來，南京政府直到5月5日才將報道見諸報端，且只刊登在《字林西報》上。稱交火源于日軍無端逮捕了國民黨宣傳人員。可惜的是，這篇姍姍來遲的報道犯了兩個致命錯誤，一是與美系“隊友”的報道產生了沖突，引起了讀者的懷疑。二是在側重上避重就輕，忽略了日軍更嚴重的暴行，相當于在宣傳角力上自廢了武功。

中方為何反應如此微弱，又如此緩慢呢？原來在沖突爆發前，北伐軍為了孤立奉軍，切斷了濟南通往外界的電報線路。濟南的通訊完全依靠城里兩座無線電臺，一座由日本控制，一座由國民政府控制，5月3日沖突爆發后，日本士兵隨即破壞了國民政府的電臺，使日本電臺成了濟南與外界通訊的唯一渠道。破壞無線電臺不僅阻止了中方新聞的傳送，還妨礙了南京與濟南的常規通訊。據報道，當時南京政府要聯系蔣介石，也只能先傳電報到濟南150公里外的兗州，再通過傳令兵遞送消息。

南京連蔣介石都聯系不上，怎么能知曉前線原委呢？只能是聽天由命，任由日方歪曲事實，坐失新聞傳播的黃金時機。

另外，當時中國也缺乏向外表達觀點的信息渠道，只能借租界報紙申明立場。在宣傳戰落下風后，南京政府甚至派多位高官作為特使前往西方各國，就濟南案公開演說，請求同情。其中，伍朝樞派往華盛頓，王寵惠派往倫敦，汪精衛奔赴日內瓦，胡漢民和李石曾前往巴黎，孫科前往海牙和柏林。如此費時費力，事倍功半，堪稱國際外交領域一大奇觀。

濟南案一個月后，日軍就炸死了奉系軍閥張作霖。12月29日，張學良通電全國，宣布遵守三民主義。至此，北伐結束，南京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國統一。

統一全國后的南京政府，經歷過濟南案的慘痛教訓，意識到了宣傳戰的重要性，通過建立國際科、頒布《外報登記辦法》、滲透英文媒體等方式建立起了中國第一套國際宣傳體系。隨著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日軍進逼華北。中國終于和租界報刊產生利益一致，在關鍵問題上達成共識。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同盟國更是在反法西斯宣傳戰上群策群力，一致對外。在盟軍山呼海嘯的攻勢下，日本很快成為了國際輿論的眾矢之的。

通過濟南慘案引發的輿論場角力，我們可以看出。在國際沖突中，輿論陣地尤為重要，絲毫不亞于戰場得失。而輿論對抗的差距，也反映了對抗雙方的實力差距。宣傳戰服務于戰爭，且受戰爭支配，在戰爭中四面樹敵，宣傳上勢必也會四面楚歌。在沒有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只有身懷利器而不露，三寸之舌而不鼓，才能立于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