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一過，新的一年那種開始的氣息就更加濃郁，街上的人也似乎多了起來，這種熱鬧，可能是相較幾個月前最大的不同，以及在這熱鬧背后，人們心中被驅散的那種因為緊閉和恐慌所帶來的陰郁。

一旦熱烈的生活畫卷在面前展開，人們就迫不及待的張開雙臂去擁抱，同時也將那種封控的心緒忘的一干二凈，哪怕僅僅在幾個月前，還有不同觀點的人在激憤的討論，甚至有些人為了爭取某些權益，聚集在一起，走上街頭，重現了可能只有在百年前才能見到的情境。

這幾年，以及濃縮到幾個月里戲劇化的過程，充分地體現出一種被描述為“現代主義”的人類生存狀況。一位評論家在1968年（1968年5月的數百萬理想主義學生和工人走上街頭，被視為法國文化史上的一個分水嶺，在地球的另一端，也上演著一場街頭運動）創造了一個詞：“大街上的現代主義”，街道，每一個人所分享的那些街道，是現代主義的所在地，這些開放的道路通往公共的廣場。

當然，這種聚集本身只不過是現代主義的一種承襲而來的形式呈現，早在古希臘時期人們就聚集在廣場中，討論著城邦的未來。那么把現代人召集在一起的現代性的內涵究竟是什么？

馬歇爾·伯曼在其著名的論述現代性的書籍《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中是這樣說的——所有各種文化運動和政治運動都是同一個過程的組成部分：在這一過程中，現代的男男女女肯定自己的現在——即便是悲慘的受壓迫的現在——的尊嚴和自己控制自己未來的權力；努力在現代的世界里為自己爭取一塊地方，一塊自己能夠作為家的地方。

這種為自己爭取一個能夠作為“家”的地方的努力，在現代性的特征中，更多的則是表現為在某一種涵蓋多數人的境況中的那些聚集在一起的討論，以及為了解決問題所付諸實踐的抗爭。就像在被封的境況中，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參與到討論中，以至于討論最終沖破了其本被限制的疆界——人們終于匯聚到了街頭。

那么問題是，為什么人們沒有常駐在街頭，為什么需要一些特殊的境遇才能激發這種聚集和交流？

這并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伯曼曾在1987年到訪巴西利亞，這是一座20世紀五六十年代初在庫比契克總統的批準下從一片空地上建造起來的首都城市，在地理上正好位于巴西的中心。

他這樣描述：人們總體的感受是——我遇到的每一位巴西人都證實了這種感受——好像到了一個巨大的空無一物的地方，個人處于其中會感到迷失，就像一個人在月亮上那么孤獨。那兒有意地缺乏人們能夠在其中會面交談乃至聚在一起彼此看上一眼的公共場所。拉丁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亦即以一個廣場市長為中心組織城市生活的偉大傳統，被明確地拒絕了。

很明顯，現代人被一些無形的巨大力量，在外部隔絕了。因為這種力量雖然強大，但更害怕聚集在一起的人們會召喚出無法控制的洪流，將一切摧毀。

另一方面，在內部，發達的現代社會也帶來了人主觀性和內在性的豐富和發達，也因此不斷的將人向內拉扯，讓人更加孤獨和身不由己。所以溝通與對話在現代便呈現出一種新的特殊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它不僅是一種亟需，也成為快樂的一個首要源泉。

正如伯曼所說，在一個各種意義都煙消云散的世界里，這些溝通與對話的經驗是我們能夠依賴的極少幾種意義的可靠源泉之一。現代生活之所以值得過下去的原因之一便是它提供給我們在一起交談并相互理解的大量機會——有時候那甚至是加在我們身上的壓力。

但這些意義有時候也是危險的，正如二十世紀上半葉所崛起的法西斯主義，同樣是人們聚集在一起的溝通的結果，但最終卻扼殺掉了更多數人的聚集以及意義的分享。

這種現代性的反噬，可能源自于對現代性為每個個體開辟出來的自由所產生的廣泛的并且常常是極端的恐懼，以及不擇手段地逃避自由的愿望。陀思妥耶夫斯基斯基在其關于宗教法庭庭長的寓言《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就深刻的勾勒了這一現象。

“人們寧可和平，”宗教法庭庭長說道，“甚至寧可死亡也不愿在善惡的知識方面進行自由選擇。對人來說，他的良心自由是最具誘惑力的東西，但也是造成痛苦最大的原因。”隨后，這位庭長穿透了著作本身向那個時代的讀者所處的現實喊道：“請注意，今天人們都被說服了，相信他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自由，然而他們仍將自己的自由帶到了我的跟前，謙卑地把它放在我們的腳下。”

但積極的意義也并非想象中那么的脆弱。1981年里根正式進入白宮，在促使里根上臺的那些綜合因素中，其中最強大的力量之一就是一種要消滅掉“世俗人道主義”的一切蹤跡、并將美國轉變為一個僧侶統治的警察國家的沖動。這種沖動所表現出來的瘋狂好斗（以及它所得到的慷慨資助）使許多人包括一些激烈的反對者都相信，它是未來的浪潮。

但七年后，里根的那些宗教法庭調查官似的狂熱分子在國會、在法庭以及在公眾輿論的法庭中，都遭到了決定性的挫敗。美國人民也許是在大量的欺騙下投了里根的票，但他們顯然不愿意把他們的自由放到總統的腳下。

伯曼這樣評述：他們不會告別正當的法律程序（甚至不會以對罪惡開展的名義告別正當的法律程序），不會告別公民權力（即便他們害怕并且不信任黑人），不會告別言論自由（即便他們不喜歡色情描寫），也不會告別隱私權和性活動自由（即便他們不贊成墮胎并且憎惡同性戀）。

甚至那些認為自己篤信宗教的美國人民也并不贊成會迫使他們下跪的神權運動。（包括里根的支持者在內的）對里根預設的價值取向與行動綱領的這種抵抗，證明了普遍老百姓委身于現代性及其最深刻的一些價值的深度。它還表明了，人們即便在其一生中從來都沒有聽說過現代性這個詞，也能夠成為現代主義者。

的確，在2022年的冬天，委身于現代性中的普遍中國百姓，展現出來的那種對普世意義的追求，同樣表明了，即便沒有聽說過，也能夠成為現代主義者，成為那種即便是悲慘的受壓迫的狀況下，也肯定自己現在的尊嚴和控制未來的權力，并努力在現代的世界里為自己爭取一塊地方，一塊自己能夠作為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