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眺石峁遺址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易華先生在對齊家文化和二里頭文化經(jīng)過多年的對比研究后指出，石峁遺址有可能是夏的首都，二里頭遺址是夏的末都，石峁文化和二里頭文化是夏代的宮廷文化，而齊家文化則是夏代的民間文化。

首先，從大的時代背景來說，齊家文化和二里頭文化都屬于青銅時代文化。齊家文化出土銅器遺址至少有15處，出土銅器總數(shù)已超過130件，器型包括刀、斧、錐、鉆、匕首、指環(huán)、手鐲、銅泡、銅鏡等，其中以工具為主，裝飾品次之。從形制看，總體比較簡單，但也有銅鏡、空首斧等造型復雜的器物。出土紅銅或青銅器比較重要的齊家文化遺址有：青海貴南縣尕馬臺49件，甘肅武威市皇娘娘臺30件，武威海藏寺12件，積石山縣新莊坪12件，永靖縣秦魏家8件，互助縣總寨4件、廣河縣齊家坪2件等，種類包括刀、斧、環(huán)、匕和鏡等。

齊家文化銅鏡

青海貴南尕馬臺40多座墓葬中出土的49件青銅器，有銅鏡、鐲、環(huán)和泡等。七角星紋銅鏡是銅錫合金制成。銅泡為錫青銅，而銅鐲含砷7%，屬于砷銅。二里頭遺址亦出土了大同小異的銅鏡和泡。在黃河、長江中下游流域、東北遼河流域及南方廣大地區(qū)，沒有發(fā)現(xiàn)比二里頭更早的銅鏡。銅鏡顯然不是東方文化傳統(tǒng)，其源頭只能是西北或西方。

二里頭遺址二期一座中型墓中出土一炳環(huán)首青銅刀，與甘肅康樂商罐地遺址采集的環(huán)首刀在形制上極為相似。相比較而言，后者刀身弧度更大，也沒有紋飾之類，暗示著這種環(huán)首刀更古老、更原始。

1992年出土于西寧市齊家文化沈那遺址的巨型闊葉帶鉤銅矛，是俄羅斯北部森林草原塞伊瑪—圖比諾青銅兵器東進的極好例證。2008年12月河南省淅川下王崗遺址集中出土了4件銅矛。這4件銅矛和沈那遺址出土銅矛一樣，除過尺寸略小外，都是圓鋒寬葉，筩部帶大彎鉤，形制完全一致。

陶寺遺址和二里頭遺址共出土了4枚銅鈴，但青海大通黃家寨遺址齊家文化晚期地層中出土一大四小共5枚銅鈴。二里頭遺址的銅鈴是和銅牌、玉刀一起出土的，這很可能是巫或薩滿教的法器。新疆洋海墓地也曾經(jīng)出土有薩滿法器銅鈴。

陶寺遺址所出銅鈴

薩滿教屬于原生性的民間宗教，信仰萬物有靈論、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流傳于我國東北到西北邊疆地區(qū)操阿爾泰語系的民族中，如通古斯語族、蒙古語族、突厥語族等。鄂倫春族、鄂溫克族、赫哲族和達斡爾族的民間信仰祭祀活動，直到20世紀50年代初，都還保留著該教的一些信仰痕跡。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二里頭文化標志性器物——綠松石銅牌，在齊家文化遺址中也有出土。有學者明確指出，甘肅天水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牌飾屬于齊家文化，源于新疆天山北路文化。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綠松石銅牌和銅鈴、銅鏡等，都是西北青銅文化影響的結果。新疆哈密地區(qū)曾發(fā)掘出4件更加原始或簡樸的鏤空銅牌飾，其中天山北路墓地3件，1件屬于第一期，1件屬于第四期。其一期遺存牌飾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 2000～前1500年之間，和齊家文化大致同時。

齊家文化鑲嵌綠松石銅牌飾

另外，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縣的宗日齊家文化遺址中，也出土有鑲嵌精致的綠松石，與陶寺遺址鑲嵌粗糙的綠松石，形成鮮明對照。顯然，二里頭三、四期文化中鑲嵌精美的綠松石牌飾工藝和齊家文化應該存在著密切的關系。

何駑認為，二里頭宮城內考古學編號為2002VM3的墓隨葬綠松石龍，很可能是宗廟祭祀時，祭祀者抱于懷中的綠松石龍牌——“禹”的化身儀仗。宗廟祭祀時，墓主這一類主持祭祀儀式的官員，持龍牌、系銅鈴、戴羽冠進行跳舞一類的巫術表演時，綠松石龍牌、銅鈴等都可能是萬舞的道具。在二里頭文化二期偏晚至四期時，綠松石銅牌飾逐漸取代了綠松石龍牌，成為“禹”的化身儀仗和萬舞的核心道具。從字源看，古文字“夏”字表現(xiàn)的就是跳萬舞的人，因此，手執(zhí)綠松石龍牌或銅牌，系銅鈴戴羽冠而祭祀大禹跳萬舞的“中國之人”就是所謂的“夏人”。

“我們不知這些綠松石銅牌飾的傳播是否與銅鈴、翟羽成萬舞道具組合套式的傳播有關，不過《史記·六國年表》稱‘故禹興于西羌’，《華陽國志》云‘禹生于石鈕’。李學勤先生相信這些傳說背后的歷史背景。李旻先生解讀說：‘如果我們把這些大禹興于西羌的說法理解為當?shù)厣鐣Ω叩佚埳缴鐣淖诮踢z產有所傳承，那么當?shù)赜砩o的傳說與中原各地的禹跡敘事應是平行傳承的文化傳統(tǒng)……這些地方共享的禹神話可能是周人與其他高地傳統(tǒng)共同繼承的龍山時代宗教遺產，在華夏邊緣的高地社會中通過口述與儀式傳承。’”

二里頭大墓隨葬綠松石龍

從易華先生對青銅文化傳播路線的梳理和以上學者的分析，我們能合理地推導出二里頭青銅文化和萬舞很有可能是西北高地龍山社會青銅文化和“禹神話”信仰東漸的結果，在中原進一步得到發(fā)揚光大后才逐漸成為之后“二里頭文化禮樂文明核心要素西被的載體”，而不是相反。“開創(chuàng)于夏王朝的祭祀大禹的萬舞，構成了夏代禮樂文明與制度的核心內涵，其物化的表現(xiàn)就是二里頭文化的綠松石龍牌和銅牌。”

二里頭文化銅器主要集中在二里頭遺址，另外在夏縣東下馮、駐馬店楊莊、登封王城崗、洛陽東干溝、滎陽西史村等地也有零星發(fā)現(xiàn)。二里頭的冶銅業(yè)在初期僅有簡單的工具和兵器出土，到第三期才發(fā)現(xiàn)了器形比較復雜的青銅容器或禮器。

有學者提出過“北方系青銅器”概念，其從空間上可延伸到歐亞大草原，時間上可以擴展到夏代前期。以齊家文化青銅器為主要組成部分的“北方系青銅器”，與歐亞草原青銅器傳統(tǒng)一脈相承，實際上就是外來青銅文化傳統(tǒng)。

中原青銅器或商周青銅器主要是二里頭三、四期開始的中原青銅禮器文化，后于“北方系青銅器”而誕生。二里頭中原青銅禮器文化鑄造傳統(tǒng)雖然很有特色，但就冶金技術而言基本談不上創(chuàng)新，僅是鑄造工藝略有改進而已。顯然，中原系青銅器傳統(tǒng)是“北方系青銅器”技術的繼承和發(fā)展。盡管齊家青銅文化從表面上看也有和二里頭不同的器物出現(xiàn)，如二里頭有銅鼎，而齊家就沒有，但需要明白的是，這類呈現(xiàn)出比較明顯的二里頭特色，是和夏王朝穩(wěn)固統(tǒng)治之后，進一步吸收外來文化因素，注重經(jīng)濟建設和精神統(tǒng)治有著直接的關系。

二里頭綠松石銅牌飾紋樣與金文“萬”字對比

其次，從種植業(yè)來觀察，齊家和二里頭都有著同樣的作物結構，都是所謂的“五谷豐登”。他們不僅種植傳統(tǒng)農作物粟、黍，還分別引進了小麥和水稻，另外，大豆也逐漸進入“五谷”序列，成為其主要農作物之一。

西北高地早在公元前3300～前2100年的馬家窯文化時代，就有了和后來齊家文化類似的作物結構，如天水西山坪遺址在公元前2650～前2300年時，就種植有粟、黍、水稻、小麥、燕麥、青稞、大豆和蕎麥等8種糧食作物，證實了小麥和燕麥早在公元前2300年前就已經(jīng)由西亞或中亞傳播到中國西北地區(qū)，同時也揭示了中國最早的農業(yè)多樣化出現(xiàn)在新石器時代的甘肅天水地區(qū)。西山坪遺址的文化層可以分為7層，其中第6層是馬家窯文化層，第7層則是典型的齊家文化層。

二里頭和齊家文化都種植水稻、粟、黍和豆科植物，現(xiàn)在還難以分清先后，但種植小麥齊家社會無疑早于二里頭社會。小麥起源于西亞，后傳入歐洲和東亞，并取代黍成為旱作農業(yè)的主體作物——這已成為中外學者的共識。而甘肅張掖黑水國南城北遺址出土的馬廠文化碳化小麥，也再次證實了河西走廊是小麥傳入中國的關鍵地區(qū)。小麥在中國傳播大體上先是由西向東、后由北朝南逐漸展開。公元前3000年左右，西亞馴化的大麥和小麥到達中國，而中國馴化的黍和蕎麥也西傳到了歐洲。

齊家文化陶罐

再次，從畜牧養(yǎng)殖業(yè)來觀察，齊家和二里頭文化都有豬、牛、羊、馬、雞、狗等家養(yǎng)動物遺骨出土。豬和狗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兩大家畜，齊家社會與二里頭社會均喂豬養(yǎng)狗，這里不用多說。而牛、羊、馬則是舶來品。齊家社會與二里頭社會雖然都喂養(yǎng)牛、羊、馬，但齊家文化遺址出土的綿羊骨、黃牛骨、馬骨比二里頭文化不但早，而且數(shù)量多，這表明羊、牛、馬均自西北傳入中原。

西亞地區(qū)大約在1萬年前已經(jīng)放養(yǎng)山羊了，這有扎格羅斯山脈南端的甘茲·達列赫和阿里·庫什出土的山羊骨骼為證。東亞養(yǎng)羊最早是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比西亞大約晚了5000年。此前，東亞大陸出土的羊骨骼，均非家養(yǎng)。進入青銅時代以后，從新疆到中原，真正家養(yǎng)的羊才開始出現(xiàn)，羊的數(shù)量明顯增多。青銅時代，羊在人們經(jīng)濟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西北羌人以養(yǎng)羊為業(yè)，齊家文化重要遺址均有羊骨出土，且愈晚愈多。朱開溝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綿羊骨骼遺存，占全部獸骨的 40.6%。

相比較而言，二里頭遺址羊骨骼的出土要少一些，而且在其前期，家養(yǎng)的羊基本來自外地。考古學工作者通過牙釉質鍶同位素比值測定，結果顯示，其二期出土的5只羊中有2只鍶同位素比值高于當?shù)乇戎捣秶渌?只則低于比值范圍，說明5只羊都不是本地所產，至少來自兩個不同地區(qū)。不過到了三期時，情況有了變化：出土的3只羊中有2只鍶同位素比值在當?shù)乇戎捣秶鷥龋f明二里頭遺址文化三期時，二里頭人才有可能開始在本地養(yǎng)羊。

牛可以分為水牛和黃牛兩大類。考古發(fā)掘表明，水牛可能起源于南亞，而黃牛很可能來自西亞。東亞在公元前1萬～前3000年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出土的牛骨多為水牛骨骼，均為野生。到了青銅時代，黃牛才在東亞大量出現(xiàn)，黃牛與山羊一樣經(jīng)歷了大致相同的馴化和傳播過程。

齊家文化故地之今日甘肅廣河

中國家養(yǎng)黃牛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末期或青銅時代早期。屬于齊家文化的甘肅永靖大何莊、秦魏家墓地、武山傅家門等，以及屬于二里頭文化的河南淮陽平糧臺、新密古城寨、禹州瓦店、柘城山臺寺等遺址都有有黃牛骨骼出土。二里頭遺址中出土了比較豐富的牛骨遺存，經(jīng)鑒定均屬于黃牛。一期僅出土1件腕骨，二期出土牛骨數(shù)量陡增，而到了四期黃牛骨占全部可鑒定哺乳動物總數(shù)25.43%，僅次于豬骨的遺存。這表明二里頭文化時期中原地區(qū)黃牛已經(jīng)普及，黃牛飼養(yǎng)業(yè)非常發(fā)達。

通過鍶同位素比值測定，二里頭文化二期測值出土的2頭黃牛中，有1頭鍶同位素比值高于當?shù)乇戎担f明這些黃牛可能有半數(shù)來自于外地。三期測值出土的2頭黃牛鍶同位素比值均在當?shù)乇戎捣秶鷥龋谒钠?頭黃牛牙釉質樣品中又有1頭比值高于當?shù)乇戎担f明二里頭文化二期之后，二里頭人才開始大規(guī)模蓄養(yǎng)黃牛。

野馬是家馬的祖先。在東亞大陸，確鑿無疑的家馬和馬車僅見于商代。但在歐亞大草原的西端至烏克蘭和哈薩克草原，在新石器和青銅時代文化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馬骨，科學家經(jīng)研究分析后，認為這些先后出土的馬骨顯示了從野馬到家馬的馴化過程。哈薩克草原北部、時間大約為公元前3500～前3000年的波臺遺址出土的各種動物骨骼30多萬塊中，就有一部分是家馬，主要是用于食用、祭祀（隨葬）和騎乘。

東亞數(shù)百處已經(jīng)發(fā)掘的遺址中從未發(fā)現(xiàn)馬的骨架，只有零星的馬齒或馬骨出土，不能確定為家馬。有多處齊家文化遺址如甘肅永靖秦魏家和武威皇娘娘臺、青海大通縣陶家寨中，都發(fā)現(xiàn)了數(shù)量不等的馬骨。二里頭文化遺址只有豫南地區(qū)駐馬店楊莊二里頭文化層出土過馬肢骨。新疆地區(qū)出土了青銅時代的馬骨，火燒溝遺址發(fā)現(xiàn)有用于祭祀的馬骨，但因數(shù)量不多，尚不能確定為家馬。

不過，這不妨礙我們從上面分析得出一個結論：如果前面所列確實是家馬的話，河西走廊顯然就是家馬傳入中原的通道。換句話說，如果在齊家——二里頭文化時代有家馬存在，那么二里頭的家馬馴養(yǎng)技術也應該是由齊家文化傳播過去的。

從齊家和二里頭都流傳迷信卜骨來觀察，二者有相同的習俗。占卜是古人用來預測吉兇禍福以提前采取相應決策的一種方法。石峁文化、齊家文化和二里頭文化主人均使用相同的骨卜來決策，表明他們有類似的宗教信仰文化。這是三者文化同質性的重要表征。考古學證據(jù)表明最早的鹿肩胛骨占卜見于內蒙古富河溝門遺址，最早的牛骨占卜見于甘肅傅家門遺址馬家窯文化層。牛、羊、豬卜骨常見于齊家文化遺址。骨卜文化大約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起源于西北地區(qū)，龍山文化晚期才普及到了黃河中、下游流域。

盛行于殷商時期的卜骨習俗在齊家文化時代就開始流行，二里頭文化時代是過渡階段，后在殷商時期得以“發(fā)揚光大”，在西南和北方某些民族中一直留傳到當代。

齊家文化喇家遺址出土卜骨

二里頭文化四期發(fā)現(xiàn)了灼、鉆兼有的牛肩胛骨。這種有灼、有鉆、無鑿的牛或羊肩胛卜骨，在山西夏縣東下馮遺址三期到六期，在豫東杞縣段崗遺址二里頭文化層中，在內蒙古朱開溝遺址相當于二里頭文化時期的地層中等，也都有發(fā)現(xiàn)。二里頭文化晚期卜骨做工更為精細，占卜方式更為復雜，這是由時代的推進和地域的轉移所決定的。

除此之外，在玉器、陶器等方面，齊家文化和二里頭文化也都有驚人的相似之處，至少從齊家文化早于二里頭文化誕生這個大的時間框架上來說，二者的淵源關系也可以一目了然：齊家文化是青銅文化由西北向西南、東北、中原傳播的中繼站。

《史記》云：“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故禹興于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

開創(chuàng)事業(yè)的人必定出現(xiàn)在東南，獲取勝利果實的人常常誕生在西北。司馬遷對中國這一歷史發(fā)展定律的總結，或許是對我們這個結論的最好注釋。

——摘編自李琳之：《元中國時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華夏大地場景》，個別地方有改動。因閱讀流暢需要，刪去了注釋部分。

李琳之著，商務印書館，2020年9月版

本書是一部用考古學資料揭示先夏及夏代早中期歷史發(fā)展脈絡的史學著作，曾入選“2020 百道原創(chuàng)好書榜年榜·人文類 ”，同時在 2020 年 “商務印書館人文社科好書讀者投票評選”活動中獲得第二名，在“歷史的回響”類別中高居榜首。全書主體共分16章80節(jié)，近50萬言。不同于以往學人關于夏代區(qū)域性、碎片性的論述，作者置這段歷史于同時期以西亞、中亞為世界文明核心舞臺發(fā)展的背景下，以其高瞻遠矚的全局性目光、嚴謹縝密的思維邏輯和通俗明快的語言，用國際國內近幾十年所取得考古學成果，第一次系統(tǒng)、完整而清晰地為我們勾勒出了從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這500年夏人興起、遷徙、建城、建國、定都、擴張等一系列發(fā)展行為的脈絡足跡。

作者簡介

李琳之，歷史學者，出版有《中華祖脈》《家國往事》《祖先，祖先》《元中國時代》《前中國時代》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前中國時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華夏大地場景》《元中國時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華夏大地場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歷史視野下的早中國時代》三部著作，構成了其從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個完整的上古史體系，是國內外第一套用考古學結合文獻學揭示出黃帝至商亡這三千年歷史發(fā)展脈絡的系列圖書。

《晚夏殷商八百年》自2022年6月由研究出版社出版后,先后入選了長安街讀書會2022年6月第5期好書、百道網(wǎng)2022年7月好書、中國出版集團2022年7月好書，以及中國社會科學網(wǎng)“社科好書”、今日頭條好書等推薦榜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