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尤其讀中國歷史，總會讓人處于一種很無奈、很糾結、很痛苦的狀態中。撲入眼簾的字眼都是貌似崇高的刀光劍影、打斗砍殺，都是被文人譽之曰智謀或智慧的陰謀詭計、狡詐伎倆，當然，如果僅此，大可以一笑了之罷了，但偏偏有那么一些更為沉重的東西，你避都避不開。它壓得你兩股戰戰，壓得你兩耳“嗡嗡”，壓得你心底吐血……它就像一個布滿殘紅血跡的帶著侮辱性的巨大驚嘆號，充斥在史乘筆記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間；又像一個冥頑不化的黑色幽靈，鬼鬼祟祟地游蕩在歷史的時空隧道中，不時地戳打著你的心扉，不時地刺激著你的神經……

在腦袋里檢索這些血淚斑斑的恥辱性歷史碎片時，我首先想起的是發生在公元前260年的長平之戰中，秦軍統帥白起采取誘騙策略，一舉坑殺趙國 40 萬降卒的慘案。我記得馮夢龍在《東周列國志》寫趙卒被秦軍招降時的情況是：“趙軍皆棄兵解甲，投拜呼：‘萬歲！’”

我在《文明的疤痕》一文中曾說：

這是兩個國家在打仗呵，趙軍統帥趙括雖然被斬首級，但趙軍尚有40萬兵卒的有生戰斗力量，還不能完全言敗。可遺憾的是，我沒有看到其中有哪個血性漢子站出來振臂一呼，或作反抗狀，晃在我眼前的是那成千上萬匍匐在地的趙國降卒被亂刀砍殺的凄慘情景。

我驀地想起了發生在公元 1645 年那場慘絕人寰的“揚州十日”瘋狂大屠殺……

清軍入關，所向披靡，那些個平日里趾高氣揚、耀武揚威的大明官員不是惶惶如喪家之犬一樣潰逃就是在“饒命”的哀嚎聲中屈膝投降。當其時，偌大的中國只有一介文臣史可法率軍在揚州城孤軍奮戰。7 天 7 夜后，史可法力戰而亡，揚州城隨之告破。清軍統帥多鐸惱羞成怒，下令部下血洗揚州。

《揚州十日記》形容當時的場景是：“堆尸貯積，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為五色，塘為之平……”鄉民已經是心膽俱裂，魂飛魄散，只要遇見清兵，哪怕只有一個，“南人不論多寡，皆垂首匍匐，引頸受刀，無一敢逃者”。其結果是國人都變成了望風而跪的乞生奴兒，俯首帖耳地等著人家糟蹋、宰割。那十天十夜里，死難人數達到了空前絕后的 80萬，而絕大部分還是束手就擒的偉岸男兒！

僅僅過了一個多月，在相距揚州僅 300公里的嘉定城又發生了滅絕人性的“嘉定三屠”。這次“屠城”者居然是望清幟而跪的自己同胞兄弟———“漢奸”李成棟部所為。明人朱子素《嘉定乙酉紀事》載：“兵丁每遇一人，輒呼蠻子獻寶，其入悉取腰纏奉之，意滿方釋。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獻不多，輒砍三刀。至物盡則殺。故僵尸滿路，皆傷痕遍體……”僅在第一次屠戮中，就有約 3 萬人遇害，“自西關至葛隆鎮，浮尸滿河，舟行無下篙處。”令人震驚且感到不可思議的是，當時李成棟部人馬總共只有區區5000余人。

“揚州十日”“嘉定三屠”300年后，在風光旖旎的秦淮河畔，日本侵略者又悍然制造了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慘案，30余萬南京市民在凄喊慘叫中，在屠刀砍下濺起的茫茫血霧中，變成了一具具血肉模糊、慘不忍睹的尸體。

我在一篇文獻中了解到，當時在南京城內外的日本軍人大約 15 萬左右，南京市民應該在六七十萬左右。可是，我仍然沒有看到我所希望看到的南京民眾的反抗。我在典籍史料中，在電影電視中，看到的是他們像綿羊一樣溫順地任其宰割，任其屠殺，任其羞辱。

著名學者、江南大學教授路云亭先生告訴我說，他奶奶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太行山區，曾親眼看見一個偽軍驅趕著一群中國老百姓像驅趕著一群牲口一樣，到日軍“刑場”內，被滅絕人性的日本人屠殺殆盡。其間，除能聽見凄厲的慘叫聲在空中長久地回響外，看不到一個人奮起反抗，甚至看不到稍讓后人欣慰的“垂死掙扎”。

更令人作嘔的是國人的漢奸行為。據不完全統計，8 年抗日戰爭，日軍投到中國戰場上的總兵力大約為200多萬人，而由中國人自己組成的漢奸偽軍正規部隊也達到了驚人的100萬之多，如果算上地方雜牌偽軍，總數甚至超過了200萬之眾。魯迅先生痛惜地喟嘆：“中國人是習慣于做奴才的，有骨氣的人少，而稱得上中國的脊梁的就更是少而又少了。”

這讓我想起了抗日名將馮玉祥將軍 20 世紀 30 年代在河北承德的遭遇。

馮玉祥率部剛到常德的時候，一進城首先看見的是許多商店門前掛著日本國旗，街頭上還轟轟烈烈地張貼著日本兵艦保境安民的告示。他想，這里既沒有割讓給日本，也沒有被日軍占領，又不是日本租界，怎么有這種景象呢？他立刻派人調查，結果讓他哭笑不得：原來這是當地商人耍的小把戲，商家為避免潰兵搶掠，就要求日本兵艦保護。原因是承德地面太不安定。承德地處南北軍交征要沖，南北軍在此輪流沖擊，輪流占領，輪流搶劫，商家萬般無奈才出此下策。

馮玉祥立刻召集全城百姓談話，要大家把掛在店面墻頭的日本旗和花花綠綠的日本告示統統銷毀。他給全城百姓鄭重承諾，他們的隊伍才是自己人的隊伍，是有著嚴明紀律的，一定能承擔起保護全城平民百姓的責任。當晚，他又讓人找來日本兵艦的艦長，問他們為什么要在街上張貼告示。

那艦長卻振振有詞地說：“這是貴國人民要求我們做的，不過總覺得很是遺憾。”

馮玉祥痛心疾首卻無言以對。有人告訴他，那些日本旗是城內一家魯東洋行出賣的。不過這所謂的洋行是中國人自己在做老板，只雇用了一個日本浪人在做幌子而已。

馮玉祥最后感慨地說：“人民被軍隊逼得無法自存，因而請日本兵艦保護，買日本旗懸掛，這當然不是人民的錯，可也不是士兵的錯。罪惡在誰身上呢？第一，是在段先生（北洋政府總理段祺瑞）等的身上，這就是他們武力統一的迷夢的結果，這就是他們窮兵黷武政策的賜與；第二，就在那些軍隊官長的身上。當權執政者的責任是福國利民，軍隊的職責是衛國保民。但是他們卻一反其道，把人民逼得上死路，逼得他們出賣國籍，不愿做中國人，要求外國人來保護！”

馮玉祥顯然已經觸及到了事情的本質，中國人奴性的癥結其實就在統治者的身上。中國人背地里罵壞官，常常叫他們狗官。其意是說他們首先是狗，然后才是官。對著上司，搖尾乞憐，一副巴結討好的奴才相。而對下屬和百姓，卻另是一副橫眉冷對、窮兇極惡的面孔。

中國歷朝歷代的那些官僚大老爺們，是皇帝腳下和上司手下名副其實的奴才，典型的有奶便是娘的奴相思維；中國底層老百姓呢，都被高高在上的統治者當作了一群可供任意驅使的牲口，當作了可以隨意欺壓的斂財對象，他們的生老病死是不會被高高在上的那幫封建官僚所關心的。

幾千年封建朝代更迭不已，城頭王旗變幻無窮，但不變的永遠是底層黎民百姓受欺壓的慘狀。秦國人來了，小民百姓接受秦人的統治；鮮卑族人來了，黎民黔首還是一樣被無辜暴虐；蒙古人打進關內，底層民眾做了順民；清朝皇室坐穩江山，勞苦大眾也一樣是人家治下的子民?？傊?，誰坐江山與小民百姓似乎都沒有什么關系，因為他們都沒有把百姓完全當人看。

既然帝王將相不看重小民的生死，那老百姓只能自己看重自己的生死了。什么國家呀、民族呀、尊嚴呀，都沒用，只有血肉尚存的生命才實實在在是屬于自己的。給趙國君王可以稱奴賣命打仗，為什么就不能換秦國主子再稱奴乞生呢？反正不論在哪里都是人家“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奴才，那些所謂的國家和民族只是屬于主人的，做奴才的和國家有關系嗎？

奴隸是沒有國家的，奴隸有的只是主人。

中華民族是個泛神論的民族，中國是個三教合一的特殊國度。泛神論也可以解釋為無神論，三教合一可以闡釋為沒有宗教的信仰。封建等級制桎梏下的中國百姓其實講究的是最實際的自身利益，最重視的是生命個體，誰能保佑我平安、升官、發財，誰就是我心中的神，我就信仰他，頂禮膜拜他，即便給他做奴才、做仆人，也心甘情愿。

這種久遠的“奴性文化”，在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的“皇帝賜姓”現象中亦可略見一斑。

姓本是代表有共同血緣關系的族號，是氏族的標記，它標志著一個人由哪個氏族生出。氏由姓衍生而來，是為了分辨同姓之人后代眾多子孫而人為的特殊標志符號。姓氏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符號，還是血緣、家族乃至社會地位的象征，有著特殊的社會和政治意義。尤其是其中血緣、家族的屬性，才是其本真的含義。

但是隨著人類的進化、文明的發展，賜姓居然成為中華民族的姓氏來源的一個特殊標志。賜姓者“皇恩浩蕩”，讓臣下到他這里“認祖歸宗”，做孝子賢孫，維護他的統治。被賜者背叛祖先，心甘情愿，還“感恩戴德”，什么“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都在這里被既得利益消解得無影無蹤了。

這種例子在歷史上數不勝數，譬如，西漢末年，王莽建立新朝，為了安撫漢室皇胄子弟，除過對劉姓造反者大開殺戒外，還一次性賜劉姓 32人改姓國姓王，讓他們領受浩蕩皇恩；歷史上大名鼎鼎的李克用，本姓朱耶氏，其先祖為突厥人，后移居沙陀。父親本名赤心，曾任唐朔州刺史，因討伐龐勛叛亂有功，被賜姓李，改名國昌，升為振武節度使。李的部將拓跋思恭追隨李克用，一度幫助唐王朝“收復”長安，拓跋思恭也因此被封為夏國公，也賜皇族姓“李”。

另一個是赫赫有名的“三保太監”、曾7次受命率船隊出使南洋的鄭和。鄭本姓馬，因隨燕王起兵有功而被賜姓“鄭”。另外，在唐初比較有名的瓦崗舊將李世績、幽州“總管”羅藝、石州“賊帥”劉孝真、江淮杜伏威、河北高開道、竇建德部大將胡大恩、榆林郭子和等人皆被賜為皇家李姓。

除此以外，儒家思想作為歷代統治者的理論武器在強化中國人“奴性思維”的過程中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發軔于孔夫子的儒家倫理學說，中經西漢董仲舒“天人合一”的改造，被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再遭宋儒朱熹“存天理，滅人欲”的“發揚光大”，最終鑄成了一把牢牢鉗制民眾思想行為的精神枷鎖。

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謂“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所謂“民可以使由之，不可以使知之”，中國社會完全被塑造成了“主子”和“奴隸”的大一統畸形社會，以至于進入滿人統治的清朝時期，國人除過要拖著那一條象征恥辱的長辮子外，見了皇帝官僚，還要在口稱“奴才”的戰栗中施行“三叩九拜”大禮。

清朝時的中國人已經完完全全、徹頭徹尾地“自甘為奴”了。以此等奴性心態，面對挾洋槍洋炮呼嘯而來的西方列強，從內到外、從心理到人格都已經徹底萎頓、腐化、爛掉的大清朝，焉有不敗之理！

特殊的封建歷史環境造就了中國人特殊的思維邏輯?！安恢?，焉知死？”“好死不如賴活著”，這是典型的中國人的生死觀?！疤煜聻貘f一般黑”“誰坐朝廷都一樣”，這是典型的中國人生哲學。

雖說在特定條件下的乞生是人類的一種本能行為，但當國人跪地投降并向侵略者高喊“萬歲”的時候，他們不知道人之為人的價值已經被他們自己踩在了腳下。在瘋狂的敵人眼里，在失去人性的侵略者眼里，他們連做奴才的資格都沒有，他們就是一群可能隨時導致變天的有思想的動物，所以，當他們自甘為奴的那一刻起，上天就注定了他們不可避免的凄慘命運。

可悲的不僅僅是我國人患有這種積重難返的沉疴頑疾，更可怕的是國人中那些貌似正統的“正人君子”們的忌病諱醫。在他們眼里，中國完美無缺，甚至中國肌體上的膿包也被他們包裝成一朵朵燦爛的鮮花四處向人夸耀。

歷史昭示給我們的真理是：那些只知道高唱贊歌、粉飾太平、“同而不和”、為尊者諱的所謂愛國者，往往是給自己臉上貼金的最大奴才。長平之戰當事一方的那個趙國小人郭開，宋朝害死岳飛的秦檜，明末望清而降、再起而反叛的吳三桂，還有民國時期投靠日本人、建立汪偽政權的那個人人唾棄的汪精衛，這些民族敗類在最初的時候，哪個不是把自己打扮成一副道貌岸然的樣子慷慨陳詞，以示正統？

不僅如此，奴才還都是受虐癖，但奴才并不反對暴虐他的人，卻會想方設法把自己的同類和比自己更卑微的人們軋得粉碎。所以，胡適先生早在幾十年前坦然指出：

——為個人爭自由就是為國家爭自由，爭取個人的人格就是為社會爭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來的。

——摘自李琳之《家國往事》，中國文聯出版社，2015年版

作者簡介

李琳之，歷史學者，出版有《中華祖脈》《家國往事》《祖先，祖先》《元中國時代》《前中國時代》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前中國時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華夏大地場景》《元中國時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華夏大地場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歷史視野下的早中國時代》三部著作，構成了其從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個完整的上古史體系，是國內外第一套用考古學結合文獻學揭示出黃帝至商亡這三千年歷史發展脈絡的系列圖書。

《晚夏殷商八百年》自2022年6月由研究出版社出版后,先后入選了長安街讀書會2022年6月第5期好書、百道網2022年7月好書、中國出版集團2022年7月好書，以及中國社會科學網“社科好書”、今日頭條好書、長安街讀書會推薦干部書單（經典篇）“2022長安街十部好書”等推薦榜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