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維楨：借榻云林館，臥聽仙家聲

時下，在書法界很是熱鬧，緣由是“丑書”盛行，我看陜西舉辦的一個國家級書法展覽，獲得金獎的作品，皆與我心目的“好作品”相去甚遠，俱屬異類，然而叫好聲不絕，當然，置疑之聲也是多多，甚至列為當今社會怪象之一。

我于書法自是外行，只能根據“法帖”識得一二，但如獲獎的這類書藝，實在是看不懂，不敢亂說，但卻由此想起一個人，其“丑書”也是橫絕一世，他便是元末明初的文壇領袖楊維楨。

對楊維楨這個名字是早就知道的，很多年以前，灣島曾發行過一套《歲寒三友》的古畫郵票，其中一枚便是他畫的《歲寒圖》，于是，借助剛時興的網絡，查閱過他的相關資料，遂識得此人，順便還知道了明代的陳洪綬及夏昶，那還是上個世紀的事了。

楊維楨《草書題錢譜》

楊維楨，字廉夫，號鐵崖道人，紹興路諸暨州人，元代文學家，進士出身，曾任天臺縣尹，后寓居胥浦，即今上海金山，年74歲逝世。

他出生于名醫世家，名字的出處為《大雅·文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家境應該是很不錯的。

其父曾依山筑樓，藏書萬卷，四周遍種紅梅，他兄弟便在此間苦讀；因藏書樓依鐵崖山而建，他遂以山取號，時人稱為“楊鐵崖”,又因他擅吹鐵笛，所以又自稱為“鐵笛道人”。

楊家的家教甚嚴，曾有一個著名的傳說，為讓兒子們學業有成，其父竟令他兄弟上樓讀書，并將梯子撤去，每日派專人“轆皿傳食”，這一讀便是五年時間，這樣的教育方式，怕也是古今難尋。

這笛子好像折了，紀念館也不修一下

楊維楨自幼穎悟，他黽勉苦辛，朝乾夕惕，學業日漸精進，名聞鄉里，皆言其日后必成大材。

以上，《元史》記為：“父宏，筑樓鐵崖山中，繞樓植梅百株，聚書數萬卷，去其梯，俾誦讀樓上者五年，因自號鐵崖?！?/p>

元人于科舉不甚上心，入主中原后數十年未嘗行科舉之事，官員的擢拔亦是以蒙蔭為主，輔之以舉薦；所以，作為懸壺世家的楊維楨雖才高八斗，卻是無緣仕途，只能四處游學，一方面增加了學識，另一方面則也大開了眼界。

好在后來在漢臣的一再要求下，元人終于開科取士了，楊維楨當然不會放過這一機會，以他的學識當然如探囊取物般地一舉拿下，時年他30歲；同期及第的，還有著名的少數民族詩人薩都剌。

關于元代科舉，在人們的觀念中其實存在一個很大的誤區，認為正因為元人不重視科舉，才導致了大量文人沉淪下僚，混跡勾欄，促成了元曲和雜劇的勃興，這不能說不對，只是有些太偏頗和絕對了。

元人并不是不尊重文士，只是對只知以“詩、詞、歌、賦夸示于人”，而對“經世之術”一竅不通的文人是極端地瞧不起，后期除權相伯顏擅權時停辦了兩次外，科舉一直是以三年一次的頻率進行，一直堅持到滅國之時。

中進士后的楊維楨，很快便被授以天臺縣尹，在元朝來說，這其實并非地方一級的最高長官，因為最高行政一把手俱由蒙古或色目人擔任，即所謂的達魯花赤，所以，他這官當得也很憋屈，不久便遭奸吏報復被黜。

據《元史》載，后來他又繼任職錢清鹽場司令，我是不知道這個“司令”是何種官職，聽來有些“高大上”，但實際上只是個從七品的鹽官，估計也是如“弼馬溫”般的“齊天大圣”，因為他因請求減輕鹽稅不允，所以便心灰意冷，投印辭官，便做了個散淡的江湖閑人。

后來他的為官經歷便有些模糊了起來，似乎又參與了修訂遼、金、宋三國史書，在此期間所作《正統辯》一文影響很大。

所謂正統之辯，是指當時同時存在的這三個國家正朔的爭論，作為江南漢族士子的楊維楨，當然是力挺以大宋王朝為正，故而洋洋灑灑地為之辯，此論文采斐然，論證清晰，酣暢淋漓，深受到修史總纂官歐陽玄的贊賞，言“百年后，公論定于此矣?！?/p>

諸暨三賢館之楊維楨

不過，最后徹底走出元中央，是因為得罪了丞相達識帖睦邇，所謂何事不得而知，以楊維楨的身份，按說是夠不到丞相這個級別之人的，不可能同其對話，我想，肯定亦是因類似修史一類的事而產生沖突，畢竟，那達識帖睦邇也是學者型的高官，“讀經史悉能通大義”。

楊維楨性格狷直，行為放達，導致仕途挫折，在低級官吏階層上“十年不調”，最后好歹是被授了個建德路總管府推官，繼升江西儒學提舉，但因戰亂受阻，未上任，這是他此生擔任最高的官職了。

“有子貢倦而愿息之心”的楊維楨最終是走出官場，寓居金山，筑園圃蓬臺，他個性倔強，不逐時流，曾書榜文于門，“客至不下樓，恕老懶；見客不答禮，恕老病；客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飲酒不輟車，恕老狂?！?/p>

楊維楨《元夕與婦飲詩》

從榜文看，這楊維楨亦夠矯情，他不是閉門謝客，亦非不與人交往，只是表示對他不喜歡之人的一種態度；實則他經常同一眾氣味相投者吟詠唱和，詩賦相樂，熱鬧異常；甚至還設“應奎文會”，臧否天下文章，一時文人聚集，儼然文士班頭。

他亦喜歡游山玩水，出行形式卻大不同于一般文人，芒鞋策杖，最多一二書僮相伴；他的動靜就大了許多，書載其為：頭戴華陽巾，身披羽衣，坐于船上吹笛，或呼侍兒唱歌，酒酣以后，婆娑起舞，以為神仙中人。

時值元末兵亂，烽煙四起，各地豪強紛紛割地自立，大元朝已是天柱將傾之勢，他所處之地乃張士誠控制，這張大王對文人是相當器重，那《水滸》之施耐庵，《三國》之羅貫中都曾聚于旗下，楊維楨文名甚重，自是其籠絡之對象，于是，張士誠遂遣弟張士德遞上橄欖枝，然楊維楨拒而不授。

朱元璋立國，亦招其為官，他答曰：“豈有老婦將就木而再理嫁者耶？”明顯就是不給面子，朱皇帝不死心，再遣使相逼，無奈之下去了南京，但是，去則去矣，然心實不甘，遂作《老客婦謠》，一抒不滿之感。

“老客婦，老客婦，年行七十又一九；少年嫁夫甚分明，夫死猶存舊箕帚；……老丑自有能養身，萬兩黃金在纖手。上天織得云錦章，繡成愿補舜衣裳，舜衣裳，為妾佩，古意揚清光，辨妾不是邯鄲娼?！?/p>

想這楊維楨膽夠肥，不僅寫這樂府讓朱皇帝難堪，而且還威脅說：“皇帝以吾之能以能之，非殫吾所不能則否，否則惟有蹈海而死耳?！币馑季褪钦f，你朱元璋恃強凌弱，讓我做我愿做之事，逼急了，不就是個死嘛，你看著辦。

從形式上來說，這首詩屬樂府中的“謠辭”，楊維楨寫有很多這樣的作品，也許這樣新歌謠體樂府似的“清唱”，更加符合他隨意的心境，發揮更自由，更瀟灑，所以，他是很樂意用這樣的體裁。

詩的意思明確無誤，就是不愿服務朱明王朝，因他名聲太大，朱元璋對他也是無可奈何，只讓他權充當纂修禮樂書的顧問，象征性地指導一下。

于是，楊維楨“留京百有一十日，俟所修書敘例略定，即乞歸家。”朱元璋倒也沒有食言，任其行止；他如宋濂所言，“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被亟鹕綖t灑去也。

但悲催的是，回去不久便生大病，倏忽而亡，史載，“至家，易簀，急撰《歸全堂記》，擲筆而亡。”葬于松江縣西北，一代名士，匆匆謝幕，宋濂特作《元故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楊君墓志銘》以記之。

楊維楨居元末詩壇領袖地位，但他的思想頗為復雜，不像是在儒家傳統文化中浸潤時久的文士，也許是受東南沿海功利思潮的影響，他的思想是有著很強的叛逆傾向。

故而，明代詩文家，以布衣召修《元史》的翰林學士王彝，直接將其視之為“文妖”，斥責楊維楨是“裂仁義，反名實，濁亂先圣之道”，其作品是大逆不道，實是不為主流意識所容的異端學說。

楊維楨《真鏡庵募緣疏卷》 局部

王彝之說，自然不是空穴來風，亦不是閉著眼睛一通地胡亂打，楊維楨的作品中，踰規之處實在是太多，在表達上也是馳騁異想，詭異迭呈，行文方式炫目耀眼，節奏跳脫，讓人頗有云霧之感，我想，如果王彝說的是文風，稱個“文妖”也無不當，就如同他的“丑書”一樣。

明清之際三大思想家之一的王夫之對楊維楨亦是頗多責言，尤其是看不慣的是，他成天同顧瑛這樣集文人與商賈于一身之人混在一起，而從者甚多，攪得江南士林亂作一團，曾言道：

“人主移于賈而國本雕，士大夫移于賈而廉恥喪……楊維楨、顧瑛遂以豪逞，而敗三吳之俗?！?/p>

但為其叫好之人亦是多多，《四庫提要》就以“橫絕一世之才” 冠之，我不知這一句是哪位執筆者所寫，但至少是得到總編撰紀曉嵐的首肯，對他的詩歌則評價曰：

“乘其弊而力矯之，根柢於青蓮、昌谷，縱橫排奡，自辟町畦。其高者或突過古人，其下者亦多墮入魔趣。故文采照映一時，而彈射者亦復四起。”

將其詩贊為源于李白和李賀這樣的詩界大佬，可見地位之高，元代的詩歌成就本顯單薄，幾無大家可言，如果說在那一堆寫詩的文人中，硬要拉出一個能開宗立派的詩人，那肯定是非楊維楨莫屬了。

至少相比之下，他的詩歌是被稱為“鐵崖體”，不說是能代表元代詩歌的最高成就，然畢竟無人能與之相匹，有元一代有著那么大的影響力者，僅此一人而已。

在當時，他的身邊聚集著一幫志同道合之人，他以“鐵雅派”取其名，宋濂在為他寫的墓志銘中說，“吳越諸生多歸之，殆猶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余年?！彼?，他那“橫絕一世之才”的名頭，絕對不是沖話費白來的。

他的詩如天馬行空，他的畫縱橫不羈，他的書任意而為，他的文恣意狂放；這一切與元末理學式微以及戰亂動蕩頻繁密切相關，及時行樂是一種時尚，

在楊維楨的思想體系中，我覺得其根基是源于莊周的“自然”，他特別強調個性解放，在他的腦海中，全無避世和委曲求全的觀念，所以，其言行也顯得異于常人，沒有任何地束縛，這不僅體現他的藝術作品中，也凸顯于他日常的生活中。

楊維楨的文學主張可以說是開明代“性靈派”的先河，他主張文學要“發乎情”，卻不必“止乎禮義”，主張“貴襲勢”而“不襲其辭”。

所以，他的詩歌奇崛峭拔、狷狂不羈，有著李賀式的跳躍的思維與怪誕的詞匯，卻沒有李賀的陰冷與凝重；有李白游仙詩的奇想聯翩與奔暢的語勢，卻沒有李白的憤世嫉俗、遠離凡塵的情緒，直如一位超越時空的“謫仙”，逍遙于仙境與塵世，縱覽古今。

最后說一個被后世津津樂道，且帶有一種鄙視眼光的，是關于他愛女人小腳的癖好。

有一則記載曾說，他曾召集了一幫知名文士喝酒，喝“寡酒”自是無趣，狎妓風流是時尚，不找幾個歌女妓女的來肴酒還有什么意思，于是，在絲樂和女子曼妙舞姿的陪伴下，一幫文人喝得是天昏地暗。

酒一喝高了，那原本還有所收斂的本性便張揚了起來，那些密不示人怪癖也悄悄地溜將出來，楊維楨竟當眾脫下一個妓女的繡鞋，把自己的酒杯放在這小小的繡鞋中，還起了個香艷的名字，喚作“金蓮杯”，并讓大家如“曲水流觴”般，端著這個鞋杯傳飲。

那“潔癖”到了極致的大畫家倪瓚也在座，他是個溷廁里也要鋪滿雪白鵝毛的人，對這如白日宣淫的糜爛他實在是看不下去了，掀翻酒桌，丟下一連串的“齷齪”之語，憤而退席，二人從此如路人，老死不相往來。

當然，這是野史所載，可當作“魏晉風流”一類的士林叢話看待，大可不必當真；這是屬個人愛好，亦無可指責處，如那拖著辮子走過民國的大學者辜鴻銘，不是一樣有此嗜好。

所以，蘿卜白菜，各有所愛，看不慣不看便也罷了，對于很多喜歡吃榴蓮，以及如我一樣對臭豆腐趨之若鶩之人，大家還是寬容些吧。

不過，有怪癖者古今皆有，而作為女人標配的“三寸金蓮”，便是為滿足男人畸形的審美情欲而盛行數百年，從這個角度來看，至少可以說，宋代以降直至近代為止，全國絕大部分男人都是有“怪癖”的。