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顧 箏

我們想寫“打樁模子”很久了。 這是一個經久不衰的上海話梗，比它的普通話版“黃牛”要形象很多。 看上去不上臺面，但卻反映著上海某一時期獨特的社會經濟現象。 只是我們一直找不到愿意和我們聊聊的“打樁模子”，即使是光頭金鏈子社牛大哥，也在聽到我們的采訪要求后擺擺手，“小姑娘，幫幫忙哦，這個有啥好講頭。” 好在念念不忘，必有回響，這次終于等來一位爺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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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要不要解釋一下“打樁模子”？

看這動圖應該就明白了吧

寶慶今年62歲。

這當然是個化名。不出真名，不拍照片，是寶慶答應接受采訪的前提。

他穿著一件阿迪達斯的黑色輕便羽絨服，腳上是類似匡威的高幫帆布鞋，眼鏡腳上的標志是阿瑪尼。

并不能確定品牌的真實性，但可以看出寶慶注重外在形象。“不好太邋遢的。”他這樣表達自己的穿著習慣。

打樁模子可以說是比較早擁有自己dress code的人。

剛入行的1980年代初，寶慶和同行們穿軍裝軍褲。

上海作家袁念琪1984年，就常常在陜西南路從巨鹿路到長樂路段，看到穿著褲袋大、裝錢多的軍褲的“打樁模子”在不時探問路人。

那時，陜西南路弄堂里剛開了一家上海外匯商品供應站，打樁模子的嗅覺極其敏銳。

等到90年代、00年代，打樁模子又是緊追流行時尚的一群人。

《新民晚報》“夜光杯”上

一篇短文稱

夢特嬌是“黃牛”的制服

太子褲、黑T恤曾是他們的工作服。

夢特嬌買起來也不手軟，“幾百塊一件，（當時）社會上混混的人都穿。”寶慶回憶說，“胸口有朵花的。”

這也被“社會觀察家”們觀察到了。

作家王唯銘在《上海七情六欲：1965—2005一個狩獵者的城市記憶》一書中寫到了打樁模子在國際飯店吃早茶的場景：

“上海一部分先富起來的‘打樁模子’在里面一一坐好。因為是夏天，他們每個人身上一件‘夢特嬌’，脖子下套著一條晶光賊亮的項鏈……”

大幾百一件的夢特嬌

是“打樁模子”的制服

這經典穿著還曾出現在社會新聞中。

1990年代初，一名“打樁模子”被搶劫殺害，公安機關在公開的信息中披露：“死者身穿黑色夢特嬌T恤衫”。

等到寶慶退出江湖的2010年后，打樁模子們又有了更新換代的dress code。

街頭反扒民警會以“戴一頂白色棒球帽，身穿紅色沖鋒衣加牛仔褲，身上背著個斜挎包”的形象在街頭晃晃蕩蕩，絲毫不引起他人懷疑。

這種存在的合理性，是采訪記者看到他時的第一感覺——“活脫脫一個‘打樁模子’形象。”

02

1980年代穿軍裝軍褲，固然神氣，其實還有它的實用性，“軍褲褲袋大，裝鈔票、票子多。”

寶慶高中畢業就混社會了。

1980年代初，“待業青年”是個新名詞，折射當時的社會現象。隨著知青返城，就業的空間逼仄，很多年輕人就蕩在家里晃在社會上。

《股瘋》里王汝剛演“打樁模子”

穿著時髦

寶慶顯然不愿多談自己當時沒有進“單位”的原因，他更愿意說說自己當時的地緣優勢。

作為生活在南京西路弄堂里的男小囡，見的世面多，本事大。“楊浦區閘北區的不會做黃牛，黃浦區的就會‘投機倒把’。”

那是上海還有明確“上只角下只角”概念的時代，黃浦區作為市中心，人多、熱鬧，有消息集中區。大光明電影院就是這樣一個點。

《新民晚報》上所繪的

大光明電影院門口“打樁模子”的漫畫

寶慶最早經手的是票證。

在計劃經濟時代，什么都需要票。買早飯要糧票，還分本地和全國；買布要布票；買蛋買肉買油都要票，每個家庭根據人頭配給供應。

“有的人家有不需要的票子會賣出來，阿拉收了就賣給有需要的人，當中賺差價。”

全國糧票是比較吃香的，離開上海到外省市辦事體，沒全國糧票幾乎寸步難行，沒地方吃飯，所以大家叫它“滿天飛”。

全國糧票

還有一種已經退出歷史舞臺的東西好倒手，寶慶給我們“科普”了一下——年歷片。

這是一種正面為圖案，背面為年歷的小卡片，最初由于印發數量有限而在社會上引起轟動。

設計精美的年歷片當年相當緊俏，可以在大光明電影院門口換砂鍋。還有印刷廠的員工回憶，用一套年歷片作為交換，就能在紅房子吃一頓法式大餐。

中國紡織品出口公司設計的1980年年歷

當時的年歷片非常吃香

/ 任美君 提供

票證、年歷片算是寶慶的“試手”，真正開始讓他把“打樁”當一樁行當來做的是電影票。

“那時的人沒啥樂趣，就是去看電影。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這些外國電影比較吃香。”

寶慶上午九十點就去電影院窗口買票，一角五分的票，一次性買二三十張。等到晚上電影上映前，就開始出來工作了。

“吃好晚飯，小青年出來兜馬路，想看電影，但是票子已經沒了。阿拉就在旁邊問：‘票子要伐？’”

寶慶以前的工作地點

大光明已變了樣

/壽幼森 攝

好看、緊俏的電影好翻只跟斗賣。

也有失手的時候——開場一兩分鐘了，手上票子還有不少，那就原價賣出，或降價出售。

好在這是少數情況，“那時南京路上晚上人很多。”

資深影評人徐鳶曾在接受采訪時說：“那個年代，電影對觀眾來講，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精神活動。那時候上海都是單廳影院，一般都是大廳，能坐800人-1000人。”

03

寶慶算了算，販電影票一晚上好賺五六元，一個月就是100多元。“人家上班一個月只有30幾塊工資，做慣了黃牛，就不想上班了。”

那個時候，黃牛這個職業，好像永遠不會失業一樣，因為上海多的是緊俏貨。越緊俏，越有差價，就越有“打樁模子”存在的空間。

很快，寶慶就不再去問“票子要伐”了，他去問“外匯券有伐”。

他用英文來向我們介紹：“去做FEC了呀。”

所謂FEC，就是foreign exchange certificate（外匯兌換券），簡稱外匯券。

令人艷羨的外匯券

當時南京東路七重天賓館門口有很多打樁模子蹲點，因為華僑商店設在一樓。他們從來消費的人手里收購多余的外匯券，再轉手賣給有需要的人。

一進一出，賺0.2左右的差價。

為了賺這差價，打樁模子“卷”也是蠻“卷”的，我們曾在人民廣場英語角碰到老侯。他說年輕時候學英語的動力，是為生計。

“八幾年辰光，阿拉要賺鈔票。跟外國人change money，調鈔票。”

“洋涇浜英文上去么，人家就換給阿拉了。就格能學出來的。”

老侯到人民公園英語角學英文

外匯券不像電影票，還有會砸在手里的時候，它的出手，是從來不愁的。

用外匯券，才能在“華僑商店”購買到一般市面上買不到的東西——外煙、名酒、真絲圍巾、酒心巧克力……

它對當時的上海人來說，簡直就代表著“時代的欲望”。

上世紀80、90年代

上海人都想買到有這包裝的東西

按理，它和人民幣等值使用，但是當時有外國專家形容它是特權貨幣，“如果錢能說話，外匯券的聲音比人民幣大50%”。

寶慶那時不做在友誼商店門口蹲點的小生意，他是“上家”。在大光明摸爬滾打了幾年，他混進一個團隊，有了更多信息。

“當時上海很多大賓館都可以用FEC買香煙，許多人不知道。”他和同伴從黃牛手里一下子收入大量FEC，然后叫上出租車去賓館“帶貨”。

“整箱整箱地買香煙，出去賣可以翻一倍價鈿。”那種撩開衣裳問“外煙要伐”的打樁模子，在寶慶看來，是低到了塵埃里，是他們的下家。

我們不免有疑問：外匯黃牛為什么不直接去買香煙，賺更大的差價呢？

寶慶說：“每個黃牛的信息不一樣，而且還要有關系。”

1998年，大型越劇《孔乙己》上演

無票的觀眾等票，有票的黃牛等觀眾

/許海峰 攝

在寶慶所總結的打樁模子生存法則中，“關系”絕對是排行前列的要素。

買電影票要關系，買香煙要關系，這些關系并非一開始就認識，而是憑著社牛的屬性搭識而來，又靠著利益進行維系。

在賓館買香煙，他們每次都會買巧克力等時髦吃食送給營業員，“要讓人家覺得‘上路’，否則他們可以說沒貨了，不賣給你。”

04

外匯券是1990年代中期退出歷史舞臺的。

寶慶他們沒帶怕的，因為有別的業務。“賣BB機。”

說出來，又是時代的眼淚，知道BB機這貨完全就暴露年齡了。

在電話還遠遠沒有普及，大哥大更是遙不可及的情況下，BB機絕對是個很管用的好東西，方便人們溝通。

如今尋呼臺和這樣的臺式電腦

都已成為記憶里的老古董

/周紅鋼 攝

上海作家李大偉說：“拷機是生意人的腰間佩飾，是有花頭的‘徽章’。”

1990年代，蘇州河邊上的瑞泰里老弄堂口，天天人聲鼎沸。做啥？都在求購BB機。這里是專營BB機業務的郵電服務公司所在地。

看到這場景，你們就懂了，打樁模子又會出現了。

寶慶介紹，一只中文版BB機買進來3000塊，一倒手，可以賺兩三千。雖然不是一人獨賺，當中有很多環節，但每個經手的人都有幾百塊錢的賺頭。

后來又倒手大哥大。“那時開公司的人多，開公司做生意，需要道具，所以大哥大炒起來了。”

《股瘋》里，潘虹炒股賺了錢

有了大哥大

那時的上海，熱潮涌動。“飯店生意好得不得了，晚上基本滿座，外面的人看上海，說‘怎么都那么有錢，吃吃玩玩，事情不做的，好像錢都用不完似的。’”

寶慶就是這種群體中的一分子。

Boyz Ⅱ Men來上海舉辦演唱會

黃牛早早來售票口“上班”

/ 許海峰 攝

早上去德大或東海吃咖啡。吃咖啡不是正事，關鍵是要去互通消息。當時難得去喝咖啡的普通市民都知道，“彼時德大聚了不少打樁模子，常常一泡就是2個小時。”

下午去裕德汏浴，睡一兩個小時。這個裕德池，后來還成了上海旅游指南里的“著名”景點（）。

每天看上去不做什么正事，但一天平均可以賺三五百元。“自由、適宜、鈔票多，還沒領導管。誰還要上班？”

“當時機會多，走出去就能賺錢，圈子搭得好就能發財。”當時有的打樁模子圈子開始轉戰股票市場了，買認購證，買股票，但寶慶沒有踏進這個圈子。

寶慶沒有踏進股票圈

或許是老天不會總是永遠慷慨地給人發財運，寶慶在職業生涯的后期明顯地感到路有點越來越窄了。

這種感覺和《上觀新聞》所采訪的一名同齡黃牛老郁非常類似。老郁在2002年正式退出黃牛界。“不是不想干，而是干不下去了，因為競爭太激烈，有時還慘烈。”

已經不是和自己卷了，要和別人卷，和世界卷。

傳統站馬路的攬客模式已經落伍了，現在的黃牛需要懂網絡，需要有地域性的壟斷，還需要有能力對反壟斷的同行進行驅逐……

這批從1980年代初開始入行的本土打樁模子開始漸漸退了，寶慶10幾年前就不做了。“感覺跟不上時代，鈔票難賺了。”

他多少是有點落寞的，“現在也不和老早的黃牛交流了，現在的社會是越來越淡漠了。”

參考資料：

1、袁念琪，《陜西南路弄堂里的免稅店》，《解放日報》2020.11.12

2、王唯銘 ，《上海七情六欲：1965-2005一個狩獵者的城市記憶》，上海文藝出版社

3、李大偉，《拷機·手機·三黃雞》，《解放日報》1998.11.25

4、《資深黃牛：我做打樁模子的日子》，《上觀新聞》2014.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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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稿子：顧 箏/

編稿子：小泥巴/

拍視頻：姚祖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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