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祖是由于祖先崇拜而產生的一種紀念先人的莊嚴儀式。“祭，祭祀也，從示，以手持肉”。（《說文解字》）古人認為奉獻鮮肉是對先祖表示敬意，祭的本意就是左手持滴血鮮肉的意思。“祖，始廟也，從示，且聲”。“示”指“先人”，“且”本形為“男根”，本義為“生育”，引申義為“增加人口”“增加幫手”“增加力量”，一般用為“加力”“給力”的意思。“示”與“且”聯合起來表示“給我們子孫力量的先人”（同上）。

祭祖是祖先崇拜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祖先崇拜來源于原始社會的鬼神崇拜，是鬼神崇拜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的產物。祖先崇拜與鬼神崇拜不同之處在于，祖先崇拜有長期固定的崇拜對象，并且與崇拜者有一脈相通的血緣關系。人們尊崇祖先的亡靈，定期舉行祭祀，認為祖先的亡靈會保佑子孫后代，賜予他們幸福。同時祭祖還蘊含著教化的思想在內，即感恩祖先賦予了后人血肉生命，后人應該慎終追遠，返本報德。在原始社會，由于氏族、部落都擁有同一個祖先，祭祖就又起著凝結人心的作用，所以祭祖就像祭天一樣，在原始社會各氏族、部落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氏族、部落首領甚至是靠著壟斷祭天祭祖的權利，來維護和加強其統治權威的。進入階級社會以后，統治階級繼承并發揚光大了這種民間信仰，并以此作為“家國同構”的基礎來維護其宗法制度，祭祖文化因而成為中華文明的一根主線，貫穿于中華文明歷史的始終，成為中華文明歷數千年而彌新的不死基因。

祭祖，對個體，對家族而言，是祭祀某個家族和宗族的祖先，對民族，對國家來說，則是祭拜這個民族和國家的祖先神。將祖先作為神明來看待的觀念起源很早。《國語·魯語》中有一段關于歷代“祖先神”的記載：

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這些列入國祀的“祖先神”根據有沒有血緣關系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被認為是有一定血緣關系傳說中的氏族英雄，如有虞氏拜祭的堯和顓頊，夏后氏拜祭的鯀和顓頊，商人拜祭的冥和契，周人拜祭的后稷等；另一類被認為是沒有血緣關系，但是作為古史傳說中的重要的民族英雄，成為超越氏族的遠世共祖而受到后人祭拜，如有虞氏和夏后氏禘祀的黃帝，及商族和周族禘祀的帝嚳等等。

在中國幾千年文明史中，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除過供奉祭祀自己認定的祖宗神外，傳說中的伏羲、女媧、神農、黃帝、炎帝、顓頊、堯和舜等三皇五帝還是他們列入最高級別——國家祀典共同祭奉的民族始祖神。所以，祖宗和祖宗神共祀，宗族祖先和民族祖先同祭，是中國祭祖文化“家國同構”的一個特有現象。

三皇五帝畫像

考古發現，早在距今五六千年的時候，中國人祭祖就有了莊嚴的規制和儀式，并且具有了相當大的規模。這主要表現在祭壇的出現上。祭壇是古代用來祭祀神靈、祈求庇佑的一種特有建筑。古人認為天圓地方，圓是天的形象，方是地的形象，所以祭祀時便“圜丘祭天”“方丘祭地”。20世紀80年代，在遼寧省喀左縣東山嘴遺址，發現了一座大型祭壇，壇址是用很講究的石材加工砌筑而成，占地總面積約2400平方米。址中建筑呈中軸對稱分布，中軸線南北兩邊分別各豎立一座祭臺。南邊祭臺呈圓形，直徑約2.5米；北邊祭臺呈方形，東西長11.8米，南北寬9.5米。址中還分布著以石板、石塊積砌而起的葬骨墓穴，隨葬品只有用于祭祀祖先神靈的禮器——玉。這表明尚處于母系氏族

這表明尚處于母系氏族社會的紅山文化，就已經以敬天祭祖為其核心內容了。

東山嘴遺址祭壇

比起北方來，南方的祭祖文化也是不遑多讓。幾乎在同一時期，以禮制為特點的祭祀文化在長江流域也陸續粉墨登場。譬如，在浙江余杭瑤山，屬于良渚文化時期的祭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祭壇被修建在山頂之上，居高臨下，肅穆威嚴。整個祭壇是一個近乎方形的三重臺面。在祭壇的南半部，依規模大小一溜排列著12座墓，越靠近祭壇中心的越大，隨葬品也越豐富。像這樣的祭壇墓地，在長江流域一帶已經發現了好幾處。

實際上，在長江下游地區，早在良渚文化之前的崧澤文化時期，祭壇墓地就出現了。譬如位于浙江省嘉興縣的南河浜遺址和位于浙江省無錫市惠山區的錢橋遺址等，都發現有大小不等的祭壇和墓地。另外，安徽含山凌家灘也發現了一處距今5500年、面積約600平方米的祭壇墓地。祭壇同樣被建在丘陵的最高處，墓葬品有大批精美的玉器、石器和陶器等，其中多是具有宗教意義和用于祭祀的器物。

凌家灘祭壇

祠堂，即宗祠，又稱宗廟、祖祠，是中華民族以血緣關系為基礎建立起來的供奉祖先、舉行祭祖活動的場所。祠堂在國叫太廟——也就是古代皇帝的宗廟。古時的祭祖活動一般都在祠堂里舉行，祭祀時該用什么樣的器具，該做什么樣的擺設，該穿什么樣的服飾，儀仗與祭祀該有什么樣的程序，都因主祭人的身份及祭祀名目的不同而有著詳細、嚴格的規定。中國歷史上關于太廟最早的記載是由孔子刪定的《尚書·舜典》：

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司馬遷解釋說：

文祖者，堯大祖也。（《史記·五帝本紀》）

大祖，就是太祖、始祖。這里的文祖是指堯的大祖之廟，亦即唐堯王國之太廟。這句話翻譯過來就是說，舜覺得自己德行淺薄，要讓給有德之人，不肯繼承。后來在正月的一個吉日，舜在堯的太廟里接受了堯禪讓的冊命。

堯舜時代祭祖文化有一個重大變化是，祖宗與祖先神、祖宗象征物“祖”與祖先神像出現了分離。這從陶寺宮城出土的眾多壘砌“且”的陶楔殘片上可以得到證實。陶寺陶楔“且”構建時，是由陶寺王族每個有資格的家支或家庭，貢獻一片陶楔，共同建立起來的。其目的是要強調認同同一個王族祖先，并歸入同一宗法體制內部。這些陶楔元件組合在一起，象征著每一個家族都是王族的一分子，大家共同支撐王族存在于世，并且共同孝敬共同的祖先。“且”之頂部象征著王族的同一個祖先，此下逐步分支出各大宗、小宗家支、家族，形成宗法關系塔形模式。這個陶楔搭建的“且”就是礻＋且=祖。這個祖，外形雖是男性生殖器，但是完全超越了男性生殖崇拜的觀念，而強調的是宗法制度下的抽象的祖先崇拜，所以陶楔祖本身已超脫了具象的祖先神像，成為強調宗法血緣關系的抽象祖宗，可稱之為“陶寺陶楔祖宗”。正因為人們那時已經明確了祖宗與祖先神的區別，所以堯的祖廟設置在陶寺宮城內東北部，靠近宮城東北角門，而“陶寺陶楔祖宗”則擺放在陶寺宮城東北角北宮墻一帶。（何駑《陶寺宮城陶楔祖宗發現探索瑣記》，見2016年12月1日《考古匯》）

陶寺遺址觀象臺

由于目前發現最早的文字是殷商出土的甲骨文，因此可以追溯到祭祖活動最早、最詳細的記載也就是甲骨文中有關祖先祭祀的記載，如巫、卜、貞、奠、尞、占、鬼、報等。在殷人的頭腦中，祖先不僅僅是恩賜后人血脈之軀的先人，還是死后經常制造各種災禍令人恐懼的亡靈。為了祈福求吉，防止祖先鬼魂作祟，殷人常定期舉行祭祀活動，通過奉獻犧牲的方式取悅祖先等神靈，祈求保佑。殷人奉獻的犧牲更多的是人牲，就是用活人獻祭祖先，其手段非常殘忍，如砍頭、活埋、焚燒、肢解，甚至把他們剁為肉泥，等等。這大概就是《說文解字》里關于“祭”——“從示，以手持肉”解釋的出處。

殷商的祭祖行為顯然還保留著原始社會濃厚的祖先崇拜的宗教信仰色彩，但到了周代，祭祖禮儀中祖先崇拜的色彩在淡化，而鞏固國家統治的政治含義卻相應地增強了。周代是典型的宗法社會。周王自認為是上天的兒子，代天治理天下，是所謂的“大宗”，同姓諸侯則為“小宗”。這種宗法關系直接體現在宗廟設置上：

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祭于寢。（《禮記·王制》）

“天子七廟”是指周天子的父、祖、曾祖、高祖之四親廟，高祖的父和祖父之二祧廟，以及其始祖后稷之廟；“諸侯五廟”是各諸侯王父、祖、曾祖、高祖和始祖之廟；大夫以下類此遞減，到了庶民百姓這一級，“祭于寢”，也就是說，庶民百姓只需在寢室里設祖宗牌位即可，不能單獨設祖宗之廟。周王朝通過禮制嚴格限定不同身份群體的廟數差異，其實際目的就是維護周王朝金字塔般的社會等級制度。

春秋時期，祭祖內涵發生了一些變化，對祖先的敬畏與祈求更增添了“致意思慕之情”的倫理觀念。孔子反對過分厚葬。他認為，祭祖的目的并非一定要用厚葬達于神明，更重要的是要喚起致祭者內心虔敬的情感，激發致祭者為忠臣、為孝子的良知。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于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涂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殆于用人乎哉？　　　　　　　　　（《禮記·檀弓下》）

孔子認為，用明器陪葬的人是知道喪葬之道了，器物齊備卻中看而不中用。悲哀啊，死者用活人的器物，那豈不相當于用活人殉葬嗎？之所以把它們叫作明器，是因為只有神靈才能明白這些器皿如何使用。用泥土做成的車，用茅草扎成的人，自古就有，這就是明器之道理所在。孔子說，以芻靈為陪葬品的人心地善良，而以茅草扎成的人為陪葬品的人不仁愛，以茅草扎成的人為陪葬品豈不接近于用活人殉葬嗎？曾子后來繼承孔子這種思想，明確提出了“慎終追遠，民德歸厚”（《論語·學而》）的主張——如果對于去世者的喪禮能慎重處理，日后還能定期舉行祭禮，不斷追思先祖，那社會之風俗道德也一定可以漸漸篤厚起來。孔子和曾子這種更具人性化的思想將祭祖文化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成為兩千多年以來中國統治階級治理天下遵循的不二法寶。

周代，不管是官方，還是民間，祭祀文化都得到了很好的繼承和發展，天子、諸侯和庶民百姓，都在各自的領域里，按照禮制規定的方式敬天祭祖，繁而不亂，場面頗為熱鬧。這一情景在《詩經》里得到了集中的反映。《詩經》是一部西周初年至春秋時期的詩歌總集，收錄了300余篇來自宮廷和民間的樂歌，但其中竟有5l首是以祭祖為主題的（梅新林《〈詩經〉中的祭祖樂歌與周代宗廟文化》，《浙江師大學報》1999年第5期）。如這首《有瞽》：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設業設虡，崇牙樹羽。

應田縣鼓，鞉磬柷圉。

既備乃奏，簫管備舉。

喤喤厥聲，肅雝和鳴，

先祖是聽。

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翻譯成現代文大意是這樣：

盲人樂師真不少，共同奏樂在周廟。

鐘鼓架子設置好，崇牙上面飾羽毛。

小鼓大鼓與懸鼓，鞉磬柷圉排一道。

已經齊備就演奏，還有笛子和排簫。

聲音和諧又嘹亮，雍容嫻雅好技巧，

先祖神靈都聽到。

我的貴賓光臨了，看完演奏稱奇妙。

時至漢代，在漢武帝的倡導下，漢儒繼承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思想，找到中國人祭祖的本源——孝，并進行了深度的理論闡發，將孝道思想和祭祖禮儀有機地結合起來，成為漢王朝治國的重要思想根基。漢代統治者一方面通過誦讀《孝經》等方式，將孝道推廣到政治、經濟、教育等社會各個領域，形成以家族倫理為核心，逐步向社會倫理和政治倫理擴展的孝文化，另一方面又通過大力推舉孝子、讓不孝入罪等方式將孝文化提升為穩固國家政治統治高度的治國策略。

由于漢王朝統治者對孝文化的大力提倡，漢代的祭祖與社（古代指土地神和祭祀土地神的地方）祭遂成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社祭也成為凝聚社會功能的重要活動。漢代民間社祭，場面熱鬧，人山人海，形式也不拘一格。由西漢戴圣編纂的《禮記·郊特牲》如此形容當時社祭的盛況：

唯為社事，單（殫）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里中百姓人家盡數出動，祭社神時，還舉行田獵活動，人們都積極參與，不甘落后，丘閭庶民共同向社神獻上上好粢食。

漢代民間祭祖祭天情景在“漢樂府”詩歌里也多有體現，如這首《郊祀歌·青陽》：

青陽開動，根荄以遂，

膏潤并愛，跂行畢逮。

霆聲發榮，壧處頃聽，

枯槁復產，乃成厥命。

眾庶熙熙，施及夭胎，

群生啿啿，惟春之祺。

春天來了，小草開始生根發芽。春天的雨露滋潤萬物，一切都在它的覆蓋之下。春雷陣陣，蟄伏在巖洞里的動物無不結束漫長的冬眠，開始歡欣的生涯。冬天枯萎了的草木也都重新煥發了生機，那些生靈都在春的季候里恣意成長。春天萬物和樂，春天的恩澤惠及每個生命的犄角旮旯。天下萬物生機勃勃，都是因為受到了春天的福化。

這首詩歌是春天祭祀時唱的樂歌，用于迎送和歌頌祖先神。歌中寫出了大地回春的一片欣欣向榮景象，也表達了歌者向祖先神祈福的心愿。

魏晉后，佛教思想逐漸被改造成中國百姓喜聞樂見的本土文化，祭祖思想也融入其中，形成了以祭祖文化為基本思想的“三教合一”的傳統文化主流。

孔子在春秋時提出“禮不下庶人”的觀點，直接影響了后世禮制的制定和發展。講“禮”成為王公貴族的特權，禮實際成為區分社會等級身份的工具和標志。先秦至隋唐時期，黎民百姓的祭祖行為一直被排斥在國家禮制范疇之外，只能以民間習俗的方式在各地延續。

祭祖禮儀作為皇家貴族特權的壟斷局面被打破是在宋代。宋王朝由于推行科舉制度，士庶階層的界限被打破，社會階層結構得以重新調整，這使得不同階層可以共享重大祭祖禮儀這一文化盛事。

在宋朝還有一件影響中國祭祖禮儀發展的大事是朱熹《家禮》的出現。《家禮》是理學家朱熹編寫的冠、婚、喪、祭四禮指南。朱熹認為由于每個人所處的環境不同，因此在行祭禮時，不必要拘泥于煩瑣冗雜的禮儀要求。這樣才可以保證祭禮的可操作性，也方便社會上各個階層的參與。朱熹對秦漢以來的祭禮進行了精簡，按照祭祀時間、地點、人物、器物、儀節五個主要方面制定了“五禮”規制，即通禮、冠禮、昏（婚）禮、喪禮和祭禮。這一規制模式就成為后來中國人舉行祭祖禮儀的標準范式。

宋代是中國文化繁榮昌盛的時期，祭祖文化也因此得到長足發展，祭祖觀念也更得以深入人心。普天同祭，人人參與，就是這一時期祭祖場景的最好反映。宋代是中國古代詩詞達到頂峰的時代，其中不少詩歌都反映了普通百姓的祭祖場景，如高翥這首膾炙人口的《清明》詩：

南北山頭多墓田，清明祭掃各紛然。

紙灰飛作白蝴蝶，淚血染成紅杜鵑。

你看啊！四面八方的山頭上竟然有這么多的墓田，清明時節各家子孫前來祭掃，來來往往絡繹不絕。墳前燒化的紙錢灰，隨風起舞，猶如白色蝴蝶，哀哭流淚，像杜鵑啼血那樣悲傷。

經過宋末元初的戰亂后，明清的統治者更加意識到可以利用中國傳統的祭祖文化達到人心歸化的目的，從而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長遠目標。明朝洪武六年（1373年），朝廷就明文規定，公侯品官于居室之東修祠屋三間，以祭祀高、曾、祖、考（生為父，死為考，入廟為禰）。嘉靖十五年（1536年）又規定，三品官以上立五廟，以下立四廟。三品以上官“今之得立廟者為世世奉祀之祖，而不遷焉，四品以下，四世遞遷而已”。（轉引自秦永州、楊治玉《明清時期的家廟與毀廟、祫祭》，見“立身國學網”）

如上所述，在先秦時期，禮制規定“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但該規定是以毀廟制作為代價的。“四廟”祭祀高祖、曾祖、祖、父四代，但等新一代家族的長輩去世，四廟就不夠用了。于是，原來祭奉的高祖就要被“除名”，而被請進“祧廟”，藏在祏（古代宗廟里藏神主的石函）或專設的房間內，留下最親近的先祖。

“今之得立廟者為世世奉祀之祖，而不遷焉”，是說三品以上官員所立五廟可世世代代祭祀，不再實行毀廟制度。這個“不遷”突破了先秦以來的祭祀禮制，滿足了民間厚葬久祀的愿望。自此以后，立廟者得以世代奉祀。隨著子孫后代的不斷繁衍，祭祀歷代列祖列宗的宗族祠堂就在中國大地上漫延開來。受此影響，明代全國很多地方都因此出現了“家必有譜，族必有祠”“無祠則無宗，無宗則無祖”的興盛局面。

但民間祭祖在彼時也有了更詳細的規制。歲時節日、人生儀禮、生活事件等各個方面，人們都得祭拜祖先，祖先成為全體家族成員走好未來人生之路的重要精神支柱。明清時，徽州曾流傳有一本《祈神奏格》，僅其“書卷”部分所述祭祀祖先篇目就有：元旦拜祖先，新正送祖先，新正拜墳，四仲月祀祖先，清明祀祖先，中元祀祖先，做年祀祖先，高、曾祖妣忌日祀祖先，考妣忌日祀祖先，每常祀祖先，生日祀祖先，生子祀祖先，冠禮拜祖先，婚禮拜祖先，嫁女辭祖先，臘月二十四接祖先，除夜祀祖先，離家赴任、經商祀祖先，抵任、抵商安家祭祖先，官署、客旅祀家先，新娶拜墳，如此等等。（王振忠《明清徽州的祭祀禮俗與社會生活——以〈祈神奏格〉展示的民眾信仰世界為例》，見《歷史人類學學刊》第1卷第2期）

朝廷不僅是下文要求、鼓勵臣下和平民百姓虔誠祭祖，皇帝本人也經常為此做出表率。據《大明會典》記載，明代皇帝親臨或委托大臣拜祭的不僅有天地日月等自然神、社稷之神，歷代祖先、歷代帝王、先圣先明等更是他們祭祀不可少的內容。清乾隆皇帝就曾經四次不遠萬里到大清皇帝愛新覺羅氏族的祖陵——今撫順永陵——祭祖，并在路經撫順、興京等地時，寫了近30首詩，抒發他沿途觀感和祭拜祖先的思想感情。譬如，這首《進柳條邊》就反映了乾隆彼時祭祖的心態：

九關臺引柳條邊，峻嶺崇山相屬連。

一入分明別內外，沛豐近矣意欣然。

勝時結柳原堪禁，衰際修城辦易頹。

皇子扈從謂知否，守成難論慎思之。

一個慎終追遠、誠惶誠恐、勤勉敬祖的帝王形象躍然紙上。

毫無疑問，在中國歷史上，祭祖文化不僅是一個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歷朝歷代宗廟制度賴以產生和延續下去的思想基礎。可以說，祭祖文化就是中華文化的源和根，是中華文化的本和魂。作為以宗廟、禮樂、漢字為三大特征的中國傳統文化，應該說都是祭祖文化中祖先崇拜的物化形式，又都是祖先崇拜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

《大戴禮》云，“禮”有三個根本：

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三者偏亡，則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禮有多種，但祭為之本，亦為之先。《說文解字》曰：

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從示從豊。

禮有五經，吉禮、兇禮、軍禮、賓禮和嘉禮，諸禮之中，莫重于祭（吉禮）。祭的意思就是，人奉祀祖先神靈以求吉祥福慧，所以，事祖（神）致福乃“禮”字之本義。

《說文解字》共收錄有540個部首的9000多個字。其中，在“示”部當中共有63個字，它們共同反映了中國歷史上豐富多彩的祭祀文化內容，譬如：祠，“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詞也”；礿，“夏祭也”；祓，“除惡祭也”；禳，“磔禳祀，除癘殃也”；禬，“會福祭也”；禪，“祭天也”；禂，“禱牲馬祭也”；禧，“禮吉也”；禛，“以真受福也”；禖，“祭也（求子祭）”，如此等等。

當然，在《說文解字》中，祭祀文化并不僅限于這一個部首，但是這一部首卻具有典型的代表意義——代表著祭祀對象、祭祀場所、祭祀活動、主祭人物等。

由于我們的祖先在原始社會人類發展的初期便有了鬼魂的觀念，經過長時間口耳相傳的渲染，祖先便儼然具有了一種神秘的超自然力量。他們能于冥冥之中監視后人的言行，并加以護佑或者懲戒，后人也深信通過祭祖可使祖神保佑與賜福自身。因此，祭天祭祖就成為原始社會人們最早也是最基本的社會活動。有什么樣的需要，就會有什么樣的發明產生。正是祭天祭祖和其他人類初始活動的需要，才推動了第一批漢字的產生。譬如，“祖”“宗”二字，“祖”字，其古體字為“且”，本形為“男根”，代表著生殖崇拜升華后的祖先崇拜，其形又如立于臺上之祖宗牌位。“宗，尊祖廟也。從宀從示。”（《說文解字》）段玉裁注云：“《傳》曰：宗，尊也。”尊莫尊于祖廟，故謂之“宗廟”。（同上）

如果梳理一下中國傳統文化脈絡，我們會發現，自始至終，祭祖都像一根紅繩一樣，貫穿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整個發展過程，而且，其影響已經滲透到國人生活的各個方面。舉凡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等各個領域，無所不包。如，我們的姓氏就是對我們家族祖先的紀念，我們的“中華”“華夏”則是對我們民族祖先“華胥氏”“有夏氏”的緬懷。再以成語為例，流傳下來且還在廣泛使用的，就有三四十個之多，諸如祖宗法度、祖宗成法、顯祖揚宗、顯祖揚名、祖武宗文、繩其祖武、成佛作祖、認祖歸宗、九宗七祖、榮宗耀祖、光宗耀祖，等等。

國有太廟，族有宗祠，家有祖龕，祭祀祖先的場所在中國大地上無處不在。緬懷祖先，孝敬父母，顯祖揚宗，世人景仰；數典忘宗，敗壞家風，辱沒祖先，社會不齒。文化者，文以教之，化以育之也。祭祖文化千百年來早就成為中國人世代相傳的一種生活方式，成為中國人的主流意識和基本信仰。

本文是2017年3月9日李琳之教授在太原理工大學“清澤人文講壇”講座文本實錄。原標題為“漫談中國的祭祖文化”。

作者簡介

李琳之，歷史學者，出版有《中華祖脈》《家國往事》《祖先，祖先》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前中國時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華夏大地場景》《元中國時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華夏大地場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歷史視野下的早中國時代》三部著作，構成了其從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個完整的上古史體系，是國內外第一套用考古學結合文獻學揭示出黃帝至周初歷史發展脈絡的系列圖書。

《晚夏殷商八百年》自2022年6月由研究出版社出版后,先后入選了長安街讀書會2022年6月第5期好書、百道網2022年7月好書、中國出版集團2022年7月好書，以及中國社會科學網“社科好書”、今日頭條好書、長安街讀書會推薦干部書單（經典篇）“2022長安街十部好書”等推薦榜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