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的花兒開紅了
文/李勝利
在兩人相加幾近百年的教學生涯中,李茂同老師和我,應該是一對特殊的師生。可以說,我們之間,班主任和學生班長的關系,堪稱奇葩。
李老師那時候不喜歡我,我明確知道。這樣說,并不準確。應該說,李老師不喜歡我這個班長。他的態度是明白無誤的,毫不隱晦的。因為不僅僅在我們作為班主任和班長的工作互動中,在課堂上,李老師就多次說過這個事。不喜歡我扮演的班長這個角色,和不喜歡我個人,有著細微但明確的差別,但要明辨這其中的差別,需要一定的社會閱歷和人生經驗。奇怪的是,當時的我,十六七歲,居然能夠將其區分開。但是,不喜歡的理由,又將這種區分有點模糊,讓當時的我和同學們有些迷糊。
李老師不喜歡我作為班長,與老師們溝通的禮節性方式。那就是,我跟所有的老師談完話說完事,都要給他們鞠躬,而且鞠躬的幅度比較深。在我,從小就這么做。我的父親就是教師,更是名聲在外的嚴肅嚴厲的校長。我們全體小學生一體都要向老師鞠躬致意。那怕是剛剛被現在看來,有暴力傾向的老師鑿完暴栗,抽完教鞭,施以粉拳老拳,踹過飛腿使過絆子,或者是苦口婆心的說教,或者是聲色俱厲的斥責,只要老師說可以離開,可以告一段落,不管心中服不服,愿不愿,忿不忿,既便臉上掛著淚,口里吸著止疼的涼氣,心里揣著石頭般的重壓,我們照例都要給老師鞠躬致意。分析這一奇特現象,著實有趣。教師收拾學生,應該是那時候大家公認的傳統,不打不成器,當時的教育,無論家庭還是學校,都崇尚這一點。起碼,在相對偏僻閉塞的西北地區,公開半公開地,這種情況是被認可的。不少家長給老師的說法是,你給好好地管去,不聽話調皮搗蛋了,往死里的打。學生鞠躬致意,亦是一種傳統,是對教育權的致意,也是對教育行為的致意,無論其觸及靈魂,還是觸及肉體。人而需要被教育,這是千百年來大家的一貫認識,如有區別,僅僅是形式上的不同。我們當時受教最多的,是被教鞭抽打。實事求是地說,盡管不能幸免于萬一,但因種種,我本人確實很少挨老師的打。盡管也屬調皮搗蛋型,實則就是好奇心強活力充沛罷了,那時候,那個年紀,學生的“壞”,基本上也就如此。偶有失蹄,我本人領受的懲罰大多都是高舉輕落,點到為止,但也不是沒有皮肉吃痛心里窩囊的時候。在學校挨打,主要是在80年代以前,此后就越來越很少發生了。而棍棒教育盛行的年代,作為小學生的我們,無論挨鑱多少,很多都以給老師制作彈性好硬度高樣式漂亮的教鞭為榮,且爭先恐后。一時代有一時代的特點,不身臨其境,確實不好理解其中真相。所以魯迅說,人類的悲歡并不相通,還是很有見地的。李老師和我,作為同一時代生活中的人,就不能對鞠躬達成一致的認識。
在李老師看來,給人鞠躬,輕易鞠躬,到處鞠躬,就是不好,甚至帶有不自尊不自愛不自強的性質。而我,在那個拙于言語表達的年代,則以鞠躬表達自己的歉意、謝意和敬意。比如,中午吃完學校食堂缺鹽少油經常并不能飽肚的飯食,我們住校生還要學習一陣子,通常是完成上午的作業。這個時候,甘谷人蔣耀如老師吃一碗面的時候,就代數的同一個問題,我可能要在他家門口打三聲報告,打斷他三次進餐的節奏,懂或不懂地離開的時候,三次鞠躬致謝。蔣老師并沒有覺得不高興,既給他家孩子(好像其中一位還年長于我,應該是學姐),也給其他年級的同學說過這個事:你看×××,我吃一碗飯,他來問三次,你們問嗎?實際上,從他家到我們上課的教學樓二樓的教室,是很有一點距離的。可那時候,我們走路,一般是連蹦帶跑,一路生風。也因為跑得快,經常是腦子跟不上身體,跑著跑著,覺得不對,怎么又不懂了?一個急轉身,又沖著蔣老師家去了。
既然班主任不喜歡,我對他所持有的態度又能理解,我們在高二后半學期就完成了對這種關系的改變。而這之前的整個高一年級,同樣是語文老師兼班主任的魏陞佑老師跟前,我的班長當得很受信任。魏老師幾乎支持并欣賞我所有的想法和做法。包括從國家困難補助金里面勻出幾十塊錢,給前三名的同學發班級獎勵。當時的幾十塊錢,可不是一筆小數目。換了班主任,就換了一種感受,對一個十六七歲的孩子來說,沖擊應該是不小的。但是,我還是比較平靜地接受了現實,調整了我們的關系,力圖改善不和諧局面。這種改變的方式也是非常理性而規范的。我們重新選舉班委會。我還是以最高票當選委員。當場唱票匯總之后,李老師讓我們幾個當選者到教室外邊討論分工,并公開宣稱,無論什么結果,他都接受。我則在外邊做同學們的工作,班長我實在不能再做,班主任不喜歡,不利于開展班級工作。那時候同學中間有一個不成文的認識,就是誰得票最多,誰就應該是班長,所以大家也都推脫不做。最后是反復做來自軍工廠的張軍英同學的工作,她得票第二多,她也是反復推辭。最后的結果,是張同學做班長,我做副班長兼學習委員。結果經匯報后,李老師欣然接受。
我能夠以這種方式解決這一問題,大概出于兩方面的考慮。一是自己不愿意改變與老師們打交道的禮貌方式。這種方式,我從小學就養成了,一貫溝通良好。反復檢視,也沒什么不符合常規的地方,而且我認為這是文明禮貌的體現,不能因為個別老師不入眼就放棄,因此我必須堅持。二是,我倒覺得老師在這件事情上,有成見有執念。而他的執念的形成我又有了解之同情,所以,還是調整為好。
之所以覺得老師有執念,有偏頗,但又能理解,能同情,其原因在于對老師的家世遭際有了解,并對這種情況感同身受。
李老師家在土改中被劃為地主成分。其父李江輝老先生是甘肅入讀南開學校第一人,畢業于解放前的燕京大學,被譽為民國武山四大才子之一,曾做過國民黨時期隴南軍閥魯大昌的英文秘書。才子先不說,就憑后一條,在那個特殊的時期,一個歷史反革命或者惡霸地主的帽子是妥妥的了。至于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不說則罷,要說那更是毒草毒瘤。而同樣才華橫溢,在我眼里頗有李叔同氣質的李老師,所要面對的艱難,就可想而知。高中沒畢業,因為出身問題,已沒有一展宏圖的可能和空間。在杜甫做著“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青春大夢的年紀,師尊早已開始“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的生活了。也是因為當時教育界的領導愛才,也是李老師在當時確實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因而受聘在武山縣一中做代課教師。
師尊后來做到特級教師,全國勞動模范,受到武山人的廣泛尊重,如今也是戲稱也是尊敬地被稱呼為武山的“孔夫子”。但以特別看重第一學歷的今天的眼光來看,師尊高中肄業生的身份,使其在漫長的歲月里,比對自己父親燕京大學高材生的出身,無論怎么說,都充滿遺憾悵然甚至憤懣的情緒。很自然地,這種情緒不僅僅局限于學習與學歷,其實,在李老師生活的各個方面,不能不深刻地受其影響。
前幾天偶然讀到韓石山的一段文字,覺得很應李老師當時實際生活的景。韓石山說:“我的作品,總有那么一種陰郁不平之氣,有人不理解,我也不便解釋。”(韓石山,《我的祖父》,《民間影像》(第六輯),同濟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79頁。)那是為什么呢?韓石山繼續說,“多少年前,曾寫過三首《身敗名裂歌》,前兩年病中無事,將之補成六首。”韓石山用來點題的這個作品是:
早已身敗名裂,四十年前月夜。全系開會批判,口號此起彼歇。
早已身敗名裂,親人程程送別。一程一人倒下,罡風猶嫌不烈。
早已身敗名裂,罪行樁樁在冊。革命群眾雙眼,從來明亮如雪。
早已身敗名裂,喜財兼復喜色。原本大戶有家,無此怎度歲月。
早已身敗名裂,祿蠹甚似斧鉞。出得蠶室司馬,不寫史記何業。
早已身敗名裂,煩請棺蓋加楔。殘軀多年已枯,厲魂一絲不滅。
師尊的執念或成見,大概跟韓石山的感受一致。正是對那種權力規訓和懲罰的抵觸、反抗和應激式的自我保護,造成了師尊當時特殊的一種認識和觀念。在沒有歷史因襲包袱的我看來,一個堪稱文明友好的舉止和行為,在師尊看來,就有各種的并不美好并不文明的感受。事實上,師尊應該是經歷多了“低頭認罪”“打爛×××的狗頭”“不投降,就叫他滅亡”“踏上一直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的語言和行動的暴力場面。很有表演天分和藝術實踐的師尊,在很多場合很多次,繪聲繪色地重現過給各種殘渣余孽地富反壞右歷史現行反革命開批斗會、“架飛機”、上刑具的場面。很多次,我都意識到體會到,在歷史的洪流中,在人生的歷程中,那些創傷應激者,用一生自我治愈的艱辛。
低頭即認罪,鞠躬更是不得了。有一段時期的電影里,也確實有很多類似漢奸、沒骨頭的人才點頭哈腰,唯唯諾諾。正面人物都是昂頭挺胸,鐵嘴鋼牙,意氣風發。傳統中國,提倡的更是硬骨頭,不怕死的精神。人不可以一日有傲氣,不可一日無傲骨,總之,做人要有硬氣。家父在日,經常跟我說,做人需要剛梆硬直。我呢,基本上亦是如此,不少時候也因此不被一些人,尤其是自以為手握權力的人喜歡親近。事實上,我也樂得以此與三觀不同的人拉開距離。但是,我多多少少受母親的影響,凡事能隱忍,不涉及原則的問題能變通。所以,我的碩士導師張孝評先生說我外圓內方,柔中有剛。李老師的態度則更要激烈一點。犬儒主義的現實基礎,實際上是人們,尤其是面對脅迫訛詐恐怖的人們,在特殊的情形下為茍全性命不得已的選擇和做法,但是,一旦成為某種價值取向和生命姿態,大家明白其中對社會對人心人性的毒害,在理智上在價值判斷上對其無疑是唾棄,是深惡痛絕的。《芙蓉鎮》里的秦書田,在自己被捕后,對又落入無依無靠境地的胡玉音吼道:“活著!像狗一樣的活著!”為存身計,像狗一樣地頑強活著,可以且必須。但把人活成狗,那是萬萬不行的!然而,實際生活中的人們,尤其是遭受了長期奴役和侵凌的人們,自覺不自覺地,無時無地地,體現出對權力的臣服、馴順、諂媚、搖尾乞憐甚至跪舔。而這,正是師尊最看不慣瞧不起的地方。以致于我簡單的一個舉止,都招來老師的不快與執念。其認識的敏銳與精神的敏感,應該各占其半。
調整了師生關系后,我們的相處就簡單而愉快了很多。我再也不必,深夜陪老師看望因病因傷住院的同學。有一次,我陪老師看望一位在一起事件中被社會青年打傷的同學。因為老師工作忙,我們去的很晚,結果出縣醫院時翻大鐵門,我頭昏腦漲,被大鐵門上的鐵矛尖掛住,腿上的傷口到現在留著不小的疤痕。也不必同學們一有什么動靜,我便要奉命去做工作。要沒什么特別的活動,我只要做好自己即可。語文學習上,我得意的是,曾經給老師指出過幾處瑕疵:比如老師把政治掮客的“掮”讀成了“肩”;比如《林黛玉進賈府》里面的賈母給大家說,她怎么怎么做就“便宜”,老師讀成了“pian宜”,我覺得是“bian宜”。老師都是很愉快地改了過來。既沒有特別的表揚,也沒有顯出不高興的樣子。我們那時候的學習就是那樣,我們還給其他老師挑錯誤,只要我們能夠說服老師,老師們都欣然接受,不以為忤。這種風氣,也影響了我們學生。后來我做老師,有些地方吃不準,就直接坦白,這個地方我還吃不準,我們一起研究研究,同學們也從來沒有因此覺得我不學無術。
李老師上課的風格,在私底下,也倍受爭議。基本上,我們那時候,老師正課有時候只講十五分鐘左右,或在一開始,或在快結束。其它時間,主要是由老師來給我們朗讀他選的文章。選文的范圍很廣,我記得涉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參考消息》《新華文摘》等這些頂級報刊,以及專著書籍等等。還能記得的篇目有,陶斯亮的《一封終于發出的信》、丁玲的散文《杜婉霞》、張賢亮的小說《綠化樹》,魏明倫的先鋒戲劇《潘金蓮》等等。巴金的《真話集》則是一篇一篇地發表,我們一篇篇地學習。許廣平回憶魯迅的文章當中,有一句“溫存過后”,讓我們私底下猜想很久。我曾寫過一篇文章《語文老師應該教些什么》,主要列舉了從小學到大學,我的語文老師交給我們的語文基本功。其中,李老師教給我的,主要是語言文字本身的獨特性以及獨立思考、批判精神、真摯情感和廣闊的人文情懷。但是,這種授課風格,無疑不是大家都能接受的。我后來教中學語文、中專語文、大學語文,還到不少地方不同場合做教課比賽競賽的評委,基本都能兼容并包以開放的態度授課、評課、評賽,受到大家的認可。現在,回想老師的授課,無疑是真正意義上把語文課上成了語文課,無疑是高質量高水平的授課。但是,如果要推廣,要評獎,我覺得還是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韙。因為單就其上課內容的安排,就過不了形式審查這一關。好在我們那個時候,學校對老師是充分信任的,充分尊重的,相信老師的授課有他自己的理念、方式和效果。事實上就是這樣,我們一班同學,有很大一部分都能說會道,提得起筆著得了文,跟前前后后的老師們的教育不無關系,但跟李老師的教育教學關系更大。而那時候,同學們之間,對李老師的教學方法,爭議是非常大的。一部分認為,四十五分鐘,三十分鐘不講正課,該是多么的不靠譜。一部分則認為,我屬于這一部分,這三十分鐘直是我們的盛宴。每一節課我們都盼著,跟隨老師進入一個神秘廣大生氣無限的語言思想大世界。但是,令人無限遺憾的是,那樣的授課方式,只能屬于那樣一個時代,只能屬于李茂同老師的語文課堂。但是,夢想還是存在的,我自己的課堂上,在各種規范的束縛中,我還是盡量爭取創設原汁原味有張力多具拓展精神的語文情景與語文課堂。
到不少地方做教師教育培訓,對語文教師,我講的最多就是,一個地方人們的精神面貌,取決于語文教師的精神面貌;語文教師的思想高度,就是一個地方人們的思想高度。任何地方的語文教師,對于母語、對于優秀傳統文化、對地方性知識、對于地方精神文化特質的傳承傳播,無疑居功甚偉,并引領著人們對思想的新探索對生命的新體認。李老師就是這樣一位語文教師。他有很多堪稱特異的思想、認識,很多奇談怪論般的“名人名言”。比如,說世事之悲的,“有牙板的沒鍋盔,有鍋盔的沒牙板”;生活智慧的,“漿水面香時,要配豬頭肉”;生命狀態的,“人生四十始”等等。我們上學那時李老師好像是四十七八歲,他就經常給我們說,“人生四十始,我才七、八歲。還跟你們一樣,嫩的heshanshan的。”《論語·述而》中孔子說自己:“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李老師這種充滿青春激情,認真過自己生活的品行和能力也深深影響了我們。如今我們同學們也都年過半百,并沒有“望峰息心,窺谷忘反”,沒有鄉愿市儈,沒有橫秋老氣,而是一如既往,充滿熱愛,活得盡量真實、坦誠、豁達、有趣、有滋有味。就在7月4日凌晨,我拋開煩雜,獨自在書房觀看歐洲杯的一場半決賽。幾位老同學,宋全勝、漆保全、孟立瑞、杜玉柱、聶文平打來電話,他們在聚會聊天,歡迎我場外參加,并命我獻詩一首以作紀念。我也興趣大發,湊成一首《為辛丑五月廿五日夜武山老同學聚會口占一首》,其詞曰:“晨昏夜半不必揀,春夏秋冬均有閑。青蔥時節意爛漫,人到中年情更酣。知冷知熱譜金蘭,有情有義敘桃園。一片冰心天可鑒,拋且此生共往還。”事實上,這樣的“名言怪論”,這樣的師生聚談,對我們來說,屢見不鮮。
大概在我們高中畢業十周年前后,我們有一次相聚。那天師生們十數位,一起吃飯聊天,晚上更是聚集到宋全勝的四合院,喝光了全勝所有的存酒,包括他泡制的一大桶藥酒。而這次聚會,最為大家樂道的,就是我突然爆出來的怪論:“對名師也要警惕——一將成名萬骨枯——一位名師的生成,壓制了多少青少年特立獨行的創造和烏托邦狂想。”當時大家在談李老師的教學成績,老師剛剛獲了全國優秀教師稱號。我的怪論自然極有針對性,一是基于曾經的感受與體驗;二是那時候我做老師也已多年,已經體會到教育實在是因勢利導循序漸進,隨風入夜潤物無聲的藝術活。開始反省初上講臺時,好為人師,輕易下判斷開藥方,臧否人物強力改造的壞毛病。當時大家都幾乎是愣住了,但是李老師并沒有不高興的意思,還表揚我膽子大,講的有意思,提供了新思路。我們半醒半醉之間,其樂融融,不知東方之既白,直至天色大亮,我們才把李老師護送回家。行文至此,我突然覺得,李老師不僅有“才子禪師”李叔同的風格,更有“建安風骨”領軍人物曹操的做派——平易、豁達、開朗、樂生、無自以為是的威重。要知道,老師今年高壽八十六,依舊講起話來高聲亮嗓,唱起曲調酣暢淋漓,猜拳喝酒豪情萬丈。以至于讓我們既歡喜又擔心——歡喜的是師尊的好身體好精神好酒量,擔心的是,怕我們掌控不好,傷了老師的身體!畢竟是耄耋之年啊!
李老師的另外一個本質性的特點,就是純粹、天真。既看透生活的真相,又能全身心地熱愛生活,并且完全按照心性,純粹、天真過日,這的確是人生修行的最高境界。《增廣賢文》說:“未曾清貧難成人,不經打擊老天真。”師尊經歷了清貧,經歷了艱難苦恨,如今活成了真正意義上的人,百煉鋼如繞指柔式的大寫的人。經歷了種種人生的打擊,可以說是血雨腥風,不再是傻白甜式的天真,但依舊是赤子般的純粹,赤子般的天真樸實,高朗疏率。重要的是,這也是師尊著意追求的人生境界。《道德經》云:“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含德之厚,比于赤子。”雨果在《悲慘世界》中說:“使人變得渺小的感情可恥,使人變成孩子的感情可貴。”波德萊爾更說:“所謂才華,就是一種能夠使我們自發地返回童年的力量。”老師的新著《李茂同詩詞歌賦集》第五冊,即為《耄童學步集》。我們可以確信,如今的老師,不是顏值控,不追求鶴發童顏,而是生命境界控,追求鶴發童心——用一顆飽受滄桑而又不忘初衷的童心——一顆一塵不染,純粹、干凈、天真的心來對待自己,對待他人與世界。《孟子·離婁》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以其純粹、天真,才能高遠,才能疏朗,才能爛漫,才能一無掛礙,才能澄澈透明,才能超凡脫俗,才能實現自我的超越,人生境界的超越。
老師的《李茂同詩詞歌賦集》是近年創作的集結,諸種原因,遲遲未能付梓。今次由敦煌文藝出版社審校出版,但由于字數超多,資費巨萬,老師強刪太半,仍是巨數。在我看來,刪去的篇目注疏,更多地方人文資訊價值,另有珍貴意義在,實屬可惜。但老師以為保留了絕大部分原創,尚未傷筋動骨,差可接受。遺憾之余,姑念原稿尚存,精簡版先行出版,其他資料,且待來日,翼可再圖。
李老師囑我為《耄童學步集》作序,實在是深感為難。班門弄斧,智者不為,壇城做法,最易露丑。況師尊桃李天下,賢者千百,小子不敏,豈敢輕易?李老師不以淺陋,數次敦促,師命難違。遂又思忖,師尊以八十六歲高齡,出版煌煌大著,自己恰有機緣,為師奔走,也算是躬逢盛事,如此美好,作文以記,算是數十年之后,給老師交的又一篇作業。如此想來,便不再逃避推諉,著力完成。
當時也給李老師說了,我只力求描繪出老師的精神,老師的文字功夫思想境界,我力有不逮,不敢置喙。既便如是說,因為前后聯系出版社,傳遞稿件,先睹為快,《李茂同詩詞歌賦集》全貌,我還是大致了解的。管中窺豹,實感高山仰止,敬佩而莫名。文如其人,李老師的文字,便是他的為人,未曾稍變。最主要的特點,便是文字的錘煉精深,思想的通透淳樸,情感的元氣飽滿與深情激蕩。另一重要特點,便是表現手法上的技隱于道,道現術隨。武山人尚武,深知“一強敵百技”的含義。以打拳喻文字,光講技巧、架勢,我們把它叫花拳繡腿。打拳的核心,是克敵制勝。而克敵制勝的決定因素,是力量的對比,力道的較量。單純的技術,是給輕量級、羽量級選手講的。重量級、超量級選手,從來都不專門講技術,卻招招致命,步步為贏。師尊年輕的時候是深受大家喜愛的秦腔、隴劇花旦票友,而對演員來說,到了“滿口腔”的境界,便是到了藝術震撼人心的境界。對于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為文者,他的致勝之道,全在葉燮所說的“才、膽、識、力”,而技術只是自然而然的事。師尊的創作,便是這樣一個“一強敵百技”“滿口腔”的境地。
跟李老師另有一個約定。老師已經做好了一部長篇小說的前期準備,即將開始艱苦的創作。目前僅從小說的命名《太陽出來了》和計劃中的規模,就可以推斷,這將是一部立意高遠的傳世之書。正是韓石山的那句話:“出得蠶室司馬,不寫史記何業。”相信歷經歲月風塵、山河變遷的老師,一定能夠寫出時代的波瀾壯闊與詭譎汗漫,心靈的苦難艱辛與磨煉淬火,這將是一部心靈秘史,更將是一部史詩般的民族家國變遷史。甚至可以這么說,李老師所有的起起伏伏跌跌宕宕朝朝暮暮,都是為這部書做的社會實踐、人生實踐和藝術實踐。既和老師早有約定,到那時候,我絕不推辭絕不客氣,而是當仁不讓,不避淺陋,一定為老師的大作歌呼奔走。而這篇啰嗦序文的前半部分,其實已經是為更好地理解《太陽出來了》所做的一個情感鋪墊或者解讀批注。
序文名曰《老師的花兒開紅了》。按照武山方音,“紅”音”hong”,陰平調。不僅指代顏色,更指代狀態,是一種當令、廣泛、盛大、紅火、熱鬧的狀態。之所以這么說,一是師尊八十六歲高齡,一次性推出百數十萬文字,一套五冊原創作品,應該說這是一件盛大、紅火、熱鬧的事,一次巔峰般的怒放狀態,我們李老師的花兒開紅了。二來,武山縣第一中學八七屆文科班一百零八號同學,現有數十人,從事各級各類教育事業。杜玉柱同學更是多年深耕武山一中,成了高中語文權威、把關老師,接替了師尊當年的位置和榮耀。其他同學也都成績斐然,桃李芬芳。又都恰逢中年,正是人生最美好的時光。由此可以說,在李老師的影響下,又一代老師們的花兒開紅了。其三,我們學生們的學生再從事教育者,為數何止千百。應該毫不夸張地說,老師的花兒開紅了!
《詩經·衛風·木瓜》云: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葉嘉瑩有一首《鷓鴣天》曰:明月下,夜潮遲,微波迢遞送微辭。遺音滄海如能會,便是千秋共此時。
老師的花兒開紅了,《太陽》就要出來了,等它與山川萬物同輝,我們將翹首瞻望,同聲傳揚。
謹奉師命,是為序。
李勝利 辛丑六月初九(2021年7月18日)
于金城蘭州酷暑中
作者簡介:李勝利(1969—),男,甘肅漳縣人,博士,蘭州理工大學崗位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文化、文藝理論、美學及漢語言文學教育教學與研究。甘肅作家協會會員。中國中外文藝理論研究會會員、中美學學會會員、全國馬列文論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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