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中國從蘇聯購買了一批蘇27SK和UBK（雙座）戰斗機，這次采購影響了我國空軍未來幾十年的發展，意義重大。但關于采購也有一些過分夸張的段子在流傳，有些甚至是徹頭徹尾的謠言。

有些文章說空軍的林虎將軍或某位其貌不揚的大校，在酒桌上喝倒了蘇聯人，我們才用“不好意思說出口的低價買到了蘇27”，并寫出了一句煽情的臺詞“祖國需要你的胃”。

還有一些軍事大V說，中國的蘇27是用狗皮大衣換回來的，為此還“殺光了三個省的中華田園犬。”

如果說“用狗皮大衣換蘇27”雖然夸張但多少還有點影子，那么軍人喝大酒去砍價，就純屬造謠了。雖然這些文章很抓眼球，但當成故事看著玩還行，卻不能當真。

今天咱們就針對這些傳聞來聊聊真實的“906工程”，也就是引進蘇27的項目。包括當年的采購價、支付方式，以及和蘇聯代表團談判、喝酒的細節。只有了解了事實，才能正本清源。

本期素材來自對當年中蘇談判親歷者的文章和采訪，內容絕對真實。

在之前引進基洛級潛艇的第一期視頻中，我曾用很長的篇幅講了中蘇（俄）之間進行軍貿合作的組織架構和工作流程。雖然有些枯燥，但絕不是廢話，因為咱們后續凡是關于中蘇（俄）軍購的內容，都和這個流程緊密相關，當然也包括蘇27。

在了解了中蘇（俄）軍貿的組織架構之后，你會發現幾個特點：一、決策級別高；二、分工明確；三、細致嚴謹。

蘇27這個項目是特殊歷史時期的產物，當年決策時，是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最高層直接聽取總參裝備部部長賀鵬飛、軍貿辦主任曹剛川和總參裝備部副部長賀平的匯報來確定的。整個決策的執行鏈很短，工作效率很高。

左一為賀鵬飛

當時的軍委領導一般都在聽取匯報后，對關鍵問題當場拍板，并賦予一線較大的主動權；蘇聯方面也有一套和我們對等的體系在同時工作。

在這個框架下，個別軍官哪怕是將軍，靠喝幾頓酒就拿到低價的可能性幾乎為零。要了解真實的情況，我們需要把時間暫時拉回到80年代。

在1980年前后，中國空軍的裝備僅相當于世界強國60年代初的水平。這時的海峽上空，對岸的F-5都敢和我軍戰斗機并排飛行，根本不怕我們。而他們的經國號IDF，也在性能上遙遙領先。

從80年代初開始，我國就積極和美、英、法、意等國開展一些空軍裝備合作，除了部分直升機和火炮，其他合作僅限于對現有平臺的升級改造。比如引進了馬可尼公司的航電、意大利和以色列的空空導彈。

但這些修修補補的改進，不可能改變空軍裝備整體落后的現狀。而且，即便是這種小修小補，到了80年代末也被迫全部中斷。

好在東邊不亮西邊亮，隨著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在80年代末訪問北京，兩國冰釋前嫌，關系很快得到恢復，這是中蘇重新開展軍事技術合作的政治基礎。

具體到蘇27的引進，起始于1990年6月劉華清對蘇聯的訪問。在莫斯科中方提出，希望購買蘇聯的先進戰斗機。

這時蘇聯的經濟已經很困難，所以他們對軍貿合作也非常積極。

不過，蘇聯人雖然讓米格29和蘇27兩種主力戰斗機都做了飛行表演，但他們真正想推銷的卻只有米格29。

當時蘇27已經公開，還在巴黎航展上出盡風頭，但蘇聯卻明確表示：這個型號不賣。

解放軍考察團回國后不久，我們就確定：既然蘇27的性能遠超米格29，那要買就買最好的。

所以在后續的接洽中，中國一直堅持只要蘇27。但蘇聯卻多次拒絕，只賣米格29。

此時距蘇聯解體還有一年，國際形勢瞬息萬變。中方從上到下都希望盡快拿到飛機，所以項目的考察和簽約進行的都很快。以下幾個關鍵節點，能幫我們勾畫出引進蘇27項目的清晰輪廓：

1990年6月劉華清訪蘇，雙方確定了合作意向；兩個月后的1990年8月，以賀鵬飛為團長、林虎為副團長的高級代表團再次來到蘇聯，這次他們逗留了20天，并把引進目標鎖定為蘇27；

經國務院，中央軍委領導做蘇方工作，1990年10月，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別洛烏索夫，才正式向劉華清通報：“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剛剛同意向中國出售蘇27”。12月，蘇聯派高級代表團抵達北京，雙方在釣魚臺開始進行實質性談判。

和蘇聯人合作與西方不同，引進西方項目我們都是先簽商務合同，再報雙方政府批準；而蘇聯要求：先簽政府間協議，再簽合同。

1990年12月28日，由國家領導人授權總參裝備部部長賀鵬飛代表中國，和蘇聯簽定了引進蘇27的政府間協議，項目取得關鍵成果。

這份協議雖然只有薄薄的六七頁，但卻是一份具有歷史意義的文件——它是兩國關系正常化后打破堅冰的第一個軍貿項目，并從此拉開了中蘇（俄）軍事技術合作的序幕。

政府間協議簽訂后，1991年2月，中方派出了一支30人的高級代表團飛赴蘇聯，團長是賀鵬飛，副團長是林虎。骨干成員有：空司副參謀長葛文墉、總參裝備部軍事裝備合作局局長陳洪生、總參專項辦主任馬慶華和空司裝備部部長叢日剛等。

這個代表團的任務是和蘇方洽談合同細節，并最終于1991年3月4日，由陳洪生和馬慶華在莫斯科與蘇聯簽署了引進合同。中蘇關于蘇27的談判，至此圓滿結束。

以上是引進蘇27的完整時間線。那么林虎將軍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哪些作用？有沒有一位酒量奇大的空軍大校陪蘇聯人喝酒呢？

中美合作的殲擊機項目半途而廢

林虎將軍當時是主管裝備的空軍副司令，他曾親自赴蘇考察，并在當地工作了20天。蘇27這個項目，主要推動的軍委領導是劉華清，而林虎將軍作為空軍將領，是引進的堅定支持者。

之所以強調他的“支持”，是因為當時國內還有一大批人“反對”。

對買蘇聯飛機這件事，當時國防工業部門是有不同意見的。航空部門的一些老領導甚至聯名上書，堅決反對。

面對阻力，林虎將軍明確表態：以我們現有的平臺水準，結合我國殲擊機的研發進度，空軍在2000年之前，對印度、越南的米格29和臺灣的經國號，沒有反制手段！

他不怕得罪人，實事求是地指出：科研和工業部門雖然慷慨激昂地立了軍令狀，但這并不代表就一定符合科研規律。

面對嚴峻的國防形勢，空軍賭不起。

林虎將軍認為，如果能引進蘇27的整機和技術，那么空軍裝備就能“滿盤皆活”。不但新殲（也就是后來的殲10）所用發動機可以借鑒，殲擊機部隊也能和時間賽跑，在2000年前形成一個拳頭，有效威懾周邊的潛在威脅。除了臺灣，還包括南沙、日本和南朝鮮。（當時中韓尚未建交，我們稱韓國為南朝鮮）

右四為林虎

幾十年之后再看，后來事情的發展和林虎將軍的預判幾乎嚴絲合縫。林虎副司令員和空軍領導的意見，得到中央軍委和總參謀部領導的全力支持。

不過，林虎將軍本人并沒有直接參與商務談判，因為按照分工，這是總參裝備部的工作。

當時總參裝備部成立了兩個談判小組，一個負責合同文本，另一個負責合同的技術附件。

其中合同的文本、價格、交裝時間和驗收流程都由總參來談，空軍負責的是技術附件，主要包括飛機和導彈的技戰術指標、備件和武器清單等等，這個附件需要空軍“小簽”。這些屬于空軍的工作，都由林虎將軍來協調、統籌。

至于喝酒，在談判時中蘇互相都有一些宴請，席間免不了要喝酒。

雖然宴會中喝醉的往往是蘇聯人，但這并不是誰把誰“喝倒”，而主要是因為蘇聯人的飲酒習慣和中方的外事規定所導致。

在宴會上，蘇聯人用的杯子并不大，但他們敬酒或被敬酒時，都是整杯整杯的喝。他們似乎認為，敬酒時不整杯干掉有些不禮貌，所以雖然他們的酒量都是一斤起步，但在頻頻的祝酒聲中，也經常喝得酩酊大醉。

反觀我方，絕大多數同志在參加外事活動時，都會遵循周恩來定下的規矩：外事宴會喝酒時，要以自己平時酒量的三分之一為標準，不能喝醉。所以當時我們在敬酒時就很少“一口悶”，也就很少有人喝醉。

但要說起酒桌上的“博弈”，當然也有。據陳洪生回憶，他就曾面對一桌十個蘇聯人，咬牙連干十杯。他說：“我們在談判桌和酒桌上，都不能輸給蘇聯人。”

中蘇的一次宴會

但宴會上的林虎將軍，只會為了工作，很偶爾的喝一點酒。這是因為他在戰爭年代負過傷，后來又做了消化系統的大手術，身體情況并不允許他喝酒。

那么，有沒有一個天賦異稟、酒量奇大的空軍大校跑來當“酒司令”呢？這純屬子虛烏有。

據參加過中蘇之間所有宴會的同志回憶，從來就沒有什么“能喝酒的大校”。后來當“祖國需要你的胃”流行網絡時，曾有參與談判的干部輾轉找到此文作者求證，但作者表示他也是“聽別人說的”。再追問是聽誰說的，作者也答不上來。

至于用14億美元買回了24架蘇27，這完全是代表們在談判桌上和對方斗智斗勇“啃”下來的。

當時中蘇代表團都住在北京釣魚臺，為采購價格和數量進行了將近一個月的艱苦談判。蘇聯最初開出的價格是4000多萬美元一架，理由是，蘇27的性能和F15相比毫不遜色，甚至更好，而F15賣5500萬美元一架。所以蘇聯給中國一個優惠價：4500萬美元。

那我們的還價是多少呢？2250萬！沒錯，攔腰砍了一半。

從第一輪開價和還價的數字看，我們應該不難想象，后續的價格談判會有多艱難。在1990年北京寒冷的冬季里，中蘇代表為了各自的國家利益展開了一場“拉鋸戰”。

據當事人回憶，當時他們白天為了條款爭得面紅耳赤，晚上還要進行大量的校對、翻譯、法律咨詢等案頭工作，動不動就要熬一個通宵。

談判期間，中方曾邀請蘇聯代表團去深圳參觀改革開放的成績，雙方甚至在飛機上都一直在談。

易貨貿易的部分商品

除了價格，兩國代表團在付款方式上也有分歧。

中方建議延續50年代慣例，這次采購也以“易貨貿易”為主來進行，但蘇聯希望以現匯為主，為此談判曾一度陷入僵局。

后來，還是當時的國家領導人親自出面做蘇聯代表團的工作，才最終以單座型2950萬美元、雙座型3050萬美元一架，總計14億美元的價格簽定了政府間協議；支付方式：35%使用現匯，其余65%用商品支付。

90年代初，3000萬美元買一架飛機，這個價格是不是“低到不好意思說出口”，想必各位朋友自有判斷。

這里還有個小插曲，蘇聯最后交付給我們的飛機其實是26架。受篇幅限制，下期咱們再來聊這個細節。

最后，說說狗皮大衣。

90年代我國的外匯儲備并不寬裕，但國內有豐富的民用商品生產廠家。如果他們的輕工產品可以抵付貨款，就既能節約外匯，還能拉動國內經濟。

而此時的蘇聯正處于解體前夜，缺美元，更缺物資。如果能直接拿到中國商品，就能馬上投放市場，省去了生產和流通的環節。因此，戰斗機換日用品，在當時也算“雙贏”。

在合同執行過程中，中國通過保利科技公司向蘇聯出口了價值100多億元人民幣的商品，包括服裝、鞋帽、暖水瓶、電飯煲等日用品，以及豬肉，牛肉，茶葉等農副產品，狗皮大衣只是其中很小的部分。應蘇聯要求，狗皮大衣被稱為“裘皮大衣”。

之所以要改名，是因為其他動物的皮毛價格昂貴，普通蘇聯百姓穿不起，狗皮大衣物美價廉很受蘇聯人歡迎。但俄國人的文化又不能接受把狗做成大衣，所以從50年代的中蘇貿易開始，狗皮大衣就一直被叫作“裘皮”大衣。

狗皮大衣的加工是有條件的，必須在立冬后收購一歲以上的農村黃狗或黑狗，當年的小狗不行。

當年蘇聯訂貨時，我國的國營土畜產公司本來就有大量狗皮大衣的庫存，當時總參專項辦公室的同志還親自去看過，所以向蘇聯交貨并不需要大規模收購狗皮。“殺光三省的狗”，這個說法有些夸張了。

那俄國人到底要了多少件狗皮大衣呢？先后兩批，一共兩萬五千件。第一批我們先供貨1000件，因為質量好，俄國人第二次又訂了兩萬四千件。

這兩萬五千件狗皮大衣的成本，一共是400萬人民幣，按當時匯率，約合105萬美元。

那時北京友誼商場里銷售的狗皮大衣，每件標價為750元人民幣。“906工程”中，我們對蘇聯的報價是每件180美元，約合人民幣684元，比友誼商場的便宜。

到交易完成時，我們用成本105萬美元的狗皮大衣，抵了450萬美元的飛機款，利潤率還是相當不錯的。

這些狗皮大衣雖然抵了450萬美元，但也僅占合同總價的千分之三。

因此，中華田園犬的確為引進蘇27做了貢獻，但絕大部分貨款，還是靠其他輕工業產品和外匯來完成支付的。

“狗皮大衣換回了蘇27”，這個說法雖然話題性很強，但卻有失偏頗。

這次我們終結了兩個足夠傳奇但卻不怎么靠譜的流言。那么，難道在引進蘇27的過程中，一件有趣的故事都沒發生嗎？當然有。下一篇文章就聊幾個第一批蘇27來中國的真實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